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日本学刊》2013年第4期）

　　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唯一由两国最高权力机构——中国全国人大和日本国会众参两院批准的，具有无可争辩的权威性和法律地位。它奠定了两国长期和平友好、合作共赢的法律基础，是两国由战略对抗走向战略互信的标志。在迎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诞生35周年之际，中日关系出现了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摩擦与对立明显增多的严峻局面。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信任缺失、信任赤字，或者是信任危机。那么，这种状况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如果放任不管又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在新形势下有没有可能重新构筑中日两国的战略互信呢?本文将就上述问题做一些粗浅的分析。

一  战略互信是中日两国和平友好、合作共赢的基础

　　1978年8月12日，中日两国经过长达六年的艰难谈判，终于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是继1972年9月问世的《中日联合声明》后两国间又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文献。同年8月16日，中国全国人大批准了这项条约;10月16日和10月18日，日本国会众参两院也分别批准了这项条约。

　　（一）《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是中日关系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世界上很少有哪两个国家像中日两国这样交往了两千多年，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恩怨。从甲午战争以后，中国遭受日本的欺凌和侵略长达半世纪之久。二战以后，两国又长期处于隔绝状态。如果说《中日 联合声明》揭开了两国关系新篇章的话，《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则首次确立了中日和平友好、合作共赢的法律框架，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石。

　　推动这项条约问世的邓小平如此概括其意义:“这项条约是迄今为止两国关系的政治总结，也是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新起点。这项条约不仅对我们两国子子孙孙永远友好下去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对世界和平也有重要意义。”代表中方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字的外交部长黄华指出，这项条约是两千年来中日关系史上第一个真正平等的和平友好条约，是基于中日关系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历史性总结，是真正反映了两国人民意愿、维护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条约。这一条约既是《联合国宪章》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具体体现，也是维护和发展中日关系的法律基础。时任日本首相的福田赳夫也不无自豪地说，《日中联合声明》在日中两国间架起了一座“水泥桥”，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则将它变成了一座“铁桥”。

　　中日两国同为亚洲重要国家，且隔海相望，近在咫尺，彼此利害交融，休戚与共。两国漫长的交往历史证明，“和则两利，斗则俱损”。能不能实现和平相处、互利双赢，始终是攸关两国命运的重大课题。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一个“和”字。它包括三项互相关联、缺一不可的重要内容:（1）确认《中日联合声明》是两国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声明规定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2）强调两国应在《联合国宪章》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3）双方都承诺不在亚太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第三国或国家集团谋求霸权。围绕要不要将这一“反霸”条款写进条约，两国曾进行了历时六年的艰难谈判。这一条款对当时实行扩张政策的苏联是有力的牵制。　

　　（二）中日间的战略互信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奠定基础

　　在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两国领导人就已经庄严宣布，中日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已经结束。日本对过去那场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痛感责任并深刻反省，理解并尊重中国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坚持遵守《波兹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中国则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两国政府确认建立中日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条约的形式肯定了这一事实。可以说，它是中日两国由战略对抗走向战略互信的标志。条约中有关双边关系准则的规定，既是两国在经历不幸的过去后达成的共识，某种意义上也是向对方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 

　　1998年和2008年，中日两国又先后签署了《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和《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正是在这四个政治文件所确立的战略互信基础上，中日关系得到了顺畅发展，为国际社会树立了两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典范。 

　　这些年来，中日两国在各个领域广泛交流、互利合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就政治领域而言，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建立了一系列对话和磋商机制;在经贸领域，中日两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双边贸易总额突破3000亿美元的一对贸易伙伴;中日两国在人文交流领域也有着彼此引以为傲的不凡业绩。此外，中日两国在东亚地区非传统安全领域也有较为密切的合作，如监测大气污染、防治禽流感、打击海盗和毒 品走私，等等。中日两国和韩国的三边合作以及东盟和中日韩合作机制 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

　　（三）中日战略互信程度与双边关系的跌宕起伏息息相关

　　大国间构筑战略互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从彼此间的承诺及有关行为规范的默契出发，并由合作共赢的利益链条加以巩固和发展。它是一种双边的正向判断，是双方合作的前提，并由合作的成功而得到强化。同时，也会因为一方的单边行动而遭到伤害，出现信任强度下降的 逆向变化。

　　1972年9月，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即将落幕之际，周恩来总理和田中角荣首相曾分别以“言必信，行必果”、“信为万事之本”相互勉励，足见两国老一辈政治家是非常重视彼此间的诚信问题的。这些年 来中日关系跌宕起伏、潮起潮落，几乎都与两国是否忠实地履行彼此间的政治承诺和共识有关。互信程度高，双边关系就前进;反之，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第一个十年，是中日关系的“蜜月”期。《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世不久，各项规定都能得到忠实的遵守。再加上两国有着共同抗衡苏联扩张的战略需求，彼此间的互信程度高，双边关系蓬勃向上。第二个十年是中日关系的“调整” 期，两国间围绕历史教科书和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开始发生一些对立和摩擦。特别是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倒退有悖于日方在联合声明中的政治 承诺。由于两国经历过战争的老一辈政治家健在，彼此间存在着一定的沟通渠道，加上美苏冷战仍在继续，中日间的战略互信虽然有所削弱却最终没有演变为信任危机。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冷战结束这一国际大环境变化的影响，两国间在彼此重新定位和调整双边关系过程中摩擦逐渐增多，战略猜疑日益抬头。但与此同时，两国在经贸领域和国际事务中的合作空间也明显扩大，这是中日关系的“竞合”期。到了邦交正常化后的第四个十年，中日间的战略互信先后两次受到严重伤害。先是由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持续参拜靖国神社而出现严重动摇，继而又由于日本当权者推翻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搁置争议”的共识，致使中日关系严重倒退。如何概括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是“对立”期还是“转型”期?目前可以说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中日间曾经有过的战略互信已被战略猜疑所取代。双边关系降到了“冰”点，而两国间的互信程度也跌到了邦交正常化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世以来的最低点。

二  中日间出现互信危机有着深刻的国内外背景

　　从2012年年底以来，中日两国的领导层相继进行了更迭，但至今未曾互访，也没有在国际会议场合会晤，甚至连致电问候都没有。是什么原因导致两国间会出现如此严重的信任危机呢?恐怕不能简单地将原因归结为这些年来日本频繁换相造成两国间战略沟通的萎缩，也不能归结为日本少数政治家的疏忽、误判或恣意妄行。从深层次来看，中日间出现信任危机有以下三个重要原因:

　　首先，它是崛起的新兴大国与相对衰落的传统大国间处于力量转换“拐点”时必然会发生的冲撞。 

　　一般而言，在两个国际行为体原有的平衡状态被打破时，彼此间最容易产生疑虑和不安，而处于弱势的一方表现的程度总是较强势的一方更为强烈。20世纪70、80年代，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远远凌驾于中国之上。一直到1990年，日本的GDP总额仍相当于中国的九倍。日本国内普遍存在着一种思维定势，认为中国不可能赶上日本，也威胁不了日本，对来自中国的批评，多少还比较宽容。变化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中国经济在驶入“快车道”后的20多年里一直保 持两位数的增长率。日本却从“泡沫经济”破灭后先后经历了“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两国的GDP总额的差距逐步缩小，直至2010年中国反超日本，2012年与日本拉开了40%以上的差距。日本媒体夸张地将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称作“世纪大逆转”。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内对华嫉妒、警惕和恐惧的思潮迅速抬头。但是，由于中日力量对比尚未达到足以扭转日本传统对华优越感的“临界点”，日本的对华反应呈现为心理上的反感和行动上的抵抗同时并存的特征。前者表现为或是夸大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的困难和矛盾，以此求得心理上的自我安慰，或是渲染“国强必霸”，怀疑中国要对日本进行“秋后算账”，甚至将日本贬为中国的附庸;后者则表现为试图扭转历史潮流、阻止中日力量对比继续朝不利日本方向发展。 

　　反观中国，无论是知识精英还是普通民众，都很清醒地认识到虽然GDP总额赶超了日本，但在人均GDP等指标上中日间还有很大的差距，中日力量博弈还未决出结果，没有理由自我陶醉。这就与日本朝野的焦虑、担忧心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说到底，日本的对华优越感从甲午一战大败清朝以来只延续了100年左右，而在2000多年的中日交往史上一直是“中强日弱”的态势。这种根深蒂固的历史记忆，使得日本在中国再次超越它时，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敏感和更恐惧。于是，日本的政治家中便出现了要同中国搏一搏的冲动。一是由于日本国民中存在着对华焦虑感和恐惧感，对中国说硬话、狠话容易凝聚人气;二是因为中日间的实力对比尚未出现明显差距，是日本与中国博弈的一个难得的“时间窗口”。国与国之间的互信，是一种正相关关系。很难想象一方百般猜忌、故意找茬，而另一方却能坦然自若、无动于衷。

　　其次，它是两个意识形态和制度差异较大的国家，在磨合过程中认知差距逐渐累积而导致的结果。

　　国与国之间的互信，取决于彼此如何判断对方未来的走向以及对自己一方损益的评估。在判断对方的战略意图和发展态势时，力量对比消长变化的客观趋势固然是重要的认知依据，但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思维方式、决策机制与过程等主观因素。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最初一二十年里，两国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问题并不突出。随着直接交往的增多，双方在增进相互理解的同 时也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彼此的思维方式、决策机制和过程存在着较大 差异。这本来并不奇怪。两国老一辈政治家在邦交正常化时就提出 “求同存异”的方针来弥合这类分歧。但是，自从进入新世纪以后，人们发现日本对中国的批评越来越聚焦到诸如“一党执政”、“自由、民主、人权”等领域，刻意凸显和放大两国间在价值观领域的“异”。其原因有二:（1）战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日本新生代政治家是在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的价值观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与其前辈相比他们更看重“自由、民主、人权”等普遍价值;（2）日本当权者除了拿价值观说事外已经没有什么“大牌”可以对中国打了。日本的政治实力本来就不如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的中国，其过去引以为傲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也已经被中国夺走。安倍晋三在其第一任内就着力推进所谓的“自由与繁荣之弧”，拼凑旨在包围和遏制中国的“价值观同盟”;再次出任首相后更变本加厉地对中国打“道德牌”。2013年2月21日，安倍在启程访美前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称，同日本和其他亚洲邻国的冲突是中国根深蒂固的需求，意在巩固自身的政治支持。日本将阻止中国“掠夺他国领土”。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领导人对中国内政最粗暴的攻击。可是，在中国看来，日本实在没有资格打“道德牌”。安倍复出后，一再扬言要否定有关慰安妇问题的“河野谈话”和对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历史表示反省的“村山谈话”。这一方面促使 亚洲各国对日本会不会重走侵略战争老路产生高度的警惕，另一方面也 完全暴露了日本当权者侈谈“自由、民主、人权”的虚伪性。许多迹象表明，日本政要在价值观问题上敲打中国的强度与其否认侵略战争历史的强度呈同步加大趋势。这势必导致中日两国互信程度的降低甚至出现信任危机。

　　再者，它也是日本政治出现“劣化”趋势、一些“政治明星”热衷于以短期行为凝聚人气而导致的结果。

　　纵观东亚地区，日本与其周边的大国近年来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信 任赤字乃至信任危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有关。

　　三  警惕中日关系恶化对实现“中国梦”的战略搅局风险

　　中国的和平崛起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对此，美国都无能为力，更遑论日本。但是，如日本当权者铁了心要与中国作对，处处设绊，事事寻衅，势必会迫使中国将有限的战略资源消耗在与日本的对抗上，干扰甚至迟滞实现“中国梦”的进程。这种搅局风险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 第一，提升钓鱼岛海域的紧张局势，酿成中日间的局部冲突。第二，加大对军事领域的投入，加剧中日间的军事对峙。第三，在中国周边精心布局，构筑“对华包围圈”。第四，加入美国主导的TPP，防范中国在东亚经济合作中做大做强。

四  中日重构战略互信的路径选择与切入点

　　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近邻，又是亚洲两个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国。两国关系不可能永远僵持、对立下去。如果双方都意识到互相猜 疑和对抗会给各自的根本利益带来损失，迟早是会采取实际步骤重构彼 此间的战略互信的。 

　　目前，在导致中日紧张对峙的消极因素增多的同时，有利于转寒为暖的积极因素也在逐步累积。主要表现在:（1）日本经济界要求缓和与中国的对立。由于中日对立的负面影响，中日双边贸易在2012年出现3.9%的萎缩，2013年第一季度又下降10.7%，一些重大经贸合作 项目陆续叫停。日本经济界十分担心失去中国这一全球最有潜力的市场，这一态度终将影响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2）近一时期安倍被高支持率冲昏头脑，在内政外交政策上表现出来的国家主义色彩和回归战 前的倾向已引起日本民众和广大有识之士的警惕，舆论“一边倒”责难中国的现象已有所转变。（3）安倍对中、韩两国采取的挑衅立场，打乱了奥巴马政府处理朝核危机的部署，而安倍否定二战成果、颠覆战后秩序的言行也引起美国主流媒体的普遍质疑。

　　一般而言，国与国之间消弭分歧、重归于好大致有三条路径:（1）由双方都信赖的第三国或者国际组织居间斡旋，折中调停。由于中日间 的矛盾对立呈现领土问题与历史问题交织在一起的及其错综复杂的局 面，第三方的调停显然不可行。（2）争端一方甘愿放弃自己的诉求，实行单方面、大幅度的让步来满足对方诉求，消除对方疑虑。历史上确实有过这方面的先例。小国、弱国常常是被迫臣服于大国的压力。但是，这对中日这两个大国而言是完全不可能的。（3）两国采取共同行动，从扩大彼此共同战略利益的交汇点开始，对导致双边关系恶化的争 端问题予以适当管控，逐步缩小分歧，甚至予以化解。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求同存异”和“求同化异”。

　　显然，第三条路径是两国克服暂时困难、重构战略互信的必由之路。应该说，中日间已经拥有包括《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内的四个政治文件。这是中日战略互信的政治基础，是中日和平友好、合作共赢的原点，是须臾不能动摇的。在当前中日间尖锐对 立的情况下，重构战略互信是一项漫长的基础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最重要的是需要双方共同努力，相向而行，不可能只有一方的诚意而另一方却按兵不动，甚至故意找茬、横生枝节，致使双方的认知差距日趋扩大。双方要把避免局部突作为现阶段的主要目标，从恢复最低限度的信任着手，由低到高，循序渐进，锲而不舍，积以时日。 

　　现阶段两国在增信释疑方面似有如下一些切入点: 第一，加快建立管控危机的制度性框架，防止擦枪走火的冲突。这是短期内的重点，目的是要掐灭可能引发双方直接冲突的导火线，防止 中日关系整体脱轨。美苏两国在冷战最激烈的1972年5月，签署了防止两国舰、机在公海发生冲撞的协定。20世纪60年代，美苏两国在海上达到危险级的军事对峙每年平均都在100起以上，协定签署后下降到每年40起左右。2012年5月，中日两国曾在杭州举行高级别的海上综合磋商，未来似可在不影响各自原则立场基础上，就公务船在钓鱼岛海域规避冲撞、相互救助和紧急联络问题作出若干暂时性的安排。通过进一步的磋商，还可就双方在一定时间内均不上岛的问题达成默契。

　　第二，保持两国民间交流持续稳定发展的势头。“国之交在民相亲。”目前，中国各省市与日本各都道府县乃至市、町间缔结的“友好城市”共有250对，分别占中国对外结好城市的首位和日本对外结好城市的第二位。两国间的人员往来也由1972年的不到1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500万人次。这是两国重构战略互信的社会基础。越是在中日关系最困难的时候，越要加强“草根层”的交流，这对增进两国国民间的相互理解、遏制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抬头，特别是反驳日本某些 政要煽动的“中国威胁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有序推进中日经贸交流。这是两国战略利益的最大交汇点，也是防止双边关系急剧恶化的刹车装置。中日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要按照国际惯例和两国间迄今为止达成的一系列共识，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两国的互利合作;两国在发展绿色 经济、减排温室气体和防治大规模传染病等领域也可开展深度合作;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地区综合一体化建设（RCEP）等领域，两国相关部门也应继续加强前瞻性研究。第四，进行多层次、多渠道、高密度的信息沟通。中日两国应该彼此将自己的战略底线清晰地告诉对方，坦承回答对方的质疑与关切点。除政府首脑外，两国的知识精英、意见领袖也应展开密切的信息交流、思想碰撞和战略对话，就双边关系和各自内外政策及国际形势加强沟 通，准确地对对方国家进行战略定位，客观、理性地评价对方国家的发展趋势，消除各自对对方国家发展方向的不安感、不信感。总之，要尽 量摆脱相互猜疑，避免形成“安全困境”，这是避免战略误判，缩小“信任赤字”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