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对外积极追求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并强化同盟体系，加之盟友日本的全力“迎合”，导致新一轮美日同盟的强化凸显意识形态议题色彩。在双边关系层面，美日两国通过强调意识形态一致性，提出基于共同意识形态的目标及推动意识形态化合作，试图将意识形态因素“内化”于同盟“肌体”。在与伙伴（盟友）间关系层面，美日两国欲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并构建多边合作规则，依据战略利益处理意识形态分歧。在应对竞争对手层面，美日两国通过对中国国际形象实施“污名化”，利用所谓的“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并实施制裁，已达成对华发动意识形态攻势的政策协调共识。在拜登执政后美日同盟的强化过程中，意识形态既是目标又是手段，且具有极强的工具性价值，其实质是要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以及美日两国主导的国际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