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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健:日本经济民族主义新论
作者:崔 健     时间:2015/4/15 0:00:41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崔健在《日本学刊》2014年第2期发表《日本经济民族主义新论——兼论“安倍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特征》。

  崔健认为:从日本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近现代以来日本经济的成功中都能看到经济民族主义的作用和影子。而随着世界经济环境和日本经济状况的变化,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长期不景气,日本的经济民族主义受到了更多的批评和指责,但这不是说经济民族主义在日本已无立足之处,经济民族主义在日本仍然持续强烈,这从“安倍经济学”的各种政策上能够得到体现。

  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在日本各种为了民族主义动机的自由化和放松规制措施,实质上推动着日本的自由化改革,换句话说,“安倍经济学”的自由化、国际化政策与经济民族主义目标之间存在着调和性。但是,日本经济民族主义的基本形态正在发生变化,随着“企业社会”逐渐消失,国民对社会性福利的诉求也就逐渐脱离企业这个中间替代环节而直接指向国家。这时安倍内阁不仅没有很好承担起由企业转过来的社会性福利分配责任,而且还坚持企业利益优先的做法,一定程度加大了国家、企业、国民等经济主体间的利益矛盾。同时,日本国家战略转变促使经济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发生不同形式的结合,随着从以经济民族主义需求为主的结合向以政治民族主义需求为主的结合的转变,日本在对外关系上陷入了经济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的“两难选择”困境。

  日本在19世纪明治时期和二战后高速增长时期所取得的令人注目的经济成功,已使自己成为经济民族主义最有效的“形象大使”。但是日本“失去的十年”和导致许多明显效仿日本模式的国家“惨败”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已被广泛地认为是对经济民族主义的决定性否定。实际上,随着苏联解体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经济民族主义已经受到了世界范围的批判和指责,自由主义似乎得到了普遍的接受和推行。但是,从实践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并没有放弃曾经为其带来经济成功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日本并不希望这些政策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过时,而是要在与世界经济融合当中巧妙地利用这些政策实现经济增长。随着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的民族主义思潮再度兴起和高扬,经济民族主义也在“新民族主义”背景下发生着嬗变。

  自2012年12月安倍晋三带领自民党重掌日本政权以来,在经济领域先后实施了以“三支箭”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一般统称为“安倍经济学”。目前来看,“安倍经济学”确实在日本经济复苏、提振官民信心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怀疑之声也从未间断。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看,尽管“安倍经济学”在日本国内和欧美一些国家得到了较高的评价,但是也存在对日本超规模投放的日元流入国际市场可能会加剧一些国家通货膨胀等的担心,因此批判“安倍经济学”没有考虑世界经济,只是从日本经济出发来诱导股价高涨、日元贬值,这就是“只产生日本国家利益的民族主义”。所以,“安倍经济学”与经济民族主义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某种程度来说,经济民族主义就是“安倍经济学”的“底色”。

一  从政策的动机来看,经济民族主义与自由化具有调和性

  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奇迹”,被广泛地认为是经济民族主义最成功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接连发生了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等事件,市场经济几乎覆盖了全世界。与此同时,在日本,经济的主体也向民间转移,政府能够控制的余地逐渐变小,随后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更使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倍受指责。在这样的背景下,战后以来适应现代化赶超阶段的日本经济发展模式遭遇严重挑战,所谓“结构改革”被提上日程。为了顺应全球化趋势,日本结构改革的方向必然朝向与其战后模式“相反”的自由化。那么,在日本,经济民族主义和自由化是否存在零和博弈的关系?很多的研究成果证实,经济民族主义与自由化不存在必然的矛盾。正如史蒂文·沃格尔所指出的那样,在自由化和经济规制之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更自由的市场”实际上需要“更多的规制”。

  经济民族主义通常是对一系列与贸易保护主义、保护幼稚产业以及对外国人的经济歧视相联系的干涉主义政策的流行表述,这些政策大多都是自由主义所反对的。但是,最近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一些学者提出,不要从政策的内容而是从其动机来认识经济民族主义,基于此,经济民族主义的传统表达方式被逐渐削弱,而应该指一种严格以民族国家的利益为中心和出发点的思想和实践,而不在于它们自己标榜什么(如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这就意味着,出于民族主义动机而实施的自由化和放松规制政策应该被视为经济民族主义的例子。

  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后,为了自由主义的动机而实施自由化和放松规制的政策似乎成为日本公共舆论的主流,现在仍然能够非常普遍地听到经济学家、记者、企业家和政治家呼吁给予消费者自由和构建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但是,日本的各种经济政策巧妙地把这种渴望自由的公众情绪引导到“爱国主义”上,通过对受益于自由化的特定社会群体的自身利益冠以“爱国主义”标签,在政府文件中“新古典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观点和谐共存。从日本历届政府以及目前安倍内阁的经济政策和战略来看,为了实现经济民族主义动机和目标而实施以自由化和放松规制为主要内容的政策、措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从在全球化中维持国家或民族生存的动机出发采取自由化对策

  在日本以往对经济改革的争论当中,经济全球化通常被认为是对日本的一种威胁。但是,面对外部威胁、为了国家生存的目的而实施自由化政策在日本并不是新奇的事情。例如,理查德·塞缪尔斯就认为19世纪80年代初松方正义的私有化改革与“自由主义没有任何关系”,而是想通过国内的自由化来避免日益增加的外国资本对日本产业的控制。

   “安倍经济学”中最具代表性和最先见效的政策就是通过超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力促日元贬值,而这正是威廉·格莱姆斯所指出的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日元国际化某种程度上是对全球化的一种防卫性反应的具体表现。现在日本政府在对待日元问题上还残留着把全球化视为威胁的想法,日元在国际上尤其在亚洲更广范围的使用实际上是作为保护日本免受全球金融体系不稳定影响的一种手段而被推动的。

  (二)为应对外国政治压力的动机而实施自由化和放松规制政策

  为了维持或巩固在世界体系中的力量和地位,在主要利害关系国家或组织的政治压力下不得不做出相应的经济政策调整,这是经济民族主义传统上的主要内容。近些年,虽然在对日本自由化过程的研究当中更多人认为“外压”的作用在减小,外部压力是与日本国内的改革力量相互作用的,但是,日本政府往往还是愿意把“除了迎合美国的要求外别无选择”等外部压力,作为排除自由化阻力的借口。这进而在日本形成了一种倾向,即改革者尽量避免直接提出支持改革计划的自由化要求,而更多地通过日本与强有力的国外行动者的关系以及日本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等外部压力来表达对自由化的要求。

  这在安倍内阁决定参加由美国主导的TPP谈判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尽管在日本国内以农业等为代表的利益集团极力反对加入TPP,但“安倍经济学”更多考虑的是大企业利益,再加上对TPP的政治诉求,其实,安倍内阁是“愿意”加入TPP的。但是,安倍内阁为了排除阻力,还是极力营造在日美同盟外交基轴下对美国建议其参加TPP谈判做出积极回应是其唯一选择的气氛。

  (三)为了提高关键部门或经济总体竞争力的目的而促进自由化

  国内外学者对提高企业和国家的全球经济竞争力与经济民族主义的互补关系进行了阐述。面对无法回避的全球经济竞争潮流,在“不能赢得全球竞争,日本就会崩溃”的逻辑下,安倍内阁开始把赢得全球竞争诉诸为国民的民族主义感情,营造为了赢得全球竞争而必须不断地支援“日本企业”的舆论氛围。这样,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就不再是对立的,是为了赢得全球竞争而动员民族主义意识,用民族主义支持全球竞争。“安倍经济学”非常重视提高大企业乃至经济总体的竞争力,由安倍本人担任会长的“产业竞争力会议”是指挥日本经济改革的“司令部”,另外,安倍非常重视经济产业省,正因为此,安倍内阁被喻为“经济产业省政权”。经济产业省的主要任务就是转换日本产业结构和提高产业竞争力。

二  从经济民族主义基本形态变化来看,各经济主体间的利益矛盾更为突出

  从历史来看,劳动者、企业和政府为了国家或民族的利益“万众一心”是日本经济民族主义成功的基础。二战后,由国民、国家(或民族)和企业的利益关系所体现出的日本经济民族主义基本形态呈现出一定独特性。基于战前国家与国家主义被否定的现实,加之冷战的国际环境和依附于美国的状态,战后日本既不可能、也基本不需要直接以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统合国民。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现代化赶超型发展模式下,国家认同的空白基本上为企业所填补。企业成为国家与国民之间的中间环节,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本应由国家承担的功能,形成“企业社会”,即“企业”成为国民直接效忠的对象。从而,“企业社会”就成为国家对国民进行统合的替代物,形成“企业社会统合模式”。 战后很长时期,日本的国民与企业之间以“企业社会”为中心形成了命运共同体。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冷战结束,作为曾经是日本经济民族主义基本表现形态的“企业社会”受到了严重冲击,甚至走向瓦解。随着“企业社会”逐渐消失,日本国民对企业的忠诚度和奉献精神也在减弱,国民对社会性福利的诉求也就逐渐脱离企业这个中间替代环节而直接指向国家。民主党政府虽然承担起了国家对国民利益分配的责任,力求在需求方面通过调整收入再分配政策等手段实现经济增长,但是并未收到理想效果。重新夺回政权的自民党安倍内阁再次回到重视供给的路线,为了唤起民间投资,实行企业利益优先的政策,号召全体国民为企业利益做出奉献和牺牲。而现在日本经济民族主义的表现形态与高速增长时期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出现了分歧,以往国民通过效忠企业获得的社会性福利现在只能通过国家来实现。所以,相对来说,日本国民现在更愿意效忠国家而不是企业。在这个时候,“安倍经济学”仍然复制高速增长时期的经济民族主义做法,必然会产生一些矛盾。

  (一)经济增长优先与收入再分配的矛盾

  从“安倍经济学”各种政策来看,对经济体制并无多大建树,而是选择了通过进一步放松规制以恢复经济优势为目的的战略,这个做法对建立在经济优势基础上的日本民族主义来说可能是唯一的选择。可是,对日本社会来说,民众在长期付出失业、工资下降、收入差距拉大等代价却没有盼来经济复兴的情形下,其对为经济增长优先做出牺牲的忍耐度已大大下降。某种程度来说,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日本公众更关注收入水平、公平分配、社会保障等问题。这时,“安倍经济学”推出经济增长优先而忽视收入再分配的政策,难以得到公众的普遍支持。

  (二)企业利益优先与劳动者权益的矛盾

  安倍内阁实现“世界上最便于企业活动的国家”目标就要贯彻“企业利益优先”的政策理念,这意味着在发展自由贸易的同时要放松日本国内最大“禁区”(劳动力)的规制。日本政府在为企业能够像自由处理“物”那样随意处置曾经最难触碰的“劳动力”创造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维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政策都不能避免劳动者和民众的权利与资本自由之间的对立。

  (三)提高企业全球竞争力与国民利益的矛盾

  “安倍经济学”主张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部门集中资源,号召全体国民为了全球化企业在世界市场中获得最大份额必须做出贡献。这样,为了提高企业收益,国民必须做出牺牲,在“安倍经济学”中变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以内田树为代表的一些日本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国民完全没有必要为已经全球化的跨国公司利益承受某种程度的负担。安倍内阁为了迎合众多大企业的利益要求,把民族主义作为工具试图模糊这个矛盾,通过进一步煽动与中、韩等国家(地区)的对立情绪,使国民相信这些“无国籍企业”在为了民族的利益同其他国家的企业开展着艰苦的“经济战争”,这样,国民就会甘愿忍受低工资、提高消费税率、参加TPP重创第一产业等代价。企业呼吁国民“应该具有为全球化企业做出牺牲的觉悟”,但对把自己企业利益向民族国家汇回却没有任何约束,“无国籍企业”与民族国家现在已经到了“利益相悖”的阶段。

三  从国家战略转变来看,经济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相互结合并呈现不同形式

  鉴于其出现时的特定条件,日本的民族主义从问世之日起就以经济为重心并首先发展成为经济民族主义。在“日本民族”优越性上升为思想意识时,日本近现代的民族主义专门利用经济特别是作为亚洲唯一“发达国家”来证明民族优势,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基本呈现“经济中心主义”的特征。但是,随着日本跃升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经济赶超任务基本完成,日本在世界上的政治诉求开始抬头,冷战结束进一步强化了日本在重建国际新秩序中捞取更多政治资本的动机。进入21世纪后,日本国内的这种力量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了“民族保守主义”思潮,这时经济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的结合更多体现的是政治、军事的需求。但是,“民族保守主义”的做法只能破坏日本与周边国家原有的理解基础,激化矛盾,这从安倍内阁的对外经济关系陷入了民族主义困境可以得到证明。

  安倍内阁的高支持率在内政上来源于对经济恢复的期待,在外交上来源于对以中国为主要对象的周边国家在历史、领土等问题上采取强硬措施的期待,这两种期待之间存在着一定矛盾。对日本经济恢复来说,获得中国乃至亚洲市场是必需条件,而在历史、领土等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意味着要承担减少甚至放弃进入以中国为主的新兴市场的商业机会。换言之,日本陷入了经济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的困境:如果继续坚持现有政治民族主义思想,同周边国家保持强硬的政治立场,其日益受到挑战的经济优势将更加难以保持,经济民族主义的基础就会从以往的优越感转向危机感;如果想继续维持以优越感为基础的经济民族主义,就必须坚持经济增长优先,而同周边国家维持良好的经济关系是其基本前提,这样就需要改变甚至放弃现有政治民族主义思想。

四  警惕日本经济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的危险性

  “安倍经济学”出台伊始就饱受争议,尽管从短期来看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长期前景却不甚明朗。如果安倍内阁不能有效平衡其经济政策与经济民族主义之间的调和性与矛盾性,“安倍经济学”就可能受挫。这样,我们要警惕两种可能性。

  (一)从日本国内来看,“安倍经济学”坚持经济增长优先的做法可能发生改变

   着眼于2013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安倍上任之初实施的各项政策给人留下与环境相比更优先考虑资本利益和把景气恢复作为最重要课题的速效性印象。2012年12月24日通过发表“基本方针”确立了经济再生、外交和安全再生、教育再生、生活再生等四个支柱。其中,把“经济再生”放在最重要位置,重点实施以“大胆的金融政策、机动的财政政策、唤起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经济政策。同时,安倍内阁也在修宪、集体自卫权、领土问题上呈现出极度“右倾”和“强硬民族主义”色彩。这样,安倍就面临着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哪个优先的选择。

   在获得了参议院选举的压倒性胜利后,安倍执政具备了长期稳定的条件。如果说,“安倍经济学”的许多政策(即使是好的)某种程度只是为在议会选举中获胜的战术性应对,那么,安倍内阁的经济战略是什么呢?理想来看应该是应对更为严重的结构性危机,但是,在现实中却呈现出从经济优先向修改宪法等政治为中心转移的倾向。“安倍经济学”的经济措施背后有着深厚的民族主义基础并体现出深远的历史背景,日本一直念念不忘重新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第一等国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显然日本不满足于单纯依赖经济民族主义做一个经济强国,更何况日本的经济优势还面临着严重的挑战。这样,安倍内阁就会把经济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相结合,形成综合的手段体系来实现国家战略。安倍公开表示:“我的经济政策,就是我政治意愿的写照。”现在基本可以看清安倍内阁的本质,它所推行的不过是“高速增长经济观”与“战前实力逻辑”相结合的陈旧的“复古主义”。当前安倍内阁扭转经济颓势的政策,其实也是其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其目的就是要重新恢复日本的国际地位和安全。这些政策,很容易让人想到明治维新时的一句标准口号——“富国强兵”,所以有人把“安倍经济学”称为“平成版富国强兵政策”。

  (二)从对外(主要是对华)关系来看,日本也存在着经济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更加紧密结合的倾向

  安倍内阁在国内从经济优先向政治问题为中心转移的同时,其在对外关系上也呈现出经济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紧密结合的倾向,这两种倾向往往会相互促进。当中日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经济关系演变成经济摩擦的可能性较高时,存在日本的经济民族主义进一步刺激其政治民族主义的危险性。这种危险性在日本虽采取强化国际竞争力的政策但仍不能赢得竞争时会增大。长期以来,经济成就成为日本民族意识中的中心价值观念,导致将民族威望方面的竞争首先视为经济竞争,并且认为经济竞争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是实现民族目标的仅次于战争的最佳手段。如果由于从低增长走向经济衰退致使日本经济大幅度后退,日本无法赢得经济战争,其经济民族主义就会被拉到对曾经荣耀的记忆上,使“怨恨”越来越强烈,可能就会借用政治力量。这样,政治民族主义取得主导权,就存在煽动中日间摩擦和对立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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