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徐平教授在《日本学刊》2013年第3期发表《战后日本经济发展阶段考察——兼谈赶超经济的体制性缺陷》一文。该文对战后日本赶超经济的三次阶段性“试验”进行论述，指出了赶超经济难以克服的体制性缺陷。现摘编如下。

　　西方国家是工业化的先行者，在世界工业化进程中占据优先地位，后发展国家只能在由先发国家所编织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开始自己的工业化进程，因此，后发展国家的工业化启动面临着极其不利的“初始条件”。不过，美国经济史学家格尔申克隆提出了“相对落后性假说”。他认为后发展国家在向工业化转变的过程中，具有一种得益于落后的“后发优势”——充分引进和利用先发国家的科学技术。他说：“对一个较落后的国家，断定其落后程度的一个依据正好是它缺乏那些在较先进国家被作为工业发展前提条件的因素。……然而，落后国家有着先进国家不曾有过的工业发展的‘前提条件’，这就是有先进国家作为技术辅助、熟练工人和资本货物的来源。”[①]格尔申克隆关于“后发优势”的分析对后发展国家是适用的，同时也为后发展国家实现经济赶超提供了理论支持。如果将“后发优势”理论具体化，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一是发展模式选择的比较优势，即对发达国家各种不同工业化模式进行理性比较和选择，做出适合自身历史条件的最优选择，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二是发展途径选择的比较优势，即通过有效利用发达国家现有成果和经验，加快自身的工业化进程；三是强化制度供给的比较优势。一方面，通过大规模发展诸如基础设施等条件，为政府对转变过程的介入创造社会需求；另一方面，后发展国家经济落后的现实又容易引发强烈的社会变革意识，这种社会变革意识也可以通过制度供给的强化，引导社会资源投入到工业化进程。就是说，后发展国家持有的落后意识为发挥政府的比较优势、调动资源以及采取抵御风险的行动提供了合法性支持。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将经济增长大致划分为两种类型：（1）自然增长。古典经济学对自然增长早就有基本的描绘，即在自然条件和技术条件下，一些潜在的或自发的活力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②]因而，自然增长具有相对缓慢性、平稳性和持续性发展的特点。西方先发国家属于内源型工业化，其经济增长属于自然的、渐成的和平稳的经济增长；（2）赶超增长。作为后发展国家[③]，日本在战后特定的国内外环境下形成了经济赶超模式——以经济优先为共有信念，以政府主导为显性特征，以举国协调为重要依托，以出口导向和技术吸收为发展战略的高度集成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经历了从落后的市场经济向统制经济的转变，从统制经济向完善的市场经济的转变，等于将发达国家经历几百年时间完成的制度变迁压缩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④]一般情况下，赶超经济发展需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以大力培育社会能力为重点，为积聚后发优势创造条件。这一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为资本、劳动力投入式的粗放式经济增长——“规模的扩大”；第二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通过人员流动、国际贸易、外国直接投资等途径，进行技术引进和制度模仿，从而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效率的增进”；随着与发达国家技术和制度差距的缩小，可模仿学习的领域逐渐缩小，后发优势随之减少。第三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培育自主创新机制，经济增长动力逐步从后发优势转向先发优势——“自主创新”。日本的教训表明，以技术创新为重点的“第三阶段”的赶超，才是工业化的实质性转变。此时，技术创新所需要的社会条件已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一是个体的动机与追求；二是社会的价值体现与文化氛围；三是国家的制度安排与政策环境。这就需要对业已形成的政府主导下的“赶超模式”进行制度性的调整。但是，赶超经济既可以促进后发国家工业化经济的生成、发展和实现，也可以为后发展国家工业化的未来发展埋下隐患，使其在后续的发展中为解决这些遗存下来的隐患付出难以想象的社会代价。具体表现为：

　　（一）经济超常规增长所造成的畸形缺陷

　　对后发国家来说，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赶超，因此，往往把速度看作是缩短差距和政府绩效的主要标志。为了追求高速度，后发展国家常以政府干预的方式打破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成长过程，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浮摆一个对实现赶超至关重要的重化工业体系。然而，由于落后工业的广泛存在（在日本所表现的则是其经济结构的二重性），在引进现代工业的过程中时常伴随着紧张的结构压力，使发展性短缺日益明显。而赶超性短缺的包袱，主要是由地方经济承负的。在国家将主要资源用于现代工业的发展时，给地方经济留下的仅仅是零散的和难以形成经济实力的资源，从而使地方经济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这种状况又往往迫使地方政府采用超规范的、与国家发展要求不同的办法搞经济，于是形成了地方政府经济活动与国家层面经济活动的重大区别。

　　（二）经济超常规增长所导致的社会压力

　　任何体系，从人体循环系统到社会财富创造系统，都应遵循内在的规律进行运转，过慢容易失灵，过快容易崩裂。“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每一个财富创造体系都按其特有的步伐运转，也都有其独有的新陈代谢速度。”[⑤]相反，“如果我们总是处于生产能力与效率的边限上，就会导致极度紧张，这对于社会与个人都是不健康的。两者都超出了帕金森规律意义上的能力适用阶段。”因此，“人们必须总是要保持一些潜在的可能性和未使用的能力，让个人与社会处于能力适用阶段。有进一步发展能力的状态比竭尽一切力量的状态，更接近于最佳发展。”[⑥]赶超经济加快了社会发展节奏，也造成了紧张的社会压力。一方面，它使传统社会的基本骨架，即自然经济的自稳定结构在现代社会的嵌入下不能正常发挥其功能；另一方面，由于变化的速度过快和角度过大，现代社会的规则和秩序难以即刻建立。这样，传统的框架依然以各种形式渗透和再现于现代社会结构的每个角落，使社会发展出现管理“真空”，正式的制度安排难以履行，超规范的“非制度安排”在正式制度安排的外壳下各行其道。正如一位西方学者观察的那样，日本不是依法进行统治，而是置法于统治之下，日本如果像西方国家的民主社会那样，或者像日本宪法规定的那样运用法律，那么今天日本的权威结构就会崩溃。日本存在着大量的“例外规定”。如与美国的反托拉斯法相比，日本“例外规定”的产业领域比重非常大。这也是日本禁止垄断法实施力度较弱的重要原因。同时，对于违反禁止垄断法事件的规制，日本虽然也有行政的、民事的和刑事的规制手段，但却很少使用刑事诉讼的法律手段，一般都是以行政指导的方式进行处理。为了避免发生政治与社会危机，政府就需要对越来越多的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比如救助困难中的工业企业等。因为一个大公司或银行的破产对于许多表面状态良好的企业，对于整个社区，甚至对于政治稳定都会产生影响。结果，日本政府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演变成为一个“超载政府”。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国家预算，同时也逐渐破坏了原属于社会的创造性领域。

　　（三）“强政府”干预所造成的扭曲的制度供给

　　在日本，官僚制度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日本社会存在着的“官尊民卑”的特权思想，使日本政府部门内部一直保持着“非民主性”的特点以及政府官员“神圣化”的倾向。[⑦]在官僚权力中，最强有力的工具莫过于被称为“下凡”的工具。官僚退职后，在其原先任职省厅控制下的产业界或外围团体得到职位。“政府职能部门利用手中的权力，采用各种方式，谋求各种利益。在职期间，他们将利润丰厚的合同下达给自己的直属机构，甚至可以不通过任何招标方式。作为回报，他们在退休后，就理所当然地到私营企业或公益法人部门任闲职，心安理得地获取丰厚的薪金。依靠这样的体系，一个退职官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所获得的总收入，有时可高达几亿日元。”[⑧]就是说，如果调整了传统制度安排，政府的权限就有可能受到削弱，政府高级官员“下凡”到企业的道路也会被阻断。如1996年当日本厚生省的退职官员到与新药许可和销售方面跟民间企业有密切关系的厚生省药务局任职的消息被披露之后，受到了社会舆论的批判，于是厚生省开始对“下凡”官员进行自肃。但是，事隔不久便在日本又发生了退职前曾负责药物审查的政府官员到东京医药品工业协会任理事长的事件。由此可见，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在传统制度供给条件下已经形成的一种难以改变的惯性。仅从日本政府官员“下凡”的情况来看，至今尚没有改变的迹象。2002年日本政府的“下凡”官员人数为1086人，到2011年仍为1144人。

　　此外，这一体制性弊端还衍生出许多粉饰性的陋习：（1）标志性工程。日本赶超经济的附属性特点是投资型增长，形成了一种被人们称之为的“公共投资依赖症”，[⑨]这也是“日本独立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而拥有的特殊地方”。[⑩]日本政府不是致力于解决根本性问题，而是专注于各种标志性工程建设。日本就如同一个“土建国家”，各种用途不明建筑物林立于日本全国各地。一些地方政府也沾沾自喜、引以为荣地建设所谓的“高科技未来都市”、“乌托邦城市”、“临海商务区”以及美术馆、超级昂贵的智能大楼等。因此，有人把日本称为“钢筋混凝土国家”，把日本政治称为“土建政治”。以“公共投资”为中心的财政体制孕育了强势的既得利益集团。正是有了政治家和政府官僚的背后撑腰，日本的建设业才不断壮大。到1998年，全行业从业人员达690万，占日本劳动力总数的10.1%，相当于美国或欧盟相关数字的2倍。如果将由公共事业所派生的间接就业机会亦计算在内，有专家估计日本每5个就业机会中就有1个与建设业有关。[11]可以说，自19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委靡不振的秘密，就隐藏在这些统计数字中。从世界各发达国家的研发费用来源来看，2008年日本政府承担的研发费用比例为17.8%，远远小于美国的27%，德国的27.7%，法国的39.4%，英国的29.5%。[12]那么，日本政府为何达不到其他国家那样的投入比例呢？这是因为在官僚主导型的政府体制下，日本政治家为照顾选区和确保官僚的“下凡地”，将巨额国家财政支出浪费到高速公路、农村道路、维护新干线等保护性基础设施的建设中，然而，这些公共投资并未达到政府刺激经济复苏的预期。[13]以至于日本松下政经塾政经研究所所长小泽一彦痛心地质疑：“对人口急剧减少的过疏化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农田、大坝、桥梁和铁路建设，究竟有何投资和福利的意义呢？”[14]财政投资取向的偏离，使得日本终于没有更多的财政能力像美国和新加坡那样及时地投资于信息网络建设，而一些实证研究则显示，因特网建设完善的企业更有可能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2）粉饰性决算。日本赶超经济附属性的另一个特点是“粉饰决算”和数字虚报。1999年，当日本政府投入7万亿日元救助银行的时候，大藏省承认的不良债权却高达49万亿日元，是政府投入资金的七倍。尽管如此，大藏省官员却表示，金融危机会在“一两周内”结束。但事实上当时日本正在经历战后金融问题最为严峻的时期。（3）习惯性隐瞒。为了保证政府体制的权威性，就要不断地隐瞒事实。震惊世界的核泄露为这一点做出了最经典的诠释。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自从人类使用核电站以来，比较严重的事故大约发生过十起，其中日本就占了三起。尽管事故多发，但“核电站绝对安全”却是日本政府长期以来宣传的一句广为人知的口号，全国上下不得论及核安全问题，政府也很少披露有关信息。1999年茨城县发生核分裂临界事故以后，日本当时感到向美国借用机器人救灾甚为难堪，因此曾拨款30亿日元用于开发核电站救灾的遥控机器人。遗憾的是，这项研究仅仅维持一年即被搁置，日本政府和企业全面停止了包括机器人在内的核安全防范的科学技术开发工作。[15]核电站事故引起了举世关注，而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却依旧隐瞒信息。在不向地方政府和渔业从业者以及周边各国作出详尽说明的情况下，擅自将福岛第一核电站含低浓度辐射性物质的污染水排放入海，这一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做法，招致了各方抗议。（4）非理性虚夸。为了实现赶超目标，似乎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生活的任何干预都合法化了，因为一旦宣称它是“为了实现赶超目标”，那么所有的政府规制和行为（“行政指导”、“官厅山头主义”和“下凡”等）似乎都是合理的和正当的。既然是正当的，在政府、官僚、财团之间形成的“铁三角”关系就很难被打破，[16]日本政府的许多制度安排仍然停留在原有的水平，无法适应快速多变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现实。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政府仍然沉浸在泡沫经济的虚幻和对日本式经济体制的自满之中。正如日本学者指出的那样：日本政府并没有努力去查明泡沫经济产生和消亡的机制，仅仅从谴责在这一过程中接连发生的金融和证券丑闻的角度借题发挥，或是把焦点集中在以往的企业伦理和经营体制方面。只是在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经济停滞的长期化和深刻化，日本才逐渐意识到传统制度供给调整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总之，日本官僚体制内部错综复杂，在社会上也是盘根错节，横亘在改革面前，[17]构成了“虚弱且封闭的体制”。[18]

　　从理论上讲，日本的赶超经济在进入第三阶段后，理应进入制度创新阶段。但是，日本的实践表明，在经历了前两个阶段后，日本无论在技术创新方面，还是在制度创新方面，都难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因为日本已经形成了一种传统的惯性和路径的依赖。比如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实施的“政府替代”，形成了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之间互惠性的制度安排。随着市场发育和经济发展，“政府替代”理应逐步弱化，但因政府同主要经济组织在利益上交织在一起，使得政府很难从“伙伴关系”中顺利退出，由此形成了关系“锁定”局面。日本正是在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极其微妙关系的状态下步入社会转型期的。在赶超经济时代，其中所构成的矛盾被赶超目标以及经济的高速增长所掩盖；实现赶超后，所有的矛盾开始慢慢显露。不过，由于人们已经习惯于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并满足于安逸的生活，同时又担心变革会影响自身利益，并非愿意为变革付出成本，只是试图谋求“没有痛苦的改革”或者是有意识地逃避现实。正如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日本的“官僚、政治家，而且最要紧的是国民都不希望改革和缓和规制。人们为什么讨厌改革呢？其理由无非有两个，一是人们并不认为现状有多么难以承受；二是担心因为改革，自己会不会失去些什么？”。由此可见，在实现“赶超”后，日本整个社会就一直处于一种胶着状态。面对新的变化，日本的一些政治家也高谈阔论“改革”，政府也开始推进所谓的“改革”。然而，日本的改革只有概念，而缺乏真正意义的重大改革；只有问题，而缺乏解决问题的前行勇气。改革的目的大体是停留在维持现状上，而不是积极处理严重的结构性障碍。日本的所谓改革，充其量只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对策”，而“没有实质性内容”的改革。[19]这种胶着状态有利于一个社会的稳定，但不利于一个社会的发展。在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不发展就是落后。对此，英国学者哈耶克曾经提出这样的警示：当“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拼命赶超的时候，我们的进步速率即使稍有减低，亦可能对我们构成致命的一击。”[20]

　　在以往的研究中，或许由于人们过于关注后发国家如何摆脱贫困的问题，把主要精力倾注于有关“后发优势”问题的探讨上，并积累了可观的文献存量（包括本文已经提到或尚未提到的）。不过，在已有的研究文献中都忽略了对后发展国家第三阶段实质性转变问题的关注，以致于当日本经济突然“逆转”时，人们还以为这“只不过在经历一种暂时的周期性衰退”而已。对日本经济大起大落的现实，学术界也表现出一种茫然和无奈，甚至有学者把日本的这种现象称之为“世纪之谜”，并将其归咎于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21]对日本经济赶超的三阶段划分以及所形成的一般性认识虽然还无法涵盖日本所发生的一切，但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发生的“逆转”现象。上述的研究结果，验证了这样一个命题：“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也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就是说，“当制度所提供的激励的结构方式演变时，该结构影响到经济变动的方向——增长、停滞或者衰败。”[22]

[①]格尔申克隆：《对现代工业化“前提条件”概念的反思》，载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第184页。

[②]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31页。

[③]美国学者穆尔将日本归纳为“后起型”国家，日本学者富永健一、大野健一则称日本为“后起国家”。富永健一：《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章。大野健一：《从江户到平成：解密日本经济发展之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1章。还有日本学者认为日本属于“后发国家”。[③]所谓“后发展”，既是一个时间意义上的概念，也是一个制度意义上的概念，同时又是一个状态意义上的概念。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经过各国的比较研究，曾经认定了包括日本在内的14个国家的现代经济增长开始的年代。在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14个国家中，以日本的时间为最晚（1874～1879）。小浜裕久等：『戰後日本経済の50年』，日本評論社，1996年，序章。本文赞同日本为“后发展国家”的概念。本书为了与先发国家的叫法呼应，便将“后发展国家”改为“后发国家”。

[④]富永健一：《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总序。

[⑤]托夫勒：《力量转移——临近21世纪时的知识、财富和暴力》，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267页。

[⑥]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86页。

[⑦]辻清明：《日本官僚制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后篇。

[⑧]科尔：《犬与鬼——现代日本的坠落》，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9页。

[⑨]竹内宏：《日本金融败战》，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第99页。

[⑩]科尔：《犬与鬼——现代日本的坠落》，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8页。

[11]科尔：《日本：大兴土木的国家》，《比较》2005年第20辑。

[12]文部科学省『科学技術要覧平成22年』、2010年、5頁。

[13]竹中平蔵『ソフト?パワー経済—21世紀日本の見取り図—』、PHP研究所、1999年、190～192頁。

[14]小泽一彦：《现代日本的政治结构》，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

[15]姚胜旬：《核泄漏暴露日本机器人短腿》，《环球时报》2011年4月21日。

[16]青木昌彦等：《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第3页。

[17]李御宁：《日本人的缩小意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68页。

[18]青木昌彦等：《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序言。

[19]科尔：《犬与鬼——现代日本的坠落》，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279页。

[20]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60页。

[21]池元吉：《代序言》，载田中景：《日本经济兴衰探源》，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6页。

[22]汪丁丁：《制度分析基础讲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