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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江永:安倍内阁政策倾向与中日关系新变化
作者:刘江永     时间:2015/4/14 23:56:04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委员刘江永在《日本学刊》2014年第1期发表《甲午战争以来东亚战略格局演变及启示——兼论120年来的中日关系及未来》的长篇文章,纵论120年来的中日关系。

  文章指出:从甲午战争至今,东亚经历了以“殖民、战乱、革命”为主的60年和以“和平、冷战、竞争”为主的 60年。未来东亚是走向“安全、合作、统合”还是“对抗、冲突、内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前景。东亚战略格局几乎每十年发生一次重大变动。目前安倍晋三内阁的某些做法,与甲午战争前十年及伊藤博文内阁有相似之处。这预示着未来十年日本国家模式转型有脱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使中日矛盾再度成为东亚战略格局中的主要矛盾。中国需要深入、客观、全面地了解变化中的日本,加强协调,妥善应对。

  刘江永在文章中指出:2014 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也是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 120 周年和日本首次入侵台湾140周年。近代日本殖民统治朝鲜半岛和中国的台湾省,都与日本伊藤博文内阁发动的甲午战争直接相关。中日之间悬而未决的钓鱼岛问题的产生也始于甲午战争。值此迎来中日甲午战争120年之际,抚今思昔、回顾历史,对认识现实、展望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的目的主要是,提供一个“东亚战略格局演变史”的研究视角和分析范式,即从1894年甲午战争以来120年历史的纵轴线与不同时期东亚战略格局的横切面,探讨中日关系,以便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提出未来的努力方向。

  甲午战争以来的前后两个甲子之所以大不相同,至少包括以下三个重要原因:

  第一,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1894年至1953年的第一个甲子是帝国主义争霸的时代,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1953年至今的第二个甲子是两种社会制度并存与多种国家模式竞争的时代,殖民主义体系瓦解,列强之间没有发生以武力争夺领土的争霸战争。

  第二,中国的历史命运不同。在第一个甲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科技、国防落后,内忧外患深重,必然成为列强争夺瓜分的对象,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胜利和解放。第二个甲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断发展壮大,为人类和平、发展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尚未实现完全统一,不断受到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干扰,在曲折中前进。

  第三,日本的国家模式不同。第一个甲子,如果从日本1945年战败投降上溯60年,正好是明治政府1885年觊觎钓鱼岛之年。日本从那时起针对中国扩军备战,形成对外扩张、侵略的军国主义国家模式,直至彻底失败。第二个甲子,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国家模式转向贸易立国、议会民主、言论学术自由、非军事大国。然而,日本右翼势力和军国主义思想残余依然存在,伴随国内外形势变化,政治右倾化开始影响战后日本国家发展模式。

  未来60年,东亚能否迎来一个“安全、合作、统合”的新甲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国家模式的演变方向,以及中、美、俄、日四国关系的发展变化和中国海峡两岸、朝鲜半岛的未来局势走向。其中,作为目前东亚战略格局中主要矛盾的中日关系尤其关键。根据安倍内阁对华战略与中日关系现状,对未来十年的趋势可以做初步预测。

  2012年底安倍再度执政后本来有改善中日关系的机会,但他不仅没有珍惜,反而变本加厉。结果,战后日本首次出现不少类似甲午战争前十年发生的现象,这必然对中日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对此,中方采取了必要的应对措施。如何防止安倍内阁进一步把中日关系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需要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

  第一,2013年12月,日本首次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制定国家安全战略,在国会强行通过《特定保密法》,把中国、朝鲜作为首要防范对象。自民党新宪法草案也曾提出建立国防军,谋求修改现行宪法第九条。无独有偶,甲午战争前,在伊藤博文首相主导下,日本曾于1886年主要针对中国和朝鲜组建了中央军事指挥机关——参谋本部;1889年日本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起天皇独揽军政大权的绝对统治,并分别成立陆军和海军参谋本部。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在广岛建立了大本营,明治天皇亲自坐镇,在军事、外交、情报和舆论等方面统一指挥。

  第二,安倍首相在国会就设立NSC作说明时称:“朝鲜开发核武器和导弹的威胁、中国缺乏透明性的军事力量增长以及在周边海域活动的急速扩大,导致围绕着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进一步恶化。”(据日本NHK电视台2013年11月8日报道)日本已开始议论拥有打击敌方基地、先发制人的军事能力。日本相关部门还制定各种夺岛作战预案。这也与甲午战争前山县有朋(1838~1922)、伊藤博文等日本统治者的战略思维及针对中朝两国的态度有相似之处。不过,时代背景、中日两国国情和力量对比以及国际环境等,均已今非昔比。安倍内阁的倒行逆施必将遭到广大日本人民的反对,只能以失败告终。

  第三,安倍内阁2013年12月出台新的《防卫计划大纲》和未来五年的扩军计划,将增强针对中国的军事力量、军费开支、军事部署和军事演练。与此同时,日本首次提出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宣称:“为了维护和发展开放而稳定的海洋,日本将发挥主导性作用”;“对于改变现状的尝试,日本将冷静且毅然应对”,意在制衡中国在钓鱼岛的执法维权行为。一旦日本认为准备充分、时机成熟,就可能丧失“冷静”而“毅然应对”。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曾制定侵略中国的《征讨清国策案》,提出五年扩军计划。在这期间,日本暂时没有窃占钓鱼岛,不失为“冷静”,但一旦完成扩军计划并通过战争获得优势后便“毅然应对”,认为“今昔形势已殊”而秘密举行内阁会议决定把钓鱼岛划入日本范围。目前,安倍内阁虽然还难以像伊藤博文内阁走得那么远,但其战略倾向颇为相似,十分危险。

  第四,2013年11月,日本国会通过了《自卫队法》修正案,允许在海外撤侨时派遣自卫队执行陆上运输任务,并可携带重武器装备。这是对日本现行宪法的实质性突破。而这不禁让人联想到1894年日军进入朝鲜半岛、1918年武装干涉苏维埃、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其借口之一都是“保护日本侨民安全”。另外,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实行公务员减薪10%以上,2014年日本将把消费税率提高3%。如果这些财政收入被用于军事开支,就会使人联想起甲午战争前日本曾为造舰而减薪10%,以及天皇动员全国募捐的历史。

  第五,安倍首相2013 年7月17日专程到石垣岛和宫古岛为日本海上保安厅和自卫队鼓舞士气,对抗中国。类似行为与1887 年时任首相伊藤博文乘军舰到冲绳巡视颇为相似。在安倍看来,其山口县同乡伊藤博文是日本的“伟人”。安倍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把刺杀伊藤博文的朝鲜义士安重根称为“罪犯”《日本政府批评韩国推进为安重根立碑计划》。关于谁是伟人谁是罪人,日本政府与中韩两国看法相反。这反映出日本政府对甲午战争毫无反省,而歪曲历史可能误导未来。

  第六,2010年9月发生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以来,“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甚嚣尘上。伴随钓鱼岛之争及中日政治关系恶化,2013年日本民众对中国无好感的受访者超过90%(日本言论NPO与《中国日报》于2013年5月至7月的调查结果)。这与钓鱼岛争议、东海问题和媒体报道相关。1969年8月29日,日本设定“防空识别圈”;1972年5月10日,日本扩大“防空识别圈”时把钓鱼岛上空划入其中,其范围远远超过东海中间线,离中国沿海约130公里。近年来,每当中国公务机飞入日本所谓“防空识别圈”,甚至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内的春晓油气田上空巡视,日本战机也会紧急升空应对。这些在国际空域威胁中国飞行自由与安全的行为,经日本媒体报道,反倒像是中国军机要进入日本领空。这必然引起日本公众反感。2013年11月23日中国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后,日本国会通过决议要求撤销,并动员国内外舆论对华施压。类似现象在甲午战争前也曾经出现。例如,1886年中国军舰到访长崎发生械斗事件,日本便出现举国强烈的反华民族情绪。历史的教训值得汲取。

  第七,安倍内阁正把中国作为类似原苏联的主要对手制定所谓国家安全战略。安倍内阁似乎已摘掉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看板”,摆出一副战略对抗的架势。安倍内阁提出所谓“积极的和平主义”,在加强日美同盟的同时,拉拢一些国家在中国周边甚至全球形成牵制中国的战略格局,争取国际社会认可日本行使与美国等国联合作战的所谓“集体自卫权”。冷战时期,日本追随美国对抗苏联和中国,如今则是安倍内阁要求美国追随日本对抗中国。这在近年来历次日美两国首脑会谈的议题设定及内容上都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类似情形在甲午战争前后,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曾出现过。当时,日本就曾主动拉拢英、美等国站在自己一边,以利对抗、入侵中国。

  第八,安倍内阁面对来自中国和韩国在历史与岛争问题上的反对立场,采取拉拢韩国、集中对付中国的战略。日本对中国设定防空识别区反应强烈,而对韩国扩大防空识别区的态度则截然相反,目的就是要利用中韩矛盾,拉近同韩国的关系,陷中国于不利。这与当年伊藤博文内阁的战略思路更为相似。甲午战争前,日本就竭力通过派遣军事教官等方式向朝鲜半岛渗透,扶植韩国亲日派政治势力,甚至以武力为背景制造宫廷政变。最终,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得手,变朝鲜半岛为其殖民地,伊藤博文任第一任韩国统监。

  第九,安倍晋三首相在他执政一周年的2013年12月26日公然参拜靖国神社。这不仅导致中日关系雪上加霜,而且立即激起日本国内外一片谴责之声。这不仅严重违反日本现行宪法有关政教分离的规定,而且践踏了国际公法。根据日本1945年接受的《波茨坦公告》规定: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然而,安倍首相竟然前往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参拜并汇报工作。这无异于向人类良知和整个国际社会发出挑战。因而必然遭到包括联合国、亚洲各国、美国、俄罗斯、欧盟的谴责,造成日本在战后以来空前的孤立。

  综上所述,安倍内阁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对华政策,不仅倒退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佐藤荣作的立场,而且有向甲午战争之前伊藤博文内阁对华政策方向演变的危险。尽管日本目前还难以复活战前那种军国主义,在现行《日本国宪法》框架制约下也难以主动对中国开战,但上述现象表明,安倍内阁正在利用钓鱼岛争端,通过任意解释宪法,摆脱战后的自我束缚。这不仅导致钓鱼岛争议成为中日关系严重恶化的主要原因,而且必然导致中日矛盾成为东亚地区的主要矛盾。一旦中日因钓鱼岛而发生擦枪走火,安倍内阁很可能借机造势,争取一举达到修改宪法的目的。届时,中日关系将在危险的轨道上越滑越远。

  日本自1868 年至今,其社会形态,即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制度没有改变,但其国家形态,即国家模式则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在帝国主义时代,在明治帝国宪法下建立起军国主义国家模式,不断对外发动战争。1945 年日本战败后才开始在外力作用下完成国家模式转型,制定了《日本国宪法》,走上和平发展道路,并通过时任首相吉田茂推行的“轻军备、优先发展经济”的贸易立国模式,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成就。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曾根康弘等日本当政者又开始谋求国家模式的转型,对内谋求修改宪法,放弃经济优先,对外开始利用美国支持谋求成为“政治大国”,改变战后秩序。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付出的代价是泡沫经济崩溃,经济萧条,传统企业集团及终身雇佣制度解体,政局动荡,政治右倾化思潮抬头,同亚洲邻国的矛盾不断。

  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加快了国际格局演变的步伐。这是甲午战争以来的第一次。日本一些人很不适应、不自在,认为再不抑制中国今后恐将更加被动,而美国重返亚太及再平衡战略则可以利用。日本对华战略从20 世纪80年代以经济合作为主,已转向目前安倍内阁的以安全领域抗衡为主。日本国家发展模式正朝更右的方向转型。这必然使日本丧失同中国合作可能带来的成长机遇,增加同中国对抗的战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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