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日本学刊》2007年第3期） 

　　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曾是战后日本社会的重要特点。随着高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人民收入水平的整体提高，“一亿国民皆中流”的意识几乎已经根植于整个日本社会。但从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日本的基尼系数出现较大幅度提高，国际组织报告指出，日本的相对贫困率已位居该组织成员国最高水平的行列。近年来，社会差距扩大的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差距社会”这一用语越来越多地出现于日本媒体，甚至入选了“2006年十大流行语”。

　　人们认为，“差距社会论”所意味的“差距”，不仅指收入差距，还包括社会各阶层在消费方面、资产方面、信息获得机会或教育机会等方面的差距以及地区差距等。按照某些人的解释，甚至还包括主观意识方面的差距。所谓“差距社会”，是指社会阶层之间的各种差距呈现出明显扩大和相对固定化趋势的社会。

　　统计数据表明，近年来日本的收入差距呈现出扩大趋势。自20世纪80年代起，收入的基尼系数一直处于趋势性缓慢上升状态，进入90年代后半期之后基尼系数又出现了较大幅 度的提高。　

　　以五分位法划分的日本家庭户均收入来看，最高一级与最低一级之间的差距在1995年为8.7倍，在2004年已扩大到10.5倍。进入21世纪之后，经合组织发表的若干相关研究报告指出，日本的收入差距出现扩大，其相对贫困率已位居经合组织成员国最高行列。日本国内媒体或调查机构进行的舆论调查也表明，大多数日本人认为近年来日本的经济差距有所扩大。日本内阁府国民生活局于2006年1—2月 实施的《国民生活选好度调查》也表明，日本国民中对“收入和财产的平等状况”感到“非常满意”或“相当满意”的不足5%，是1978年该调查实施以来的最低水平；而感到“不太满意”和“基本不满意”者合计达到55.1%，是197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可以说，日本社会对差距扩大问题给予了经济高速增长以来从未有过的关注，“差距社会”一词也应运而生。

　 　 “差距社会”这一概念，东京学艺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山田昌弘最先提出的。山田在《希望差距社会》一书中提出的主要观点为：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日常生活中人们所面临的风险越来越高，在被称为“胜者群体”的成功者获得社会财富的同时，自由打工者及企业裁员受害者等“败者群体”越来越失去改变自己处境的希望，产生出“即使努力也得不到回报”之感，走向绝望、逃避，甚至自杀、犯罪。日本社会正在走向“对未来抱有希望的人”和“对未来绝望的人”两极分化的过程，成为“希望差距社会”。《希望差距社会》一书出版后，社会上人们关注的焦点，却并非不同阶层之间“主观意识”的差距，而是作为其背景的社会差距本身。这样，“希望差距社会”便脱离了其中的 关键词“希望”，而作为“差距社会”这一独立词汇流行于世。 

　　从《希望差距社会》一书出版后的2004年11月至2007年3月期间，仅书名或副标题中包括“差距社会”一语的书籍就出版了50余册，涉及各种差距问题的书籍、杂志更是数以千计。在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下，某些政界人士也开始利用差距扩大问题追究政府的责任。尤其是在小泉即将离任的最后一届国会即第164届国会上，为数众多的在野党议员甚至执政党国会议员，都向小泉追究其对差距扩大问题的责任或看法。

　　在日本民众对差距扩大问题表现出强烈担忧的形势下，日本政府有关部门对这一问题也表示了一定关注。虽然政府正式文件没有使用“差距社会”一语，但是自2005年以来，已有若干政府正式文件对差距问题进行了讨论。在2005年8月内阁府发表的《2005年版国民生活白皮书———育儿世代的意识与生活》第二章第二节中，对20—49岁“育儿一代”的收入差距状况进行了分析，指出从“育儿一代”的收入基尼系数来看，自1997年以来，几乎所有年龄段就业者之间的收入差距都出现了扩大，其中尤以34岁以下男子及24岁以下女子年龄段的幅度最大。根据白皮书的分析，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年轻一代非正规就业人数的增加，而非正规就业人数的增加则是由于年轻一代就业环境的恶化所导致的。白皮书第二章第三节进一步指出，以年轻的钟点工或自由打工者为中心，围绕育儿一代人的是获取收入环境已极其严峻。对于竞争社会所存在的差距虽不应否定，但假如低收入者丧失希望，失去劳动欲望，就会加速这一阶层的固定化。白皮书还指出，由于年轻一代依靠父母资金帮助的情况很普遍，在能够获得这种帮助和无法获得这种帮助的家庭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不公平性，有可能导致“跨代差距的固定化”。防止这种跨代差距的固定化只能依靠公共部门进行再分配。

　  日本内阁府2006年7月18日发表的《年度经济财政报告》（“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报告”，即《经济财政白皮书》），对日本国内外有关差距扩大问题的种种议论进一步做了全面回应。白皮书第三章第三节“从家庭经济的角度看经济差距”指出，经济差距扩大的动向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各国出现的共同现象，这是由全球化进展所引起的竞争激化以及人们对信息等技术革新的适应能力所存在的差异等各种原因造成的，而差距的状况则与各国所处的历史、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在长达26页的篇幅内，白皮书从“经济统计数据”、“社会阶层的动向”、“国民对差距的意识”以及“思考差距问题的视点”等几个方面，对日本的差距状况进行了相当详尽的分析。其要点可归纳如下。

　　（一）收入差距。（1）从基尼系数来看，日本的收入差距呈现缓慢扩大的长期趋势。但根据统计数据来源的不同，基尼系数的计算结果也存在一定差异。不过，除基尼系数之外，其他不平等指标（如阿特金森指数、平均对数偏差系数、泰尔熵指标等）也显示出日本的收入差距处于长期缓慢扩大趋势。（2）从各年龄段的情况来看，由于老年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比其他年龄段更大，可以认为，老龄化的进展是使日本出现收入差距缓慢扩大长期趋势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1999年以来出现的年轻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应引起注意。（3）总的来看，日本的基尼系数仅仅略高于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虽然OECD的报告认为日本的贫困率已处于成员国第三高的水平，但由于OECD的计算所使用的是日本《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数据，如转换成以全部家庭为对象的《全国消费现状调查》数据，相对贫困 率将与OECD的计算结果存在较大差异。此外，与OECD所使用的“相对贫困率”指标相比，如以“绝对贫困率”（以生活必需品为指标）来看，日本的贫困率也将大幅度降低。（4）日本人均收入的地区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有所缩小，但2001年至2003年期间又出现反弹。分析结果表明，差距扩大的主要原 因是由于各地区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所致。

　　（二）消费支出差距。（1）从消费支出的基尼系数来看，日本消费支出差距的变动与收入差距变动的方向基本一致，但其基尼系数小于收入的基尼系数。（2）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叶的萧条时期，消费支出差距的扩大幅度曾略高于收入差距的扩大幅度，但在1999年以后，消费差距仅出现缓慢扩大。　

　　（三）资产差距。（1）从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的情况来看，居民的资产差距较收入差距更大，换言之，资产的基尼系数一直高于收入的基尼系数。（2）从资产基尼系数的变动情况来看，在90年代出现了大幅度下降，但2000年之后则基本稳定。

　　（四）工薪差距。（1）1987年到2002年，日本工薪收入的基尼系数持续上升，尤其是1997年至2002年期间，差距扩大的幅度相当大。应该认为，这其中有就业形态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2）从各年龄段的情况来看，年轻人非正规就业的比重提高，导致某些年龄段工薪收入的基尼系数出现较大上升，其中尤以20岁至24岁这一年龄段为甚。（3）由于企业开始采取业绩主义计酬方式，根据就业者能力的不同，在中老年男子大学毕业以上学历正规就业者之间，工薪收入差距也出现了扩大。

　　在上述对差距状况基本把握的基础上，白皮书指出，从调查结果来看，至2000年为止，日本的社会阶层并未出现固定化倾向，日本国民的“中流意识”也并未出现根本性改变。但对于自己的地位和报酬，人们可能产生理想与现实不符之感。此外，由于近年来某些信息技术企业的迅猛发展或公司股票上市等原因，导致社会上出现了一批高收入者，而同时又有一些员工被企业裁员，这些个别事例也加剧了人们对“差距扩大”的主观感觉。

　　白皮书最后提出需要进一步关注的几个问题:（1）年轻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很可能与其严峻的就业形势有关。目前不少年轻人依靠父母帮助生活，一旦失去父母的帮助，这些年轻人将陷入困境。因此，有必要关心年轻一代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2）工薪差距的扩大很可能与非正规就业的增加有关，因此有必要从差距问题的角度对正规及非正规就业的动向给予关注。（3）分析结果表明，以包括单亲家庭在内的总户数计算的基尼系数在1999年至2004年出现了小幅下降。但这主要是由于日本收入水平的整体性下降所导致的收入分布的低位集中，这也意味着一味缩小差距未必是好事。应考虑采取政策扩大就业，使人民的收入实现整体性提高。同时，还有必要设计并构筑针对低收入阶层等弱势群体的安全网。

　　总的来看，白皮书对目前日本经济差距的状况所进行的考察、分析堪称面面俱到。虽然由于立场方面的原因，某些解释显得比较牵强，未免存在着一些为政府开脱的嫌疑。但应该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日本官方就差距问题所发表的最详细的文献。

　　几乎与日本内阁府《经济财政白皮书》同时，经合组织也于2006年7月20日推出了其《2006年日本经济报告》。该报告第四章“收入的不平等、贫困和社会支出”专门讨论了差距扩大问题，称“日本的收入不平等和就业者的相对贫困率已经上升到OECD平均以上的水平”，并指出，实际上，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就业者的基尼系数已出现大幅度上升，从以往远低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上升到略高于OECD平均水平。而日本的相对贫困率也进入到OECD各国最高的行列。导致差距扩大的部分原因是人口老龄化，因为老龄化的进展使劳动力人口中50岁至65岁年龄段所占的比重提高，而这一年龄段的特点正是其工薪收入存在较大差异。然而，劳动力市场越来越显著的双重结构才是差距扩大的关键性原因。在日本，非正规就业的比重已经从十年前的19%提高到30%，而作为非正规就业的钟点工每小时的平均工资仅相当于正式工的40%。两者之间的巨大差距仅以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是无法解释的。虽然非正规就业者比重的提高有经济周期方面的部分因 素，但由于非正规就业者中能够转为正规就业者的比重很低，可以认为，劳动市场的这种双重结构存在着被固定化的危险。

  　  在日本学术界，最早提出日本已经出现差距扩大趋势的学者被认为是京都大学教授橘木俊诏。橘木在1998年出版的《日本的经济差距》第一章中明确指出:“大家都相信，与欧美各国相比，日本的收入分配平等性高，并没有太大的贫富差别。而且很多日本人能够感觉到自己处于中流阶层”，但“这一中流神话正在破灭”，“在某些领域平等的现实已经荡然无存”。此书和东京大学副教授佐藤俊树于2000年出版的《不平等社会日本———再见了“总中流”》一书，都曾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社会关注。

　　日本财务省财务综合政策研究所于2005年9月设立了以该研究所名誉所长贝冢启明教授为会长的“关于日本经济差距实际状态及其政策应对的研究会”。研究会由12名正式成员组成，除一名来自本所外，其余均为各大学从事相关问题研究的教授。研究会 的主要目的是验证世代间、世代内以及家庭间收入、资产差距的实际状态，分析和探讨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和税收制度等收入再分配政策消除社会弊端的途径，为日本的社会保障和税制改革提供基础性材料。

　　2005年9月至2006年2月，研究会先后召开了六次研讨会，并于2006年4月召开了正式学术讨论会。这些会议根据需要邀请从事相关研究的其他学者参加（山田昌弘、橘木俊诏、佐藤俊树和大竹文雄等教授都曾参加讨论）。虽然会议成果没有以著作形式出版，但应该说学者们还是根据其各自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有意义的见解。如贝冢启明提出，应该把收入差距问题和贫困问题分别对待，对于收入差距不必过分重视，因为高收入本身并不构成问题，所要研究的应是如何解决最低收入阶层的贫困这一课题；大竹文雄指出，对于哪些人、如何陷入贫困，其中有哪些人、通过何种方式摆脱了贫困，应进行深入研究；庆应大学教授樋口美雄指出，在讨论差距扩大时，还应具体分析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经济萧条的周期性因素导致，还是由于结构性因素导致；东洋大学教授驹村康平提出，低于最低生活水平线的人群在地理上一般集中于某些地区，这些地区往往会不断“再生产”出贫困，等等。

　　近年来日本出现的差距扩大问题，以经济全球化的进展为背景，这也意味着以往支撑日本高速增长的“日本模式”的改变。在高速增长时期的日本，人们提倡“团队精神”，企业内不存在像美国企业那样悬殊的收入差距。 

　　日本近年来出现的社会差距扩大，除老龄化等社会结构变化的因素外，实际上正是由以往的日本模式向美国模式转换过程中出现的不可避免的现象。然而，在“中流意识”业已深入人心的情况下，差距的扩大有可能引发各种摩擦和问题。另一方面，任何“模式”背后都存在着一定的运行机理，由各种要素和制度装置形成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关系。假若日本在尚未改变其“企业本位主义”社会意识及制度装置的情况下出现“美国式”社会差距扩大，就有可能产生比美国更大的弊端。另一个层次的重要问题是，即使以往的日本模式在新形势下已经迫于改变，那么美国模式是否就必然是日本今后的唯一道路呢?早在2000年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小宫隆太郎就曾提出，美国模式并非日本的唯一出路，瑞典模式等也可作为选择。应注意到，近年来已经有更多的学者在探讨借鉴其他模式的可能性。除瑞典模式外，荷兰的“部分时间工作制”模式等也引起了不少学者和和有识人士的关注。以上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和探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