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高洪在《日本学刊》2019年第3期发表《日本确定“令和”年号过程中的政治因素探析》（全文约1.5万字）。

高洪认为，岛国日本在大海这一天然屏障保护下形成的封闭环境，使其未曾出现“易姓革命”式的改朝换代。即便是武家政治时期，形式上的天皇权威仍得以保留，并在明治维新之后历经“绝对主义天皇制”走到战后“象征天皇制”。久而久之，这个一以贯之地使用着天皇年号的纪年方式已经不是或者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文化偏好”，而发展为普遍存在的“政治文化偏好”。使用年号标注历法对保守政党和保守政治势力来讲，已是须臾不可缺失的“日本政治文化传统标志”。由于历史的原因，二战后的民主改革并未能够清除这种保守政治“底色”，冷战时期“保革对立”模式下自民党“一党主政”与革新政党“万年在野”的政治对垒下，双方对年号存废的较量更使得天皇年号纪年超出了历法选择本身的意义。每当涉及天皇的政治事务出现波澜，各种政治力量都会不遗余力地发动起来，捍卫包括使用年号在内的“象征天皇制国家”带有的各种特征。

（一）确定纪年是国家权力运作下的政治行为

在古今历史上，使用何种历法在本质上讲是国家权力运作下的政治行为。传统历法是基于对日月等天体运行时间法则做出的法律表达。就此而言，遵守历法也就是对国家法律的遵循，可以说是世俗法律和神圣自然法则两者统一的要求。在中国古代，历法改革主要有两种动机，一是政治层面的动机，二是技术层面的动机。改朝换代，昭示着天命的转移和变革，新朝廷为了标榜其统治顺应天意，必然要废除旧的历法，颁布新的历法和年号，以获取王权正统和社会承认的象征意义。此外，在非改朝换代时期，如出现灾异、祥瑞等，也会引发统治者对历法和年号的改革。众所周知，现今大多数国家都采用公元纪年法。与之相对的年号纪年法又可以细化为“单纯的帝王年号纪年法”、“天干地支相配的干支纪年法”以及“年号干支兼用纪年法”。日本仿照古代中国使用年号纪年由来已久，更新年号自然也是由法律规范与文化传统共同决定的政治文化操作过程。国体与政体的制度设计、政治权力中的决定性力量、国家政治生态乃至国民大众的心理等因素，都会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发挥直接或间接、表面或潜在的影响。

（二）战后初年一度出现的“年号危机”

在战后历史上，日本围绕年号存废的政治斗争出现过两次高潮。第一次发生在战后初年到和平宪法制定期间，这是法西斯军国主义历史终结引发的政治大讨论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标榜“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被废除，也就失去了继续使用年号的法律依据。政治上坚持维护皇统的右翼势力顿失所恃，战前倍受压抑的和平民主进步力量扬眉吐气。在此背景下，是否继续用昭和年号纪年开始成为人们思考的问题。1946年1月，有“日本议会政治之父”美誉的尾崎行雄向众议院议长提交了“改元意见书”，建议废除“昭和”年号，改以“新日本”的纪年来表述。政治活动家石桥湛山也撰文呼吁废除年号，改用公历。但是，美国主导日本民主改革的盟军总司令部（GHQ）对此首鼠两端，既要铲除滋生军国主义的神化天皇，又需要利用天皇权威节省占领成本。于是，就有了战后天皇的“人格宣言”。据吉田茂回忆，麦克阿瑟曾对吉田讲过：“如果日本国民以皇室为中心团结起来，日本的重建不难。”足见利用天皇稳定人心是占领者的政治目的和策略选择。战后日本新宪法第一条“天皇的地位与国民主权”中明确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虽然新宪法没有明文规定战后日本是否继续采用年号纪年，但按照这一国家根本法赋予的权能，全体日本国民是有权做出相关选择的。事实上，当时日本社会上也存在新宪法实施后理应将旧的年号制度一并废除的呼声。为此，1950年2月，参议院文部委员会还召开专题会议，正式讨论了是否废止年号的问题。该委员会甚至还整合出一份“草案”，其中有“由此日始，再无‘昭和26年1月1日’，而变更为西历的‘1951年1月1日’”的内容。然而，在战后，日本保守政治色彩依然浓重，反对取消年号的声浪也十分强大。在议会讨论中，以东京大学坂本太郎教授为代表的“年号维持派”力主年号的使用不仅是“独立国家的象征”，更与“日本历史、日本文化紧密结合”，他们认为“昭和年号早已广为人知，较之公历机械似的时代划分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无废除年号之必要”。让保守势力感到庆幸的是战后日本改革百废待兴，积压的政治议题多如牛毛，加之朝鲜战争爆发后复杂的国际环境等因素冲淡了日本社会上关于历法改革议论的热度，国会为了优先确保其他法案通过，“暂时”将“年号废止法案（草案）”搁置下来。日本政府也顺水推舟，将其作为“社会共识”让昭和年号及年号纪年方式留存下来。由于战后日本几乎不加改动地承袭了原有国旗、国歌，天皇也成为新时代“国家及国民意志的象征”，政治舞台上对继续使用昭和年号的抵触情绪相对减弱，推动年号废止的政治活动逐渐平息并最终消失。

（三）20世纪70年代的“年号存废之争”

第二次“年号危机”出现在革新政党势力上扬的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这一时期，社会党、共产党与自民党形成了媒体所谓的“保革伯仲”的分庭抗礼局面，公明党诞生前后推行的中道政治也在一定意义上削弱了保守政治势力。在如此背景下，伴随裕仁天皇年事渐高，“昭和时代”行将结束，年号问题再度成为日本国民关注的政治议题。事实上，这次“年号存废之争”的根源仍在于“作为社会共识的年号面临着缺少法理基础”的政治难题。诚如日本宪法学者上田正一在《日本国宪法》总论“天皇与年号制度”中指出的那样：“年号制度是明治元年的改元诏书确定下来的‘一世一元制度’。但真正实施已经是1912年，即改元‘大正’时的事情。但战后的《皇室典范》里并未明文规定年号相关内容，其年号的法理依据是不充分的。只不过是到了昭和49年（1974年）开始酝酿制定《元号法》后，才规定仅限于皇位继承时，由下达政令方式确定年号。”这一轮“年号争议”在1975年3月18日众议院内阁委员会会议上爆发，保革双方均要求内阁法制局对此议题是否紧迫做出表态。内阁法制局给予了肯定性回答：“从法理上讲，今上天皇一旦作古，‘昭和’这个年号也会随之消失，由此开启历法空白时代。”对此，日本保守政党与社会上的保守势力怀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他们痛感“年号制度的消亡会动摇天皇制本身”。由于缺少法律依据，年号纪年很可能会随天皇驾崩一并消亡，同时也认定继续使用年号在全社会有足够强的政治基础，于是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年号法制化”政治运动。根据1976年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当时有87.5%的受访者支持继续使用年号。进入1977年后，年号存废较量持续升温。日本社会党着手准备提交“年号废除法案”，自民党内部也出现了针锋相对的动向，保守派势力加强天皇地位和权威的活动逐渐增多。1978年，一些重视此问题并与皇室有关系的人结成了“实现年号法制化国民会议”，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政治运动。在保守政治势力支持下，自民党大平正芳内阁经过反复研讨后，于1979年6月出台“元号法草案”，经国会通过后以法律形式将天皇年号秉持“一世一元”、“仅限发生皇位继承的情况下改元”和“若天皇退位，年号由政令决定”等原则固定下来。此后，“实现年号法制化国民会议”又演变为“守卫日本大会”和“守卫日本国民会议”两大推动国民政治运动的利益集团，两者在1997年合并，成为超大型右倾保守政治团体“日本会议”，吸纳学术界、经济界、舆论界、教育界、宗教界代表，在全国范围开展草根层面的国民保守政治运动，其组织机构遍布47个都道府县。

事实上，史上最短的《元号法》只有两项言简意赅的内容：第1项，元号由政令决定。第2项，元号的更改只限于皇位继承时（一世一元制）。该法有效地化解了年号制度消亡的政治危机，以法律形式再次明确恢复了一位天皇只对应一个年号的“一世一元”制度，并将战前由天皇亲自主持年号选定工作的旧制，更改为内阁发布政令，按程序确定年号。1989年（昭和64年）1月7日裕仁天皇驾崩，翌日皇太子明仁继承皇位。自民党政府基于《元号法》规定，公布了《改元政令》（昭和64年1月7日政令第1号），内容如下：内阁基于元号法（昭和54年法律第43号）第一项的规定，制定本政令，改元号为平成。至此，希望改为公历的声浪消沉下去，主张维护年号纪年的保守派政治势力得以安枕，无忧无虑地在平成时代生活了近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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