二战后，尤其是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后，其国家安全政策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的经典研究命题之一，也是相关论争的重要案例和现实焦点。典型现象就是建构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之间展开的解释“日本之谜”的“20年论争”。“日本之谜”是冷战后由建构主义者针对“沃尔兹预言”即日本强大后理应成为典型军事大国的论断而提出并加以驳论的议题，现实主义者当初处于守势。但时移事异，趋势变为建构主义的势力范围愈显逼仄，其解释力在21世纪的新事态面前渐失优势，而现实主义则逐步扩大了对日本安全政策的话语权重，对建构主义展开了“否定之否定”的理论竞争。与此相关，由于现实主义理论的逻辑较有力地解释日本最重要的安全政策及实践场域，自由制度主义似只能解释日本的 “非核心”与“外围”政策，这种理论研究范式与路径的演化，使人联想肯尼斯·沃尔兹的“论断”是否在长线上终将预言日本的战略走向？当然，国际关系理论的高度简约性决定了一种理论往往只解释国际关系的某一方面，“后三大理论”时代亟须对日本安全政策进行更多元复合、折中主义的理论探析。这对中国学界从理论上探究、完善对日本安全政策的解释并以此指导战略预测提出了新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