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和美国研究所成立30周年。自1981年成立以来,日本所和美国所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步伐,在各自的研究领域经历了起步、发展、成熟的不同阶段。日本所和美国所作为同样经历和同等职能的国别研究所,面对后冷战时期的结束、多极化世界的来临以及全球化时代的东亚新格局的形成,正在为中国的日本研究和美国研究发挥积极的智库作用。根据会议安排,我首先介绍中国的日本研究概况,然后着重谈中日关系研究中的焦点问题。
一 中国日本研究的基本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日本研究大致经历了重新起步、发展、成熟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为日本研究的重新起步时期。这个阶段的特点是:(1)研究机构的成立与重组;(2)研究目的偏重于“介绍”和“借鉴”日本的经验,探讨日本的发展模式和特征;(3)研究人员大多数是学习外语出身,熟悉日本语言文学,而其他学科的日本研究基础相对薄弱;(4)学科研究中,学术积累较深厚的是人文学科(文史哲),特别是日本历史研究学科,该学科带动了其他一些学科的日本研究,如日本经济研究、日本法学研究、日本政治思想研究等。学会的成立状况体现了上述特点。在1981年日本研究所成立之前,已有全国日本经济学会(1978年,原中华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和中国日本史学会(1980年)成立在先,而全国性的日本综合研究学术团体——中华日本学会是在1990年2月即中国的日本研究开始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才成立的。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为日本研究的发展时期。这个阶段的特点是:(1)各学科的日本研究全面展开。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改革开放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学术研究随着经济体制的重大转变,注重回应社会转型带来的诸多新问题,日本研究逐步深入到各个学科专业领域,成为各学科普遍关注的研究对象之一。(2)从事日本研究的人才成长迅速。全国各日本研究机构培养的人才逐渐崭露头角;许多日本研究人员通过攻读博士学位提高了专业素质;一些在日本学成回国的博士成为日本研究的骨干力量。(3)研究客体从相对静态的日本转变为动态的日本。90年代的日本,在经济、政治、外交和安全上都开始进入重大的转折时期,经历了泡沫经济崩溃、“1955年体制”解体、后冷战时代国家对外战略的重新定位、日美同盟的重新定义等“大事”,中日关系也受此影响而进入新的调整时期。中国的日本研究注重了对处在转型期的日本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变化的研究。
第三个阶段是21世纪的前十年,日本研究进入成熟时期。之所以将这十年评价为成熟期,是因为这个时期有几个前所未有的特点:(1)国别研究与学科研究相结合。日本研究学者通过与非日本研究专业学者的合作,强化了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度和学科意识,提高了研究的对策性和应用性,巩固了日本研究相关专业的理论基础。(2)注重基础调研和分析。研究中侧重分析“是什么”、“为什么”,更加注重资料的积累、使用以及对前期研究的分析。(3)关注对方法论的研究与运用。在人文学科的日本研究领域,虽然美国和日本的先行研究在方法论上对中国的日本研究影响较大,但尚不足以令人满意。尽管距离构建中国的日本研究范式还有相当长的路程要走,但中国的日本研究学者已经开始了方法论的探索,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鼓舞的现象。
在第三个阶段的日本研究中,政治、外交研究成为最为活跃、发展最快的研究领域。这是因为,日本政治生态、政党政治、外交取向、安全战略等方面的变化,影响到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不能不引起重视。在日本政治研究领域,学者们对冷战后日本的国家发展基本方向保持较高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力图揭示日本国内政治势力对比变化以及政治转型的价值取向。有关日本政治右倾化、保守化、国家主义思潮、修宪倾向、右翼势力等问题的研究,往往交织在一起。这些研究中,有些是以后冷战时期世界政治进程对日本的影响以及日本国内政治势力变化为背景展开的,有些是从政治思潮研究的角度着重揭示日本政治保守化的意识形态本质。
在日本外交战略研究中,中国学者经常议论这样一个话题:日本是否有战略?日本是否有清晰的战略?我们看到,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外交正在经历缓慢而艰难的重新抉择过程,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努力成为“普通国家”、追求政治大国化,是21世纪日本外交的战略目标。
中国学者关注日美安保体制为核心的日美关系。中国学者指出,1997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新指针”)具有冷战后日美同盟关系的标志性意义。它使得日美安保体制的适用范围扩大化、日本军事战略攻势化、日美安保体制的日常功能增大、日本战时支援美军功能增强,是导致日美加强长期防卫合作的纲领性文件。2001年的《阿米蒂奇报告》,昭示了美国对日本参与共同政策的期待,反恐战争推动了这一蓝图的实现,日美同盟的防卫范围从1997年“新指针”的“周边”继续扩大至亚太甚至具有了全球意义。日本在同盟中的地位,开始从被动接受保护转变为主动参与亚太地区的安全事务。这个转变在2009年以来表现得更加明显。日本的这些动向引起中国学者的高度重视。有学者指出,日本外交始终面临着追随美国与开展对东亚特别是对华外交的矛盾。该矛盾突出的表现是:在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中受到美国的强烈牵制,在处理日美关系与日中关系时陷入一种死结,其立场处在美国立场的限定范围内,因而日本在处理美国之外的东亚双边关系上,特别是在处理日中关系上,总比美国的步伐慢一拍。如何对待美国和中国,成为日本在21世纪外交抉择上的两难。在“美主日从”的日美关系框架下,日本的“普通国家”目标与日美同盟外交之间也存在深刻的矛盾,要想真正成为“普通国家”,实现军事独立是前提条件之一,而这既不是美国能够容忍的,更不是周边国家能够容忍的。
由于日本从未与周边国家真正实现“历史和解”,因此,日本在日美同盟中作用的扩大以及走向“普通国家”的路径与方式,一直是被中国学者高度关注的。日本近期的防卫动向表明,防卫范围在逐步扩大,防卫手段越来越显示出进取性和强硬姿态。这种借助美国抑制中国的战略选择以及日趋强硬的对华战略防范态势,给地区安全造成紧张氛围,使中日双边关系增加不确定因素。2009年以来,美国高调宣示美军力量的优势和美日军事同盟的首要地位,频繁举行联合军演,提升军力部署,扩展军事与防卫合作,而日本的外交军事动向与美国这一系列动作遥相呼应,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对日本军事长期意图的担忧。
二 中日关系研究的焦点
在日本研究所建所30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作了如下题词:“论往昔,中华东瀛为友为敌是非在;望前程,环宇生民是福是祸总相关。”中日关系,长期以来是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在近代史上,积贫积弱的中国,如何与日本打交道,如何处理与日本和其他西方列强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决策者难以决断的问题。当今的中国与110年前的中国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如何看待中日关系、如何处理中日美三边关系、如何看待日美同盟,是中国外交所面对的最重大课题之一。中国与日本有没有共同的战略利益?有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如果分析的结果是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中日之间能够维持一种怎样的理性关系?日本在中国的和平发展过程中会扮演什么角色?中国应该推动日本扮演什么角色?如何消除日本对中国的恐惧、使日本接受中国的和平发展?这是中国的日本研究者面临的核心问题。
在研究近期中日关系时,应当关注以下三个问题。
(一)如何妥善处理中日美三国关系
2009年以来,东亚地区的安全局势进入调整期,整个进程在2010年呈现加速态势。尽管美国的超级军事力量在地区安全的权力结构上仍旧地位显赫,但是在区域内一系列政策和结构性因素的作用下,特别是中国崛起带来的地区权力和财富结构的变化以及对美国的战略性挑战,促使东亚区域安全局势进入重大战略转型期。中美两个大国关系的变化,是地区安全局势变化的主要原因。由于日美同盟关系的存在,美国的安全政策和对日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日关系,尽管这不是中日安全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但可能是消极因素。相对于美国对华既合作又遏制的做法,此前日本政府的做法显示出的更多是遏制。应当说,中日关系并不等同于中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中美关系也不可能等同于中国与美日同盟的关系。如果日本把对华关系的基本定位置于日美同盟关系之下,中日之间的战略互惠关系就难以建立,战略互信也无从谈起。
(二)如何妥善处理领土争议
中日之间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存在争议是不争的事实。正因为如此,才有1972年邦交正常化时中国领导人与日本领导人之间关于该岛“搁置争议”的默契原则的建立。目前,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态度已经背离了1972年达成的默契,转变为否认争议的强硬立场,严重扰乱了中日关系的大局。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可能会立即转化为外交安全危机。如果日本政府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既不承认争议也不搁置争议,可能意味着切断了“共同开发”的合作之路,阻碍了危机处理机制的建立,影响了战略互惠关系的实现。
(三)如何妥善引导中日关系
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寻求中日共同战略利益的前提,是战略互信关系的建立。2011年8月公布的舆论调查显示,中日两国民众的相互好感继续下滑。缺乏互信,成为阻碍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并健康发展的基本原因。建立互信的关键,在于“历史和解”和搁置领土争议。由于中日之间没有真正达成历史和解,因而缺乏最起码的互信的基础。有美国学者问,历史上并非只有日本侵略或掠夺过中国,为什么只有中日之间不能和解?中国学者的回答是,“历史和解”并非简单的叙事,需要坚持最基本的认知原则——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而日本国内在历史认识的最基本认知原则上未能统一认识,发出的声音是模糊的或者自相矛盾的,甚至是被撕裂的,这个特征在日本政治家身上尤其明显。因此,要使中日关系平稳发展,两国领导人的引航作用十分重要。多年的经验证明,只要中日两国领导人在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等三个敏感问题的处理上采取谨慎的态度,就可以避免突发事件影响两国关系的大局。
三 结 语
中国与日本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正处在实现工业化阶段,日本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因此,中国经济、军事的快速增长与日本已经达到的高度水平是不可比的。中国在刚刚取得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的同时,就已经面临一些与日本相似的结构性问题,而日本则是在完成工业化之后才出现这些问题的。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仍面临着可持续发展问题,而日本实现了单位能耗小、环保效果佳的可持续性较强的生产方式。我们应当承认,中国与日本相比差距还很大。中国一定要追求国家发展、人民幸福,不需要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也不需要威胁日本,但是中国必须证明自己的和平崛起。日本在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后没能够实现有效的变革,失去了国家发展的方向与道路。方向与道路的迷失导致心态的变化,也影响到对中国发展的客观判断。如果日本能够继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发挥自身的优势,将自己打造成为“高品质的中等国家”,日本的经验仍将为其他亚洲国家的后工业化提供重要参考;如果日本能够正视历史、搁置争议,将可能在东亚地区新格局中真正发挥促进和平的作用。日本也同样必须证明自己是在走和平发展道路。
在面对“世界大变局”和“东亚新格局”的今天,中日美都在思考各自的国际定位。只有客观地判断自己和对方,才能准确地给出定位。智库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有利于相互间达成准确的判断。为此,日本研究所举办此次“东亚新格局与中日美关系”国际研讨会,并期待它取得成功!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