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万胜在《日本学刊》2015年第3期发表《论日本“一强多弱”的政党格局》（全文约1.9万字）。

徐万胜认为，2012年12月安倍内阁执政以来，历经2013年参议院选举与2014年众议院选举，政党格局呈现“一强多弱”的结构内涵。“一强多弱”政党格局的产生原因颇为复杂，是各种制度性、生态性因素在同一时期内相互交织的结果。其影响主要体现在政党体制、内阁决策、国会立法以及修宪路线等领域。“一强多弱”政党格局的发展，将受到国政选举、内阁业绩、在野党重组以及选举制度改革等多种因素左右。“一强多弱”政党格局虽“有利”安倍内阁执政，但有损民主主义社会的健全，而且与选民政治意识、选举制度目标相乖离。

徐万胜在文章中指出，政党体制，亦称政党制度，是国内学术界研究日本政党及政党政治的主要视角。迄今为止，有关当代日本政党及政党政治研究的综合性成果，大多是基于这一视角。

在政治学中，政党体制是研究西方国家政党及政党政治的核心概念。一般而言，政党体制“是指由国家法律规定或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关于政党的社会政治地位、作用，执掌政权或参与政治的方式、方法、程序的制度性规定”，“是指通过议会和总统选举，由资产阶级政党轮流执政、联合执政或是单独执政的统治方式”。由此可见，政党体制这一概念内涵更多地偏重于考量政党的权力地位，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的体制类型划分，也是按照一个国家在相当长时期内能够执政的政党数目，而非议会中占有席位的政党数目，更不是指国内存在的政党数目。

与“政党体制”不同，所谓“政党格局”，是指各政党之间的实力对比结构。政党格局，其内涵与国际政治学中的“格局”概念相近，“国际政治格局是一种政治力量对比的结构状态，政治力量与权力是完全不同的”。当然，在像日本这样实行议会内阁制的国家中，“一个政党的实力首先是其选举实力”，“选票是被换算成席位的，这就要求我们关注议会政党的实力”。

政党实力对比的结果，往往体现为政党权力地位的不同，但政党实力的强弱却未必就等同于政党权力地位的高低，联合政权中的小党的权力地位就高于在野的大党。

政党体制的形成是一个长期过程，以各个阶段政党格局演变的累积结果为基础。因此，从政党格局的视角来研究日本政党及政党政治，具有区别于政党体制的新内涵，且更能动态、适时地反映现实状况。

随着2012年安倍内阁上台执政，日本政坛出现了“民主党下台、自民党上台”的政权更迭。政权更迭后的政党体制，究竟是重新构筑自民党长期执政的一党优位制，还是存有自民、民主两党交替执政的两党制的可能，尚需时间加以验证。但是，关于政党格局的新变化，则完全可用“一强多弱”来加以界定。“一强”是指执政的自民党，“多弱”是指各在野党。

一、“一强多弱”格局的内涵

“一强多弱”政党格局，其内涵既蕴含着自民党“一强”的历史惯性，又体现出在野党势力“多弱”的发展变化，从而形成不同以往的新格局。在这一格局下，民主党重建困难，“第三极”势力聚散离合。

（一）由来已久的“一强”

在战后日本政党格局的演变进程中，“一强”由来已久。作为最重要的执政党，自民党1955年成立以来除了在2009年众议院选举中沦为第二大党之外，一直处于相对“一强”的地位。

仅以众议院议席率为例。在自民党一党执政达38年之久的“1955年体制”时期，从1958年至1990年的众议院选举，自民党议席率在63.38%（1960年）至48.53%（1979年）之间波动，即使是在自民党败北下野的1993年众议院选举中，其议席率亦为相对第一的43.64%。

在冷战后政党体制转型进程中，自民党虽仍为“一强”，但其在众议院的议席率整体上有所下降，“两大政党化”趋势明显：在1996年、2000年、2003年、2005年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的议席数（议席率，下同）分别为239席（47.80%）、233席（48.54%）、237席（49.38%）、296席（61.67%）。同时，第一大在野党民主党的势力始终维持在100个议席以上，分别获得156席、127席、177席、113席。直至2009年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仅获119席（24.79%），民主党获得308席（64.17%），日本政坛一举实现了政权更迭。这也是自民党1955年建党以来第一次、迄今唯一一次丧失众议院第一大党的地位。

2012年12月自民党再次上台执政以来，日本的政党格局演变不仅终结了“两大政党化”趋势，而且，自民党的“一强”地位日益突出。其中，在2012年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获得294个议席，议席率为61.25%；在2014年众议院选举（议员定额由480名减至475名）中，自民党获得290个议席，议席率为61.05%，且与公明党合计的执政党议席率为68.42%，创历史最高纪录。

（二）从未有过的“多弱”

尽管自民党“一强”由来已久，但在野党势力此前却从未出现“多弱”。

冷战后日本政党体制转型进程中的“两大政党化”趋势，自不待言。即使在“1955年体制”时期，与“一强”的自民党相比，作为在野党的第二大党社会党也整体上保持着较为稳定的实力，其在众议院选举中的议席数从未连续两次跌至100席以下。其中，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自民党在1958年、1960年、1963年众议院选举中，分别获得287席（61.46%）、296席（63.38%）、283席（60.60%），社会党也分别获得了166席、145席、144席。这与同样作为第二大党的民主党在2012年、2014年众议院选举中仅获57席、73席的选举业绩相比，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实力对比上，“1955年体制”时期的政党格局是由一个自民党和二分之一个社会党构成的，“自民党与社会党各自是左右两大阵营的中心，虽不能说是两党制，但社会党的存在感相当强”。

与以往不同，2012年12月众议院选举以来，在野党势力的“多弱”格局开始形成并固化。在2012年12月众议院选举中，与自民党的294席相比，在野党势力的“多弱”结构如下：民主党57席，日本维新会54席，大家党18席，日本未来党9席，日本共产党8席，生活党7席，社民党2席。在2014年12月众议院选举中，与自民党的290席相比，在野党势力的“多弱”结构如下：民主党73席，维新党41席，日本共产党21席，次世代党、社民党与生活党均为2席。

（三）重建困难的民主党

在野党势力“多弱”的表现之一，是作为最大在野党的民主党重建困难。

2009年9月至2012年12月执政期间，民主党采取了提高消费税率、强化日美同盟、参加TPP谈判等施政方针，其政策取向不断向自民党靠拢，加之民主党内部产生分裂，导致该党在2012年12月众议院选举中败北，遭受来自“左”和“右”社会阶层选民的抛弃。

在丧失执政党地位后，民主党并未能在2014年众议院选举中实现“党势重建”。这一时期，民主党代表海江田万里并非首相安倍晋三的强有力竞争对手，民主党“选择了一种摇摆不定、模棱两可的路线，既非福祉国家型保守政党路线，也未纯化为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政党的路线”，“海江田万里就是这种模棱两可的民主党的人格性象征”，结果，“无论期待民主党纠正结构改革的阶层，还是期待推进改革的阶层，两者持续背离的结果，导致民主党惨败”

目前，民主党的选民支持基础已经严重衰落，降至高峰期的三分之一左右。以表明政党实力的众议院比例区得票数为例，民主党在2009年众议院选举中获得2984万张选票，2012年获得962万张选票，2014年获得977万张选票。特别是在2014年众议院选举中，民主党代表海江田万里落选。这是民主党建党以来首次出现党代表落选的情况，党的形象直接受损。2014年12月15日，海江田万里被迫宣布辞去党代表职务。此外，与自民党相比，民主党内因年轻议员人数偏少而新老交替迟缓，且党内在修宪等课题上的政策分歧严重，容易引起党的分裂。

为了实现党势重建，2015年1月18日，冈田克也接替海江田万里担任党代表。3月1日，民主党召开党大会，因病缺席的党代表冈田克也向大会发来寄语，明确主张：“通过统一地方选举巩固基础，在国会论战等过程中与政权相对峙，面向参议院选举、众议院选举加强反攻态势。全党一起谋求党的再生。”但是，在2015年4月统一地方选举中，民主党在41个道府县议员选举中所获议席数为264席，比上一次减少了82席；在17个政令市议员选举中，所获议席数也从上一次的147席减至126席。迄今为止，民主党尚未出现任何势力恢复征兆，2016年参议院选举的前景预期并不乐观。

（四）聚散离合的“第三极”势力

在野党势力“多弱”的另一表现，是“第三极”势力聚散离合。

维新党是“第三极”势力的象征性存在，主张实行不同于自民、民主两大政党的“独立路线”。维新党的前身是成立于2012年9月的日本维新会，以桥下彻等人创立的地域政党“大阪维新会”为基础，吸纳自民党、民主党的退党议员等加入。日本维新会在2012年12月众议院选举中共获得54个议席，一跃成为第二大在野党。但是，2014年6月，由于党的共同代表桥下彻与石原慎太郎之间的路线分歧，日本维新会决定实行分党，并于8月分别成立以平沼赳夫为代表的次世代党和以桥下彻为代表的日本维新会。与此同时，作为“第三极”势力另一象征的大家党，自2009年8月成立历经四年有余，后因党内产生路线分歧，江田宪司等15名国会议员于2013年12月18日宣布另行组建纽带党。2014年9月21日，日本维新会与纽带党合并组建维新党。

此后，在众议院选举前夕的2014年11月19日，大家党正式决定解散，所属国会议员分崩离析。由维新党主导的大阪行政改革计划“大阪都构想”在大阪市民投票中遭到否决，维新党最高顾问、大阪市市长桥下彻宣布将兑现在2015年12月市长任期结束后退出政坛、永不重返的承诺。维新党的领导层核心人物面临重大调整，维新党逐渐势弱已是不争的事实。

二、“一强多弱”政党格局的前景

“一强多弱”政党格局的前景如何，将受到国政选举、内阁业绩、在野党重组以及选举制度改革等多种因素左右。

（一）2016年参议院选举

自民党能否赢得2016年参议院选举，将直接决定“一强多弱”政党格局是否延续。

对于自民党而言，在众议院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之后的参议院选举往往是危险的，会担心“赢多之后的反弹”。事实上，自民党连续在众议院、参议院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的先例并不多。1986年7月，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曾一举获得300个议席的压倒性胜利，但在三年之后的1989年7月参议院选举中，受利库路特案件、消费增税及农产品自由化等因素影响，自民党仅获得36个议席，丧失了过半数席位。2005年9月，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又曾获得296个议席的压倒性胜利，但在两年之后的2007年7月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仅获37个议席而惨败。作为例外，自民党已经连续在2012年12月众议院选举、2013年7月参议院选举与2014年12月众议院选举中实现“三连胜”。

如前所述，由于现阶段在野党存在感的淡化，自民党继续赢得2016年参议院选举的可能性很大。同时，由于安倍内阁为修改宪法而可能再次提前解散众议院，因此也并不能排除2016年夏季“众参两院同日选举”的前景。若如此，同日举行的众议院选举很可能会束缚选民实施反弹的选择，增强自民党胜选的概率。

（二）安倍内阁的规制改革

进入2015年，为了将广大选民对“安倍经济学”的政策期待转换为经济增长的切肤实感，安倍内阁开始对农业、劳动、社会保障、能源等领域的“岩磐规制”实行改革，这也是安倍内阁实施增长战略的关键所在。但是，规制改革触动了业界团体的核心利益，必将对自民党的社会支持基础产生深远影响。

仅以农业领域的规制改革为例。众所周知，在日本，农业协同组合是最重要的农民组织，也是自民党的重要社会支持基础，发挥着聚集选票的作用。关于农协法修正案，安倍内阁主张通过削弱农协权限使之成为一般社团法人，废止法律认可的上纳金以及对地区农协的指导、监察权限。与之相对，在全国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的自我改革方案中，则要求保留农协法上规定的指导、监察权限。在2014年众议院选举中，JA全中的政治团体对于自民党候选人，以推荐作为交换条件，要求其支持自身所整理的农协改革方案。结果，190人受到推荐支持，其中185人当选。自民党众议员的六成以上，受到农协支援。担当农协改革的西川农相是现职阁僚中唯一在小选区落选的，原因之一就是与反对改革的农业票背离。

（三）在野党重组

“一强多弱”政党格局使在野党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压力。在野党如何通过重组来抗衡安倍内阁及执政党，乃至实现“政权交替”，既是一个紧迫的严峻课题，又似乎任重道远。

关于在野党重组的紧迫性，2015年3月16日，小泽一郎在东京都内发表演讲，指出:“在野党必须联手通过下一次众议院选举来实现政权更迭。在野党如果合作制定面向比例区选举的统一名簿，绝对获胜”，“自民党政权如果延续五年、十年，在野党必定消亡”。为此，小泽暗示组建新党“改变党名也可以”，并提出“民主党、维新党与生活党一起创建新框架，争取获得300个议席”。

此前，旨在夺取政权的在野党势力谋求集结非自民党势力的大动向，曾经发生过三次。但是，2015年初，民主党与维新党在如何实现在野党重组的问题上，仍各有考虑。事实上，维新党对民主党的“工会依存”体制持批判态度，但冈田克也出任民主党代表后，依旧采取了重视工会组织“联合”的态度。另外，根据读卖新闻社对2014年众议院议员候选人的调查结果，对“与民主党联合”持积极态度者，在维新党中所占比例为83%，生活党为95%；对“与自民党联合”持积极态度者，次世代党全员如此，维新党仅为18%。

不论如何，在野党势力若不重组，在相当长时期内恐无力通过众议院选举来实现政权更迭。

（四）选举制度改革

在日本现行宪法体制下，众议院选举制度的类型选择，是影响政党格局及政党体制形成的最直接的制度性因素。

1996年众议院选举实施小选区比例代表制以来，纠正“一票价值”不平等，是近年众议院选举制度改革的主要原动力。2011年3月，日本最高法院裁定“一票价值”之差达2.30倍的2009年众议院选举为“违宪状态”。为缩小“一票价值”之差，2013年6月24日，众议院全体会议以自民、公明、日本维新会等党派的三分之二以上赞成，再次表决通过了《公职选举法修正案》，山梨、福井、德岛、高知、佐贺五县的小选区数目由三个削减至两个，17个都县的42个选举区重新进行划定，从而使小选区的“一票价值”之差由2.52倍缩小至1.998倍。至此，众议院选举定额由480名减少至475名（小选区295名、比例代表区180名）。

在2014年众议院选举中，有关选举制度改革的政策论争，主要集中在纠正“一票价值”不平等以及削减议员定额上。自民、公明两党提出众议院比例区定额削减30名的方案，民主党与生活党主张“小选区定额削减30名，比例区定额削减50名”，日本维新会主张“小选区定额削减60名，比例区定额削减84名”，共产党与社民党反对削减议员定额。

上述改革动向，尚未涉及有关选举制度的类型选择，有关如何修正总额达320.1日元的政党补助金，也尚未展开讨论。综合上述四种因素，预期“一强多弱”政党格局延续至2016年参议院选举之后的可能性很大。

如何评价“一强多弱”的政党格局，关键在于如何认知在野党势力“多弱”结构的消极影响。如前所述，对于安倍内阁而言，“一强多弱”政党格局促使其决策效率得以提升、施政方针得以推进，发挥了“积极性”作用。但对于健全的民主主义社会而言，多个强有力的竞争性政党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在野党势力的整体弱化不仅导致选民因政党选项受限而无法改变现状，还导致决定日本国家发展路线的平衡机制受损。

对此，2014年12月11日，生活党代表小泽一郎做客BS日本电视台“深层新闻”节目，就众议院选举发表评论指出，“虽然众议院选举是政权选择的机会，但对在野党而言无力倡导政权更迭是不利的”，在野党势力若持续弱化，“日本的民主主义则没有未来”。并且，“2015年以来，凭借上一次众议院选举的压倒性胜利，在‘安倍一强'态势持续强化过程中，公明党的存在感弱化，不仅在安全保障领域，政策层面上自民、公明两党政策主张相左的情况不时出现，公明党对安倍政权所发挥的‘刹车'机能正在弱化” 。

事实上，“一强多弱”政党格局的产生，虽是选民投票的结果，却始终未能获得选民在政治意识层面上的认可。例如，2014年3月，根据读卖新闻社与早稻田大学联合实施的舆论调查，主张“今后政权更迭为好”者所占比例为65%，期待“两大政党与多数小党存在”者所占比例为56%。

2014年12月，根据读卖新闻社对众议院选举结果实施的舆论调查，认为能与自民党相对抗的在野党是“必要”者所占比例高达82%，表达了不认可“一强多弱”状况延续下去的强烈呼声。

同时，“一强多弱”政党格局的产生，也与冷战后日本引入小选区制的政治改革目标——建立两党制相距甚远。“日本近年进行了选举制度改革，努力建设日本的两党制，但是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反而出现了不良的意外后果。”这说明，制度改革的既定目标能否实现，还取决于是否有相应的政治生态与之呼应。小选区制虽在理论上是一种有利于两大政党轮流执政的制度设计，但当日本选民倾向于选择两大政党之外的“第三极”势力时，小选区制的两党制构建机能反而遭到了削弱。

因此，“一强多弱”政党格局体现出一种矛盾的乖离:选民投票结果与选民政治意识的乖离，制度实践结果与制度改革目标的乖离。这说明日本的政党政治不能仅靠制度主义研究视角来加以阐释，必须与其国内政治生态结合起来考虑：相同的制度规定，与不同的政治生态相结合，会产生不同的体制运作结果。遵循这一思路，还有利于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思考日本的国家发展道路取向。

战后70年来，日本在现行宪法制度规定下走过了一条和平发展道路，但该宪法制度并不能完全保障日本未来的道路抉择。在政治右倾化趋势加剧、国家“全面正常化”提速的政治生态环境中，不论修宪与否，日本未来的国家发展道路都具有摆脱宪法制度规定的潜在性，值得警惕。对此，我们在关注日本国内各项制度性改革的同时，更要深入研究其政治生态的重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