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张建立在《日本学刊》2014年第5期发表《从国民性视角看日本的右倾化现象》（全文约1.9万字）。

　　张建立认为，解析日本的右倾化现象，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从国民性的视角来看，对一种思想表现的界定无论是“右”还是“左”，归根到底都是一种对自我的认知，是一种价值观的甄别，是一种行为模式的选择。日本的右倾化现象，既是日本人的自我再生机制使然，亦是日本人在身份认同危机之下寻求文化自我认同的表现，更是日本的人际关系在处理国际关系上的一种投射。

　　张建立在文章中指出，近年来，日本社会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政治右倾化趋势渐强，右倾化现象已经扩散到包括舆论传媒在内的社会各界。日益凸显的日本右倾化，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鉴于目前国内的日本右倾化问题研究对其成因的解释力尚有待加强，笔者尝试引入国民性的研究视角，从日本人自我认知特点等方面对日本的右倾化现象做粗浅分析。

　　（一）右倾化现象是日本人自我再生机制使然

　　日本人的自我再生机制包含两层内容，一是自力更生，二是他力再生。它突出表现在“罪己”与“祓禊”这一对概念中。从“罪己”一词的具体使用情况来看，它一般都要求做出“罪己”的人必须根据某种约定俗成的道义对其既往的行为主动做出不同程度的自责和自罚。有日本社会学家称，能够拥有“罪己”意识，“是日本人的才智聪明之处，是作为成年人的条件”。

　　自省“罪己”与“祓禊”的观念，早已成为日本人谋求身心新生的两个重要精神理念。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异，日本人的“罪己”方式也多有不同。个人采取哪种“罪己”方式，主要受外部情境压力大小的影响。例如，2014年8月5日自杀身亡的日本理化研究所再生科学综合研究中心笹井芳树的“罪己”行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虽然自我了断生命，特别是像笹井芳树这样在世界再生科学研究领域都屈指可数的科学家自杀“罪己”令人痛惜和同情，但是，通过对诸多日本人“罪己”的事例予以综合分析就会发现，所谓的“罪己”，虽然表面看来是种基于伦理道德标准而主动进行的自罚，但实际上完全是迫于外部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以退为进、最大限度维护自己利益的行为。“罪己”者对自己的行为将会受到何种责罚会进行心里估算，很多人先自行“罪己”，其目的并非完全出于真诚的忏悔之心，而是企图通过自己先承认错误，请求宽恕，来减轻乃至回避他罚。因此，自罚“罪己”的最终目的是先行防御以取代、回避他罚。

　　这种“罪己”心理在日本人历史认识上的典型表现，就是1945年8月25日时任首相的皇族东久迩在会见记者时提出的模糊战争责任的口号——“一亿人总忏悔”。关于其对日本社会的深远影响，日本社会心理学家南博曾有过很精彩的评述：“忏悔是先于他人追究责任之前，陈述自己的责任，坦白并忏悔自己的罪过。自责是通过坦白、忏悔，承认自己的责任，以图免去他罚。它的重点不在于查明责任，给予与罪过相应的处理。这种抢先自责和自嘲同样是为减轻、逃避他人的追究，作为自我防卫手段而使用的。战争失败后，在战争责任尚未受到严厉追究的情况下，以所谓‘一亿人总忏悔’回避自己的责任，因此扭曲了至今日本人的价值体系，以至今天在日本连一个违反政治道德的政治家的责任，也不能彻底追究，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罪己”是一厢情愿的自以为是的行为，它并不能保证对事情进行客观的自我反省和责罚。相对而言，“祓禊”则是来自于外部的责罚和磨砺。只有在经历“祓禊”后，即接受外部的责罚真正获得了社会的谅解之后才会被允许复出。比如，2004年5月7日，时任小泉内阁官房长官的福田康夫因三年零一个月没有按时缴纳国民养老金问题，不得不引咎辞职以示“罪己”，但却在三年之后的2007年9月25日召开的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当选为第91任首相。虽然日本国民养老金问题至今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但福田康夫荣任首相之后无论其政敌还是媒体都不会再纠缠此事。

　　如果结合日本人的自省“罪己”心理与“祓禊”心理来解析21世纪以来日本政治“右倾化”现象，日本民众在历史认识等问题上与右派政治家的认同意识日趋增强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多数日本人在战后初期能够承认日本军在侵略战争中曾有过残酷行为，其负疚感也是很强的。但是，随着战争责任在“一亿人总忏悔”的口号下化整为零而不了了之，一些侥幸逃过绞刑的战犯如重光葵、贺屋兴宣等再度成为了日本战后政界和商界的要人。例如，1957年组阁的岸信介本人就是甲级战犯，其内阁中，从大臣到长官，曾接受过“清洗”的人达半数。再加上亚洲各受害国因受美国阻挠等因素的影响，未能很好地追讨日本对战争的赔偿，及至今日，当年战犯的儿孙们都已经是再度坐上首相的宝座了，所以按照日本人的“祓禊”心理，很多日本人包括精英政治家们自然会认为“一亿人总忏悔”的反省“罪己”已经得到了世间的原谅。既然“祓禊”关已过，那么历史的包袱自然也就可以卸下了。

　　然而，当得知自以为是的“罪己”并没有得到亚洲受害国人民的谅解时，特别是一些右派政治家们便表现得有些恼羞成怒，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口无遮拦，肆无忌惮。无论是令人诟病的日本右派政治家出尔反尔的言行，还是承认战争的侵略性亦知道靖国神社里面供奉着甲级战犯，却依然狂热地支持安倍参拜靖国神社、支持右翼代表人物田母神竞选东京都知事的日本20多岁年轻人的言行，都与日本人这种自我再生机制的心理影响有很密切的关系。

　  （二）右倾化现象是日本人在身份认同危机之下寻求文化自我认同的表现

　　上智大学教授中野晃一在发表的一篇短评文章中称“日本政治的右倾化早在20年前就已开始了。换言之，安倍的右翼性政策只不过是最近几十年来使日本政治发生转变的右倾化倾向的一部分而已（尽管是其重要的一部分）。不管安倍执政期间是否会继续使日本右倾化，这种右倾化倾向既不是因他开始，也不会因他退出政治舞台而结束”。究其原因，就在于日本右倾化现象实质是日本人在身份认同危机之下寻求文化自我认同的表现。所谓的右倾化的路线选择，正是日本精英们意欲统率日本民众谋求建构新环境下自我认同的手段。

　　日本虽雄踞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位长达42年之久，但一直处于近似美国的一个州的政治地位，加之近年来日本经济衰退导致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位的丧失，以及国际权力的重新分配，使日本对外越来越难以保持过去的从容与优雅，愈来愈陷入深刻的民族认同危机之中，其对外政策更具现实主义、实用主义色彩，更显急促甚至焦躁。日本在国力兴盛时虽然也起到过“连接亚洲与世界的桥梁”的作用，但是，它终究不过是一个介于世界战略力量板块之间的边际国家，式微时则难免会跌入太平洋两岸间的“战略洼地”，其三种基本的社会需求——安全、社交、地位，不仅在过去一直难以完全得到满足，而且现在越来越面临无法得到确保的危机，因而激发了以准西方国家身份自居的作为东亚游离者的日本开始主动寻求融入东亚的战略调整。

　　虽然日本自朝贡体系崩溃以来一直想主导东亚，但是，无论在任何时候，日本都未能成为东亚秩序的核心。日本由于在心理及定位上缺乏亚洲归属感，在政治安全领域又受制于美国，所以在推动共同体建设上既无法“脱欧”亦不情愿“入亚”，加之其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出尔反尔不能坦诚谢罪的言行也使得其难以“入亚”，难以获得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国家的谅解和接纳。

　　2013年9月25日，安倍在美国智库发表演讲时说：“日本这一国家，在由美国担负主要作用的地域性以及全球性安全保障的框架之中，决不能成为决定整个锁链强度的一项薄弱环节。由于日本是世界上最为成熟的民主主义国家之一，对于世界的健康福利及安全保障，必须作为一个创造净利的贡献者而存在。日本将成为这样的一个国家。日本将成为一个对于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与安定做出更胜以往的积极贡献之国。诸位，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将我所爱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积极和平主义之国。如今我已有所懂得。我所肩负的历史使命，首先是要再次赋予日本活力，鼓励日本人民变得更加乐观积极，并以此促使他们成为宣扬积极和平主义旗帜的光荣旗手。”言易行难，安倍的志向不可谓不够远大，但恐怕也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日本人缔结集团的特点使其非常看重序列和地位差，要么是顺从附庸一个可以给予其安全感的老大，要么回归亚洲做老大，可是且不说回归亚洲做老大在今天无望，在过去也未得逞，就是自然回归亚洲也面临着历史认识问题的障碍，所以，突破历史认识问题的障碍成了日本政客们难以摆脱的困境。美国的式微，中国的日益崛起，国际形势的动荡，日益加剧了日本人的认同危机。十年来，日本政坛一年换一相，经济不振，人人盼望强大安全的日本，其表现就是对强势安倍的支持。安倍内阁的连续高支持率，可谓这种民心求安的反映。

　　日本是一个民族相对单一的国家，其追求同质性的国民性也使得日本的民族主义很容易与爱国主义合二为一，主体民族的民族认同和爱国主义也较容易获得本国大多数国民的认同和支持，因而某种政治思想的影响也就容易快速渗透到民众中去。而统合日本国民思想建构身份认同的最便利有效的工具就是天皇，这也是所有右翼都尊皇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当这个工具用起来不顺手时，右翼如石原慎太郎之流也会对天皇发出不敬之言。

　　虽然右翼尊皇，但不能因此将天皇乃至天皇制仅视为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历史文化根源不加分别地进行批判而无视天皇本人的言行。其实，无论是没有被追责的昭和天皇还是现今的平成天皇，他们对待历史认识问题以及修宪问题的态度，与日本右派政治家乃至右倾化的民意恰恰是截然相反的。昭和天皇当年正是因为靖国神社里开始供奉甲级战犯才停止去慰灵，其后至今，天皇一直没有去参拜过靖国神社。右派政治家利用天皇的意图却十分明显。例如，2013年4月28日，日本政府举行“主权恢复日”活动，就在天皇夫妇即将退场时，首相安倍晋三等人在天皇面前突然高喊“天皇陛下万岁”，从电视画面上平成天皇惊诧的神情和不知所措的样子来看，此举显然并非天皇本人所愿。

　　从日本媒体的民调数据来看，绝大多数的日本人赞成修宪，而意见分歧主要在是否要修改宪法第96条和第9条上。安倍称，日本今天面临的最大课题是“摆脱战后体制”。为此，其首先要做的是修宪。以安倍为首的右派政治家一直认为，《日本国宪法》是美国人强加给日本的，缺乏自主性，一定要制定一部日本人自主的宪法。但是，平成天皇并未迎合民意，也未附和右派政治家的修宪言论。恰恰相反，他公开宣称，正是在知日派美国人的协助下制定的日本宪法维护了至今的日本和平。他还强调，今后依旧要站在遵守宪法的立场上行事。

　　至今，美国对日本参拜靖国神社行为本身的性质亦不是很在意，因为日本政治右倾化能给中国造成威胁，符合美国制约中国的战略，甚至可以说美国是支持的。对于小泉执政时的连续参拜，美国政府也未置一词。2013年12月26日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后，虽然美国政府接连表示“失望”，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真的要改变安倍的政策，不过是美国向亚洲各国显示的一种姿态而已。安倍坚持日美同盟、围堵中国是美国的长期方针之一，也是美国所向往的，只是安倍走得快点罢了。美国的表态，也不过是担心日本右派政治家的言行激怒中韩，进而影响到美国在亚洲的利益而做的样子。

　　（三）右倾化现象是日本的人际关系在处理国际关系上的一种投射

　　右翼排外，因此对右翼来说，美国理应占据日本排斥国之首，但自战后以来，“美主日从”的关系并没有改变过。虽然有要对美国说“不”的右翼政客，但实质上这些人还是唯美国马首是瞻。这些右翼的行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是日本的人际关系在处理国际关系上的一种投射。

　　从国民性的视角来看，所谓“国际关系”，是指国家行为体对外部世界的反应和行为模式，其归根到底是处理国内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反映。日美战后以来维持至今的“美主日从”的关系，与日本人的“亲子”关系十分相似。所谓“亲子”关系，是指明显带有地位差和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在日美关系中，美国是“亲”，相当于父亲、老大、保护者；日本相当于儿子、小兄弟、被保护者。人际关系模式是在无意识层面起作用的，因此，日本人往往会表现出不仅令美国人也令日本人自己都费解的顺从。日美关系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安倍上台后，他本人及其阁僚们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不断激起中、朝、韩等国的愤慨和批判，令曾受日本侵略的国家、人民忧心不已。

　　但自2014年3月以来，安倍政府对历史问题的态度似乎发生了很大转变。2014年3月3日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安倍一反常态地表示，将继承历届内阁的立场，不仅要继承关于承认过去的殖民地统治和侵略的“村山谈话”，还明确否认将修改“河野谈话”。同日，参加了要求修改“河野谈话”集会的日本文科省副大臣樱田义孝还受到了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的“提醒”。 3月14日，日本外务省向美韩两国传达信息称，安倍晋三将在国会答辩上做相关表态。当天下午，安倍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再度表态，“安倍内阁并不打算修改‘河野谈话’，对待历史必须谦虚”，而且还不忘打出情感牌，称“想起她们所经历的无法言说的痛苦，我感到非常痛心”。3月23日，安倍的亲信、自民党总裁特别助理萩生田光一称，如果安倍政府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新的事实，应该发表新的谈话。此语一出，立即遭到韩国和中国的批判，也遭到了菅义伟的否定：“安倍首相已经明确讲了不会修改‘河野谈话’。那是萩生田个人的意见。”安倍此举显然是为了顺从美国的忠告以实现日美韩首脑会谈，谋求打破其在东亚的外交僵局。对待历史问题看起来极其顽固不化的安倍政府，顺从美国政府的忠告做出如此大的转变，其实也是深受这种处理人际关系模式的影响。

　　另外，日本式人际关系还习惯于将自我分为“表我”和“里我”，并依据情境熟练地对二者进行切换。日语中的“建前”与“本音”这一对概念较突出地反映了日本式人际关系的这一特点。所谓“建前”，指的是“表面一套做法”，谈的是“我们应当如何如何”；“本音”是指“表面做法背后的实质”，表达的是“内心真正想说的话、想干的事情”。在与人交往中，能够做到准确地区分出“建前”和“本音”很重要。这在日本政治外交上的一个例子就是政治家的“失言”现象。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把人的失言（口误）理解成为被压抑的潜意识的流露，而从国民性的视角来看，日本高官的失言则是反映了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只不过是由于其“本音”与“建前”的切换出了问题而表达错了场合。籾井胜人为其否认慰安妇问题的发言道歉时就称，作为日本广播协会（NHK）会长那样讲是不应该的，但他并没有认为其所讲的内容本身有什么不对之处。

　　结合日本式人际关系特点来分析安倍首相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可知，其“本音”就是要否认慰安妇问题的存在，不承认“东京审判”，推动修改“村山谈话”等，但在美国的压力下，他又不得不在外表上加以掩饰。言不由衷、口是心非、表里不一，诸如此类的行为，虽然在政治文化中并不罕见，但大多是作为一种负面的行为而遭到伦理规范的约束。因此，在一般人看来，也许会把类似于安倍这种过度的表里不一的行为视为人格分裂或人格缺损，但很多日本人并不这样认为，反而认为安倍是在掩饰“本音”方面较为老练的政治家。

　　在“亲子”关系模式下，“子”方在“亲”面前如何熟练切换“建前”和“本音”需要一番工夫。有时候“子”对“亲”也有不满，想发泄一下“本音”，但对发泄“本音”的“度”的把握很重要，若是太过分了则会招致“亲”生气，“子”会被敲打，会失去“亲”的保护。因此，“子”的发泄实质上不过是类似一种撒娇的行为。美国对日本的基本政策是充分利用，同时保证不失控。安倍坚持美日同盟、配合美国多边制衡中国，也是美国所期待和支持的。但是，安倍内阁日益显露的沿右倾化路线狂奔之势，已激怒中韩并影响到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因此，安倍的“本音”受到美国严厉斥责实属必然。2014年7月1日，日本宣布内阁同意修改集体自卫权解释，这并非安倍政权一天的功劳，而是在十多年前已经定下的基调。美国虽然第一个站出来表示了支持，但仍没有忘记对日本的对俄外交及对朝外交的高调管控。从安倍内阁受到美国敲打后便不敢轻举妄动的反应来看，美国对日本的管控力依然有效。

　　总之，不囿于或“左”或“右”的分类范式，而是从国民性的研究视角整体性地解析所谓的日本右倾化现象，反倒更有利于深入理解日本社会思想动态、成因及前瞻其未来走势。因为战后以来形成的日美间“美主日从”的关系类似日本人之间的“亲子”关系，是日本获得安全感的重要来源，所以当日美关系模式发生变化或者世界出现了可能会影响这种模式的重大因素时，日本在对外交往上就会表现出明显的缺乏安全感，同时还会表现出寻求新的身份认同的焦虑。加之日本国民性中情境中心主义、缺失恒定的是非观与善恶道德标尺的特点，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近年来日本右倾化现象愈发凸显。所以，寄希望于善于熟练切换“建前”和“本音”的日本不说空话走正道，用更为实际和持之以恒的言行来证明其值得邻国信任，至少在短时期内似乎不大现实。2015年，即二战后70年，一个筹划已久的安倍新谈话将如何对待“河野谈话”、“村山谈话”和“宫泽谈话”，如何为其构建新的身份认同提供指针，尤其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