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日本学会和全国日本经济学会是中国研究日本问题的重要平台。长期以来，广大从事日本研究的专家学者通过这一平台，推出了大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动了中日两国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相信本次会议的召开，也将为深入了解日本、促进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

　　中日两国自古以来就是相互影响极大的邻国。正因为如此，对对方国家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历史的经验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没有对一个国家的深入研究，就不可能有针对它的科学决策。

　　在古代，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高于周边国家。中华文明以各种方式，源源不断地向周围辐射，形成了包含日本在内的中华文化圈。日本不惧惊涛骇浪，一次次派出使节和留学生来中国学习、考察，其目的是为了本国的社会改造。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全方位的改革——大化改新，就是在对中国唐朝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之后，再根据自己的国情和需要，加以取舍和权衡，并最终付诸实践的结果。如果说，日本中央机构采取的八省六部制、经济和社会领域推行的班田收授法和户籍制度等等，反映了日本对中国的深入了解，那么，在日本的改革措施中没有采纳中国的科举制等制度设计，更是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日本对中国的研究是与其现实需要紧密结合的。向中国学习的结果，日本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从一个落后的奴隶制国家，很快成长为法制完备、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封建律令制国家。

　　16世纪末，日本发动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矛头指向中国的侵略战争——壬辰战争。这场中、朝、日三国之间在朝鲜半岛上展开的长达七年之久的侵略与反侵略战争，成为中日关系的历史拐点。这一时期无论中日双方国内还是国际形势，都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再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处理对日关系已经行不通了。但是，明朝统治者并未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变化，没有看到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已开始由尊崇和师从逐渐转为轻蔑和挑衅，对华政策由遣使通好逐渐转为减少乃至断绝官方往来，日本开始越来越多地以各种方式在国际舞台上与中国展开利益争夺，挑战中国的大国地位。而明朝统治者却仍幻想用传统的册封方法羁縻日本，以结束战事。结果事与愿违，羁縻不成，战事又起，导致明廷耗资数百万（是国家全年财政收入的两倍），丧师数十万，造成国家利益的重大损失和外交上的极大被动。

　　明代的中日关系，以及明朝统治者脱离实际的对日政策，给我们研究日本问题的学者留下了深深的思考。

　　自甲午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华民族饱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一次次侵华战争造成的巨大伤痛，至今仍是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令世界震惊的速度发展壮大，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与日本之间综合国力的差距不断缩小。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既不同于古代、也不同于近代的历史新阶段。由此而来的交往方式、交往目的、交往手段等等，都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但是这种变化并没有减弱日本在我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性。日本仍然是中国的邻国和周边大国、强国，中日关系仍然是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正如2006年3月胡锦涛主席在会见日中友好七团体负责人时所说：“中国政府将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日关系。”不仅如此，在中国构建和谐世界的国际战略中，在东亚地缘政治的舞台上，在领土、资源、国家安全与核心利益的维护等方面，日本比以往与我们更加息息相关。正如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在访问日本时所说：“中日两国同为亚洲和世界的重要国家，中日关系的状况对地区乃至全球都会产生重要影响，我们需要以这样的眼光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维护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推进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致力于亚洲的振兴”。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对海外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中日两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也在不断加深，经济互补性在不断增强，双方都已成为对方最大的贸易对象国。到2004年，日本对华贸易总额已超过对美贸易总额。2009年，中日双边贸易额由邦交正常化时的11亿美元增加到2288亿美元，增加了近二百倍。人员往来达到487万人次。目前，中日互为第一、第三大贸易伙伴，日本是中国第二大外资来源地。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日本海外直接投资下降了47%，而对华直接投资仅下降3%。据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最新调查，认为“中国是最有投资前途的国家”的企业从2009年的63%提高到2010年的74%。

　　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当前对日本的研究，正在变得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重要，更为紧迫，也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新时期和新形势向日本研究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要以更加扎实的学术功底、更加刻苦的钻研精神，投身于新时期的日本研究中去。在研究中，既要重视基础研究，也要重视应用对策研究。要真正认识到：基础研究是应用对策研究的质量保障，没有对研究对象国的深入、准确、充分、客观的了解和把握，对策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既不可能科学严谨，也不可能及时有效。因此，基础研究永远是国际问题研究不可忽视的基本功。当前，应用对策研究要紧紧跟上中日关系发展的新阶段和新要求，要重点研究与古代、近代相比，中日关系新的历史阶段究竟“新”在什么地方，有哪些新的特点，这些新特点是如何形成的，它对中日关系的走向有什么影响？要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当中，找出什么是反映事物发展规律的根本关系；在变幻莫测的表象之下，认清什么是决定事物本质的关键因素。在高质量的应用研究基础上，提出高水平的对策建议。总而言之，通过对日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进一步提高我国日本研究的水平，使之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国际学术界占据其应有的地位。

　　时代在不断变化，但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却不能改变。面对国内外形势变化带来的新的挑战与新的任务，我们要再接再厉，通过中华日本学会和全国日本经济学会这一宽广的平台，更加积极地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为国家的发展和对外政策的制定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