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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亮:安倍对华"政经分离"政策剖析
作者:蔡 亮     时间:2015/4/15 0:06:20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蔡亮在《日本学刊》2014年第3期发表《安倍对华“政经分离”政策浅析》(全文约1.8万字)。

  蔡亮在文章中指出,二律背反(antinomy)是康德哲学的重要概念之一,意指对同一个对象或问题所形成的两种理论或学说虽然各自成立但却相互矛盾的现象。康德认为,它源于人类理性追求无条件的客体的自然倾向,反映了理性内在矛盾的必然性。在外交领域,各国的出发点无一不是力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即国家在理性层面追求无条件地实现本国利益,希望能够好处全拿。但这仅是一种理想化的单惠主义论述,现实世界中的外交实质上是国内外多重博弈的过程与权衡利弊后的结果。因此,如果一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完全从理想化角度出发,其对外行为中频频出现二律背反的现象便不足为奇了。

  安倍晋三自2012年12月底重新上台以来,在对华关系上积极玩弄两面手法,呈现出了鲜明的二律背反特征:一方面,多次表态要使两国关系重回战略互惠关系的原点,并主张举行首脑会谈;另一方面,对困扰当前中日关系改善的最敏感议题——钓鱼岛、靖国神社等问题,非但无视中方提出的“日方应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正确处理钓鱼岛、历史等敏感问题,寻求妥善管控分歧和解决问题的办法”的呼吁,反而罔顾事实地反复强调所谓的三段论,即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日本固有领土,双方并不存在领土争议,也不存在就搁置和维持现状达成共识的事实,更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开历史的倒车,悍然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雪上加霜。安倍反过来还振振有词地批判中国“不应总是将所有问题泛政治化,更不应为达到政治目的,动辄以经济为要挟手段”,并将其对华政策归纳为“政经分离”。

  “政经分离”是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重要政策之一。“政”包括中日关系中的台湾、历史认识及东海等敏感问题,“经”则可宽泛地指两国关系中经贸、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其特征是“官民分离,民间贸易”,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则逐渐演变为“安全上要防范,经济上要赚钱”。目前,中日关系正处于深层次结构性战略矛盾全面爆发的阶段,表现为安倍一方面在钓鱼岛、靖国神社等大是大非问题上全面挑战中国的底线,另一方面意图将综合性的战略互惠关系降格为策略性的经贸、人文等领域的交流。而为实现这一目标,安倍意欲通过强化日美同盟、积极拉拢周边国家等对冲方式,迫使中国放弃在上述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只在经贸领域深化相互依存关系。对此,中国除继续坚持“政经不分离”的原则外,还应以“两手对两手”,强调战略定力与政策弹力的相辅相成,进一步提高对日战略布局的能力。

  安倍对华“政经分离”政策的背景

  2006年,安倍为改善中日关系,曾适时地对小泉的对华政策加以调整,并与中方共同确认了“让政治和经济两个车轮强力运转”的重要性。但同样是安倍内阁,又同样面对中日关系的僵局,现阶段安倍的所作所为却与前次大相径庭,非但不为改善两国关系做出积极贡献,反而再度将“政经分离”奉为圭臬,在钓鱼岛、靖国神社等问题上全面挑战中方底线,使得中日之间的敏感问题集中爆发,进一步导致本已进入严冬期的双边关系雪上加霜。其背景主要与日本“新国家主义”思潮的泛滥、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及东盟“大国平衡”策略的运用等因素息息相关。

  (一)随着日本国内“新国家主义”思潮的泛滥,对华政策的一味用强与以弱势危机心理为基础的保守化、内向化倾向一拍即合

  以安倍为代表的“新国家主义”是一种保守主义思潮,在内政方面,它号召建立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基础;在外交方面,又以深化日美同盟,实现日本的大国化为首选。相比2006年时外有民主党、内有自民党鸽派对安倍有所制衡,现阶段日本政坛已完全由“新国家主义”派主导,目前的民主党立场已与自民党相差无几,而自民党内鸽派势力式微也无力对安倍加以掣肘。日本政坛和自民党内的制衡装置失灵,使得安倍在中日关系上即便有极其出格的言行,也不会遭到有力的制约。

  此外,中国2006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为日本的60%,但2012年时已是日本的142%,这直接导致了日本国内对华嫉妒、警惕和恐惧的思潮迅速抬头,但两国力量对比尚未达到能扭转日本对华优越感的“临界点”,其对华反应呈现出心理上的反感和行动上的抵抗并存的特征,对中国说硬话、狠话容易凝聚人气,而政治家中更出现了要同中国搏一搏的冲动。加之相比靖国神社问题,钓鱼岛问题更易激起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以此为背景,安倍以使日本“摆脱战后体制”、“重振日本”为己任,以修宪强兵为目标,但在日本没有清算历史且修宪可能招致国内及周边国家质疑乃至反对的情况下,安倍必须为此创造条件。钓鱼岛问题恰恰为其炮制“中国威胁”论,在国内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借以乘势为日本突破政治及军事上的种种禁区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二)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美越发需要日本全面配合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核心是在亚太地区建立新的规制,以对华形成有效的制度约束:军事上提出“空海一体战”构想,增强在西太平洋的军力部署,强化与盟友及中国周边相关国家的合作;经济上主导建立以全面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为目标的综合性高水平自由贸易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在投资、贸易、金融等诸多领域重新建章立制;价值观上强调“维护人权、推进民主”,相信具有相同价值观的日本是美国最值得信赖的贸易伙伴和盟友。

  随着“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美国为实现“辐辏格局”(hub-spoke structure)中同盟体系的结构拓展,增强同盟的力量,正积极推动建立“美日+1”模式。对此,安倍在访美时表示“日本回来了”,高调表达了要全面配合美国亚太战略布局的意愿。军事上,在美国国防预算大幅削减,更加倚重盟国军事力量的情况下,日本加快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步伐意味着能更好地“协防美国”,发挥战略支点的作用。TPP问题上,日本的加入与否直接关系到TPP能在多大程度上为美国的亚太战略服务。

  以此为背景,尽管面临国内农业、医疗等部门的反对,安倍还是在奥巴马保证“不要求单方面预先承诺废除全面关税”,在TPP与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优先次序上表现出更重视前者的姿态;价值观问题上,安倍于2013年2月28日在国会的施政方针演说中总结指出“价值观外交”是内阁外交的原则之一,而日美同盟是推行这一原则的基轴。

  (三)随着东盟“大国平衡”策略的运用,相关国家对华政策的对冲因素日趋活跃,为日本实施对华战略对冲提供了重要舞台

  东盟基本上实行“大国平衡”的策略,不希望东亚地区出现由一个大国主导的格局,而冀引入大国的彼此竞争,继续扮演“小马拉大车”的角色。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它们不但愿意嵌入美国的制度安排中,并也对中国提出了一定程度的制度约束要求。尤其是对南海部分岛礁提出主权要求的声索国,对华政策中的对冲因素更为活跃,不但紧密配合美国的亚太战略,希望成为由“美国+盟国”构成的“辐辏格局”的延伸与补充,还主动嵌入日本意图构筑的在日美同盟框架下的以日本为轴心、它们为车辐的“次辐辏格局”中。这无疑为日本实施对华战略对冲提供了重要平台。

  安倍对华“政经分离”政策的布局

  安倍二度执政将内阁定位为“危机突破内阁”,以“重振日本”为施政目标,并提出了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大胆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及经济增长战略为支柱的“安倍经济学”,以提振长期低迷的经济。虽然从表面上看日本经济与中日关系的发展无甚关联,但实际上用外务省发行的《外交》杂志总编铃木美胜的话来说,是日本经济的提振与否与中国息息相关。“安倍经济学”的战略是充分利用日元贬值所带来的优势,达到扩大出口的目的。但如果对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的出口一直停滞不前的话,势将影响日本国内的生产及就业前景,亦与安倍一再强调的“摆脱紧缩经济”困境的目标背道而驰。实际上,在双边贸易对称性方面,日本对华依存大于中国对日依存。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日本优势明显,纺织品等轻工产品在日本进口市场的占有率在60%以上。因此,钓鱼岛等问题发生后,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日双边贸易的发展,但日对华贸易逆差却连创历史新高,如2012年逆差为3.9990万亿日元,2013年已增至5.0215万亿日元,2014年仅前两个月就高达1.1579万亿日元。

  显而易见,当前中日关系的现状与日本国家利益不符,因而安倍多次强调要改善日中关系。但从安倍二度执政以来的种种言行可以看出,现阶段他根本无意调整“政经分离”政策,只想在经贸等领域深化双边合作与相互依存。而为达到目的,他早已采取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外交布局,意图通过“以包围迫谈判”的方式,迫使中国就范,坐到符合日本战略部署的谈判桌前。

  (一)安倍以强化日美同盟为对冲政策的战略支点,意图借势强化日美军事合作,并拉美国入局牵制中国

  早在2013年2月22日,安倍与奥巴马会谈时已强调,随着日本周边安全环境的日益严峻,增加防卫支出、修改《防卫计划大纲》、研究行使集体自卫权等措施有利于强化日美同盟,而为了提高日美安保体制的行动力,有必要进一步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2013年12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新《防卫计划大纲》及《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公布后,日美正加快推进定于2014年年内完成的防卫合作指针修改工作,其主要内容包括:(1)日美为强化应对钓鱼岛问题和朝核问题的对策并制定具体措施;(2)双方拟着手建立日本自卫队与美军的全方位合作机制等。

  此外,2010年9月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以来,日本一直要求美国充当其“后盾”,表态支持日本对华采取强硬立场。不只安倍在访美时强调,日本的基本战略是以强化日美同盟为基础共同应对中国,在2013年度的《外交蓝皮书》和《防卫白皮书》中,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由于中国船只不断进入东海尖阁诸岛(即我钓鱼岛及附属岛屿——笔者注)周边的日本海域,日本的土地、海洋、领空和人民生命都面临种种威胁。……对此,日本决心巩固同美国的联盟,使之成为日本安全政策的基轴,加强必不可少的威慑。”值得注意的是,安倍在访问东南亚时还向各国转达了强化日美同盟并以此为基础深化各方合作的大政方针,以便将日美同盟与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双边外交连为一体。

  (二)安倍以积极拉拢周边国家为对冲政策的战略依托,意图重拾“价值观外交”的旗帜,形成东南两翼策应共同对华的姿态,强化对华的外交压力

  安倍第二次执政后,十分重视对中国周边国家推进柔性外交,其范围北起俄罗斯,南到东盟,西南至印度。安倍尤为重视东盟在构筑“日本+1”对华包围格局中的作用,在一年的时间内五度访问东南亚,范围涵盖东盟十国,其频率与力度为战后日本与东盟关系中所仅见。以缅甸为例,先是副首相兼财务相麻生太郎,后是安倍本人对缅甸的历史性访问,不但免除了缅甸拖欠的2000亿日元债务,并承诺提供1000亿日元的政府开发援助(ODA),加大对缅投资,还要在缅开设经济特区,以支援缅甸经济改革和民主化进程。概言之,日本把加强与中国周边各国的合作作为外交支柱之一的战略意图已然清晰可见。

  2006年,第一届安倍内阁曾提出建立“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构想,主张拥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联手开展合作。本届内阁仍延续了这一构想,如安倍在访问印尼时宣布的“东盟外交五原则”中,即涵盖了“与东盟国家一道,致力于普及和扩大自由民主、基本人权等普遍价值观”,“用法律而非武力手段确保海洋的自由、开放,全力使之成为公共财富”等内容。

  此外,他还提出囊括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夏威夷在内的“民主安全菱形”构想,以在牵制中国方面强化合作。进一步地,安倍又将“积极和平主义”定位为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基本理念,表面上强调日本要从战后长期以来仅是“热爱和平”、“支持和平”的“消极和平主义”国家转变成积极地为世界尤其是亚太的和平与稳定有所贡献的“缔造和平”的力量。其本质是,安倍借和平之名行修改和平宪法、扩充军备、行使集体自卫权之实。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宣扬“积极和平主义”的过程中,处处以中国为威胁日本及周边安全的假想敌,以借此强化日美同盟,并积极拉拢东盟、澳大利亚及印度等形成东南两翼策应共同对华的姿态,扩大遏华的范围并强化对冲力度。

  (三)安倍以在国际上积极制造舆论为对冲政策的战略外延,软硬兼施,意图将两国关系恶化的肇因归咎于中国,并将之诋毁为区域安全的威胁者

  日本认为在钓鱼岛等问题上赢得国际舆论的同情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主战场。如安倍为制造舆论支持,不但向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呼吁与日本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因中国崛起导致东亚安全保障环境更为严峻的变化,甚至倒果为因,刻意渲染所谓的“中国海军舰艇火控雷达瞄准日本舰机”事件。

  安倍还在内阁官房设立了“领土主权对策企划协调室”,旨在向国内外宣示日本对一系列领土问题主张的“正当性”,谋求国内外舆论的支持与理解。从2013年7月中旬开始,安倍委托内阁一些高官向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等人传递亲笔信,这直接促成了7月29日美参议院通过谴责中国在钓鱼岛等海域进行“恐吓行为”的决议。8月1日,日本组建了加强对外宣传的跨省厅团队,以便更直接地向海外要人宣传日本在领土问题上的观点。2014年1月,安倍又利用出席达沃斯论坛的机会,不但辩称自己参拜靖国神社是一种反战行为,还趁机将中国类比为一战前夕的德国,并指责中国是威胁亚太地区安全的源头,而强调要与美国等国一起抑制“(中国)无休止的军备扩张”。

  另一方面,安倍不但先后委托公明党代表山口那津男、内阁官房参事谷内正太郎及外务省事务次官斋木昭隆等人访华探路,还利用各种国际场合不断强调日本重视对华关系、两国对话的大门依然敞开的观点,以在国际社会上摆出一副日本积极谋求对话是一贯的、其他的得看对方的姿态。

  此外,需要强调的是,日本为防止两岸在钓鱼岛问题上合作,主动在“渔业协议”问题上对台释放“善意”,同意台湾渔民可在北纬27度以南的钓鱼岛海域以及周边12~24海里范围的毗连区内作业,意图借此离间两岸。

  由于安倍坚持“政经分离”政策,直接导致两国高层领导的互动已基本中断,邦交正常化40周年与和平友好条约签订35周年的相关纪念活动也无法开展。2013年12月26日,安倍不顾国内外多方呼吁悍然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30日召开的记者会上明确表示:“安倍上台以来,在对华关系上玩弄两面派手法,接连采取损害中日关系大局、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错误行动,此次又变本加厉,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和严正交涉,执意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公然背弃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精神,严重破坏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其所谓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希望与中国领导人对话的虚伪性暴露无遗。事实上,安倍自己关闭了同中国领导人对话的大门,中国人民不欢迎他,中国领导人也不会同他会面。”

  此外,“政经分离”政策的恶劣影响的持续发酵,也已对中日在经贸、人文等领域的交流产生障碍,如2012年、2013年两国经贸总额呈持续下滑趋势,两国彼此好感度也创历史新低,分别有90.1%的日本人和92.8%的中国人回答对对方国家“印象不好”。而日本来华旅游人数也锐减至2011年的三分之一,至今仍持续低迷。甚至一些在华日企也以安全为由,已经或开始考虑将资本向东南亚等国转移。

  进一步的,“政经分离政策”还严重制约了两国在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上的合作意愿。当前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谈判主要是中日韩FTA、东盟倡议的RCEP及美国主导的TPP。对日本而言,相比TPP会给其农林水产、医疗保险等行业带来强烈冲击,造成每年2.9万亿日元的损失,中日韩FTA更具现实意义。三国因经贸往来规模庞大,产业链结构的互补性较强,不但经济利益高于TPP,谈判的难度也低于TPP。因此,日本国内如住友商事、小松等大型企业领导人要求安倍应同时推进中日韩FTA、RCEP和TPP谈判。庆应大学教授金子胜等学者甚至认为,日本与其在TPP的规制制定中被动应对美国产业结构转换的要求,不如将RCEP以及中日韩FTA作为区域合作及经济复苏的当务之急。但日本政府从参与TPP可为其在未来亚太新经济规则的建章立制上抢占先机及配合美国将TPP打造成一个对华施压的有效工具等政治视角出发,优先考虑参与TPP谈判,并以之增加其在中日韩FTA及RCEP谈判中的筹码。

  安倍对华“政经分离”政策的目标,是让中国放弃在钓鱼岛、靖国神社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只在经贸等领域深化双边合作与相互依存。而安倍在不断强化日本自身国防力量建设的同时,积极构筑多边的对华战略对冲也是为上述目标服务。从战后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和两国之间深层次结构性战略矛盾全面爆发的现状来看,两国围绕着“政经分离”和“政经不分离”的新一轮角力势将持续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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