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张伯玉在《日本学刊》2015年第1期发表《从第47届大选看自民党“一党独大”》（全文约1.9万字）。

　　张伯玉在文章中指出：自民党在第47届日本众议院选举中获胜，一党单独控制众议院绝对稳定多数议席，自公两党执政联盟控制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议席。安倍晋三内阁继续执政。强势首相安倍及其团队精心设计的选举战略为自民党继续“一党独大”创造了有利条件，而民主党的弱化、公明党与自民党的合作以及在野党“碎片化”，是自民党继续“一党独大”的重要基础。

　　（一）自民党“一党独大”的政治生态环境

　　1.民主党的弱化

　　第一，从政党支持率来看，民主党自2012年12月下野以来，其政党支持率一直低于10%。富士新闻网2012年12月26日至2014年12月初大选前的舆论调查数据显示，民主党的政党支持率一直未超过10%，最高的一次是在2014年11月22、23日实施的调查中达到9.7%。在2014年12月24、25日实施的调查中，民主党的政党支持率终于超过10%达到11.4%。根据时事通讯社政党支持率的统计数据，2013年3月至2014年11月，民主党的政党支持率几乎一直徘徊在5%以下，仅在2014年8月上升为5.3%。2014年12月，该社统计的数据为5.9%。其他在野党的政党支持率更惨淡。2012年12月，日本维新会和大家党两党的政党支持率合计约15%。2014年6月日本维新会分裂以来，维新党、大家党和次世代党三党的政党支持率合计不足10%。

　　舆论调查数据表明一个基本事实：对选民来说，最大在野党民主党已经不是能够取自民党而代之的替代选项。选民是否满意于这种政治格局？55.4%的被调查者认为，与自民党之间存在可能实现政权轮替的在野党是有必要的。49.7%的被调查者期待在野党重组。正如右翼政党次世代党势力后退以及大选投票率（比例区52.65%、小选区52.66%）创战后新低所表达出来的民意一样，日本选民拒绝支持极端右翼势力，亦认为“即使投票也不会改变政治现状”。

　　安倍对民主党政党支持率的变动情况密切关注。“在各大报舆论调查中，首相关注政党支持率。自民党和民主党支持率在两年前大选中相差几个点，这次却出现了相差20点以上的调查结果。”政党支持率的变化成为安倍判断解散与否的依据之一。

　　第二，从大选结果等统计数据看，民主党比例区得票率增加幅度不大，维新党停滞不前。2014年大选，民主党在小选举区所获选票近1192万（2012年大选约为1360万），得票率为22.51%（22.81%），赢得38（27）个小选区议席；在比例区所获选票约为978万（约963万），得票率为18.33%（16.00%），赢得35（30）个比例代表议席。民主党比例区得票率提升2.33个百分点。维新党在小选区所获选票约为432万（约694万），得票率8.16%（11.64%），赢得11（14）个小选区议席；在比例区所获选票约为838万（约1226万），得票率15.72%（20.38%），赢得30（30）个比例代表议席。

　　对比2009、2012和2014年三次大选中民主党、自民党支持层的变化以及无党派层投票对象的变化：民主党支持层分别为27%、20%和15%；自民党支持层分别为37%、31%和41%；无党派层在比例区投票给民主党的比例分别为52%、13%和19%；无党派层在比例区投票给自民党的比例分别为16%、20%和22%。可以发现，民主党支持层与自　民党支持层有不小的差距，民主党议席增减与无党派层的投票行动密切相关。

　　第三，大选后实施的相关舆论调查为分析大选提供了数据支持。根据《朝日新闻》2014年12月18日实施的舆论调查，关于自民党大胜的原因，选择“因为在野党没有魅力”的（72%）远远高于选择“因为肯定安倍首相政策”的（11%），而投票给自民党、支持安倍内阁的超六成的被调查者也选择了此选项。对于目前在野党中是否存在可以执掌政权的政党，选择“无”的（78%）远远高于选择“有”的（8%）。关于今后安倍首相继续推进的政策，选择“有很大不安”的（52%）高于“有很大期待”的（31%）。富士新闻网12月24、25日实施的调查结果与《朝日新闻》的调查结果相差无几：对于“你认为自民党大胜最大的原因是什么”，选择“在野党没有魅力”的（70.2%）远远高于“对安倍首相的期待高”的（10.8%）。直观的数据说明自民党“一党独大”与在野党的无力正相关。

　　曾取自民党而代之、成功实现政权轮替的民主党，为何历经两年时间仍不见恢复景象？首先，从民主党自身来说实现“再生”确非易事。自民主党诞生至夺取政权仅用了13年，其实是在未做好执政准备的情况下上台执政的。因此，民主党上台执政并不能给选民带来“新政党新社会新气象”的切实感受。民主党治理能力的欠缺、进而围绕重要政策分裂；在决策时，党应该如何参与政府决策没有明确的规范；地方组织没有培育起来；实际推行的政策与竞选纲领存在矛盾等问题都暴露出来。虽然民主党政权推动实现的一些政策转换也是有意义和价值的，但是国民关注更多的是民主党政权失败的一面。对民主党的失望甚至导致国民对政治变革希望的破灭。同时，民主党在快速壮大的同时也埋下了迅速萎缩的导火索。急于上台执政的民主党一贯采取扩大战术，在积极扩大选民支持的同时，将各种党派、组织拉入党内。正如小泽领导自由党加入民主党能够使其快速壮大一样，小泽率领52名议员脱离民主党也能够使其遭受致命打击、一蹶不振。民主党能够独立“再生”的基因比较弱。其次，战后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的负效应导致日本社会不能培育能够执掌政权的中道左派在野党。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的成功与在野党不能上台执政的失败是一体两面，正如此次大选中在野党的无力与自民党“一党独大”互相影响一样。民主党“再生”的关键，取决于该党能否提出有魅力且有整合性的纲领，其政策重点应该放在社会政策领域，经济和外交政策宜采取现实主义路线，一步一步地努力进步争取选民支持。民主党能否“再生”取决于自身努力。

　　2.公明党与自民党的合作

　　自1999年10月公明党加入执政联盟以来历经六次大选，公明党的基础票一直保持在700万以上，得票率保持在11%～15%之间。2000～2014年公明党在比例区所获选票（得票率）的变化情况如下：2000年776万（12.97%），2003年873万（14.78%），2005年约为899万（13.25%），2009年805万（11.45%），2012年约为712万（11.83%），2014年731万（13.71%）。2000年大选以后，由于多数小选区自民党候选人受到公明党的推荐，因而增加了选举结果的解释分析难度。普遍认为，自民党小选区候选人的当选受益于公明党的选举合作。“据说每个小选区有2万票的创价学会，对自民党来说，已经成为凌驾于建设业界团体和农业团体之上的最大支持势力。”有周刊指出：“若无（创价）学会的选票自民党近100人有落选的可能。”甚至还有评论指出，自民党和公明党在选举合作层面上几近一体化。

　　自公两党干部对两党选举合作的实际情况也有相关说明。自民党干部指出：“众议院选举的公明票，一个选举区平均有两万票。其选票动向因选区而异，有时决定胜负。”公明党负责选举对策的干部也坦言：“在小选区单靠本党力量获胜困难。”此次大选，自民党在全部295个小选区中没有拥立候选人的选区有12个，其中9个选区是公明党提名候选人的选区。在与自民党的选举合作中，公明党不仅在小选区受益，比例区所获选票也有自民党支持层的贡献。在此次大选中，自民党支持层在比例代表区给公明党投票的为7.3%。

　　在测定自民党与公明党选举合作效果时，经常使用将比例代表区政党所获选票视为该党基础票、以它为标准来推定小选举区选举合作效果的方法。如时任东京大学教授蒲岛郁夫就是用这个方法来分析公明党选举合作效果的。在2000年大选后蒲岛曾指出自民党对公明党的依存程度之大，2003年大选后他发表过一篇专门研究公明党选举合作的文章，该文得出结论：“自民党小选区当选者中近半数依赖公明党的选票。”西平重喜使用同样的测算方法分析2003年大选却得出不同的结论：“公明党候选人当选的9个小选区，如果不与自民党合作就不能当选。自民党168名当选者中，88人不需要公明党的支援，2人受益于在野党候选人，78人由于与公明党合作而当选。如果从自公资产负债表来看，公明党自给率低，没有自民党的支援应该一个都不能当选。可是，自民党自给率平均约七成，绝对需要公明党支持的不过20人左右。因此，对公明党来说，与自民党的合作是不可或缺的。对自民党来说，合作是防止自公同时拥立候选人导致两败俱伤，是消极的。可是，若无自公合作，就不能有小泉首相最初的发言（由于执政党控制过半数因而得到国民的信任）。”但是，对自民党来说，只有一个重视公明党战略优势的选项。在自民、公明、民主、社民、共产等政党配置中，自民党与社民党、共产党展开选举合作的可能性低。对公明党来说，与民主党进行选举合作也是可能选项。假设公明党与民主党展开选举合作，将公明党比例票加到小选举区民主党候选人的得票中来计算2003年大选结果，自民党小选举区当选的168名候选人，将变成当选68人、落选77人，另有23人不能计算（无民主党候选人），自民党必然败选。

　　还有一种测定公明党选举合作效果的方法，就是比较有无公明党推荐的自民党候选人选举结果的分析方法。对自民党候选人（前议员、原议员、新人）情况不加区分来测算，有推荐的当选率为67%（推荐198人、当选133人），无推荐的当选率为44%（无推荐79人、当选35人）。鉴于公明党推荐的自民党候选人多为当选可能性高的前议员，仅以自民党前议员为样本计算当选率，有推荐的自民党候选人当选率为76%（推荐150人、当选114人），无推荐的当选率为69%（无推荐39人、当选27人）。此外，还需注意一点，即公明党的推荐对小选区落选的候选人在比例代表重复候选中能否“复活”当选的影响。公明党推荐的65名小选区落选者中有27人在比例代表重复候选中“复活”当选，若无公明党的推荐，他们是落选可能性最高的候选人。

　　公明党的推荐效果确实存在，关于推荐效果的程度日本学者认为有必要在控制各种要因的基础上慎重推定其效果。川人贞史将自民党候选人小选区得票率作为从属变量，将自民比例得票率、公明比例得票率、公明推荐、自民前议员、民主前议员、投票率作为独立变量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来推算自民党候选人得票率依存公明党选举合作的程度，得出的分析结果是：“受到公明党推荐的自民党候选人比未受到推荐的候选人得票率多2.6%（2000年）或2.8%（2003年）”，“公明党比例得票率增加1%，小选举区自民党候选人得票率增加程度，这次（2003）比上次（2000）更多，可以推测公明党的选举合作效果2003年比2000年大”。

　　公明党的选举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自民党集票能力弱化的影响。假设民主党能够取得公明党选举合作的支援，民主公明两党选举合作的效果会如何，大选选举结果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是耐人寻味的问题。

　　3.在野党的“碎片化”

　　1993年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体制的结束与1994年细川护熙内阁主导推动的以选举制度改革为中心的政治改革相关法案的通过和实施，使日本政党政治生态发生了重要变化。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的推行在使议席向两大政党集中、实现政权轮替的同时，也使中小政党能够凭借比例代表制度确保一定程度的议席、继续维持其影响力。加之，政党补助制度的实施降低了组织政党的难度，导致新党不断涌现，呈现在野党碎片化格局。

　　“1955年体制”时期，除自民党和社会党两大党外，主要有日本共产党、公明党以及从社会党分裂出来的民社党和从自民党分裂出来后又重回自民党的新自由俱乐部。“国际冷战体制解体至‘连结党’成立以及日本维新会分裂，其间成立的新党高达40个（变更党名的除外）。其中，36个成立于政党补助制度实施之后。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诞生的政党现存的只有民主党。除民主党外新党‘平均寿命’约为两年。2000年以后，在向自民、民主两大政党制推进的过程中，仍有18个政党存在。”2012年大选拥立候选人参加竞选的政党竟多达12个。多党化与小选举区制、政党支持基础的变化以及政党补助制度的实施等因素相互作用密切相关。

　　第一，小选举区制度在推动形成两大政治势力的同时并不抑制多党化的发展。例如，“众议院选举制度与日本相近也采取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的意大利在1993～2005年间，竟然出现50多个政党。实施小选举区制的英国在2010年大选中也有10个政党赢得议席”。小选举区制，与仅靠基础票就能以第二或第三位当选的中选举区制不同，集票能力弱化的业界团体和工会等传统支持团体的“基础票”不敌动员起来的无党派层。为抓住飘忽不定的无党派选民，认为以能给选民带来新鲜感的新党候选人身份参加竞选更有利于当选的政治家增多。加之，比例代表制能够确保新党按照所获选票比例拿到众议院议席。新选举制度实施后，新党此起彼落、政治家不断更换党籍与此密切相关。

　　第二，政党补助制度改变了政党的组织方法。组织新党的最大障碍——资金问题，通过政党补助金可以解决相当部分。除不接受政党补助金的日本共产党和有巨额事业收入的公明党外，无论哪个政党离开政党补助金都难以维持运营。英国下议院也有针对政党议会活动的公费补助制度，该制度却规定不补助执政党，同时还对第一大在野党追加党首补助。“如2013年至2014年，总额为707万英镑（约12亿日元）的补助金中工党领取了659.9319万英镑（包括党首补助），是第二位苏格兰民族党的近40倍。此外，每年还有200万英镑专门支持在众议院拥有两个以上议席的政党制定政权公约。”同上。英国政党补助金额远远少于日本的政党补助金（约320.1亿日元），但是其重点补助对象是在野党，尤其是在野党第一党。日本政治势力“一强多弱”结构体现在以政党补助制度为基础的资金层面上也是“一强多弱”。以2013年度各政党总部收入为例，“自民党收入总额为233亿日元，民主党为94.3亿日元，日本维新党41亿日元，大家党27.5亿日元，生活党13.5亿日元，社民党10.8亿日元。公明党142.7亿日元（其中事业收入超过60%），不接受政党补助的日本共产党225.4亿日元”。对此，日本共产党前委员长不破哲三指出：“推动形成保守两大政党制的作战战术（小选举区制 政党补助金）完全破坏了政党的组织方法。我还是国会议员时，社会、公明、民社、日共等各政党拥有自己的组织、纲领、政策与自民党相向而对。可是，‘两大政党作战行动’开始以后，政党既不需要纲领、也不需要政策。总之，挂着（政党）招牌、有政党补助金就可以（使政党活动）维持下去，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政党的组织方法。20年间成立近40个政党，只有民主党和维新党维持下来。民主党还在谈‘在野党重组’。”

　　对自民、民主两党以外的其他政党来说，小选举区当选难度大、当选可能性低，如本次大选中自公两党在小选区赢得231席，民主党获38席，其他政党总计获得26席。若小选举区不拥立候选人，则比例代表区的选票也不会增加。为确保本党在比例代表区的选票，必须在小选区拥立一定数量的候选人。因此，小选举区的非自民票被分散，直接影响民主党在小选举区集中收集非自民票。尤其是日本共产党在小选举区拥立的候选人数直接影响到民主党所获选票的增减。如2005年大选，在日共未拥立候选人的选区民主党增加了选票。在野势力力量分散、各自为战，竞相争夺非自民票，不仅在选举中难以形成有效对抗执政党的合力，而且容易导致在野势力之间两败俱伤。

　　（二）日本进入自民党新“一党独大”时代？

　　战后日本“1955年体制”时期，除短暂的细川护熙、羽田孜两内阁外，自民党长期一党单独执政。虽说是选民民主选举的结果，仍难免会受到“一定频度的政权轮替是否是民主主义的必要条件”这一疑问的质疑，甚至被称为“日本式民主主义”。1993年自民党下野，标志着“1955年体制”时期自民党长期一党单独执政结束。日本进入政治改革时代，先后进行的众议院选举制度改革、政党补助制度的实施以及强化内阁功能的中央省厅行政改革等，使日本政治生态发生重要变化。

　　在以实现政权轮替、两大保守政党制为目标的新选举制度下举行的第五次大选即2009年大选，日本终于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权轮替。可是，在三年三个月后的2012年大选中自民党再次以绝对优势夺回政权，并在2014年大选中继续“一党独大”。这是否标志着日本两大政党制理想破灭、进入新“一党独大”时代？

　　毋庸置疑，选举制度与政党政治是相互影响的关系。日本能否实现有一定频度政权轮替的民主主义，关键还在于能否培育出成熟的、能够执掌政权、有责任感的在野党。在中选举区制下，社会党作为第一大在野党一直没有上台执政的愿望和积极性，长期依赖工会的支持维持其势力和影响力，甘做“万年在野党”。相反，在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下，急于执掌政权的民主党却忽视对地方基层组织的培育，惯于采取扩大战术，在急速壮大的同时也埋下迅速萎缩的隐患。民主党重建之路虽说举步维艰，但是，只要该党不分裂，日本政坛短期内尚难出现能够取而代之的在野党。与安倍路线共命运的自民党“一党独大”优势也并非坚不可摧，在比例代表区得票率仅为33.11%的自民党，其在众议院的绝对优势与选民民意之间存在较大乖离。走向长期执政的安倍内阁也并非无懈可击，安倍内阁的所谓“历史使命”与选民关心的政策课题之间也有距离。批判自民党和安倍路线的国民并不会自动地支持民主党，民主党能否重建，关键取决于其自身的努力。

　　日本已经进入必须重新认识政党功能及其理想状态的时代。战后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经济增长成为整个社会最重要的追求目标，政党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提出并实现支持者希望推行的政策，将因之而产生的利益分配给支持者。自民党重视经济发展，社会党关心充实社会福利，分别受到各自支持者的支持。现在，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步入成熟社会或人口减少的时代，政党继续发挥上述功能变得日益困难。其背景是财政困难与老龄化社会的发展。财政困难使政党能够裁量政府支出使之还原给支持者的余地不断缩小。同时，随着价值观多元化的发展，选民政策偏好日益多元化，政党提出并实现细分化、多元化的政策需求的难度增大。比如，与政府主导的经济开发相比，保守派更重视民间的自由竞争；与社会福利相比，社会民主主义者更重视环境保护。于是，日本出现还是多党制好的主张。但是，这种认识也只看到现实变化的一半，依然立足于政党应该给支持者带来利益的视角上。进入成熟社会，通过政党进行利益分配已经变得困难，应该将支持者的利益与政党利益聚合、利益表达的功能区分开来，从中长期视野思考政党应有的理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