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薇在《日本学刊》2015年第5期发表《战后70年：日本的困顿与歧途》。

李薇认为，战后70年来，由于战后处理不彻底等原因，日本长期在历史问题的困顿中徘徊。日本国内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未达成全社会普遍的共识。在解决战后和解问题上，日本期待的是一种外交上最低成本的边际效益、一种技术处理，并非追求自身精神层面的蜕变。战后日本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对地区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在和平宪法第九条的原则下走过了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但是近年来日本国内日益放肆的罔顾历史的右倾言行与安全防务的战略转型并驾齐驱。今后长时期内，一个现实且重要的问题摆在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等东亚国家面前，那就是如何面对一个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未能实现民族精神蜕变却再次将其军事力量推向世界的日本。

李薇在文章中指出，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日本战败投降70周年，是重要的历史的节点。在70周年这个敏感的年份，如同前两个十年那样，日本首相需要面向世界做出政治表态。凡涉及对过去所发动的战争性质的表述， 日本政府的每次讲话都出台得非常艰难，2015年更是表现得扭扭捏捏，在是否继承和使用“村山谈话”、“小泉谈话”所使用的“侵略”、“殖民统治”、“沉痛的反省”等表述上，显露出极大的不情愿。虽然日本政府为了首相70周年“谈话”专门成立了专家小组，做出广泛征求精英意见的姿态，但现任首相在任期间执意参拜靖国神社和放言“侵略定义未定”的事实，已经令世人对2015年“谈话”内容的真意不抱期待，本该成为促进和解的历史谈话成了一篇暗含历史修正意味的宣言，成为阻碍东亚和解的一次风险试探。

（一）未能实现精神超越

70年过去了，日本还是没有实现精神上的自我超越，仍在历史问题的困顿中徘徊不前。长期以来，日本国内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没有达成全社会普遍的共识，一直存在巨大分歧。一方面，有官方的正式表态，如1972年的田中道歉、1982年的“宫泽谈话”、对侵略战争做出深刻反省的1993年的“河野谈话”、1995年的“村山谈话”、1995年日本众议院的《以历史为教训重申和平决心的决议》、2001年小泉在卢沟桥的道歉和2005年的“小泉谈话”等；也有包括大学教授、律师等在内的进步知识精英在追究战争责任、战争性质等问题上的正义呼声以及他们所领导的社会运动。而另一方面，日本政坛否认侵略战争历史的思想根深蒂固，部分政要在对历史问题的认罪反省上一直口是心非，出尔反尔，右倾政治家和右倾文人为加害性质进行的辩解不绝于耳。尽管右翼、右倾言行并不代表日本国民整体的意志，但是在日本国内，否认侵略事实和侵略性质的言行既不会引起政治上的信任危机，也很少受到道德谴责，更不会受到法律制裁。

我们看到，战前曾经象征军国主义的文化符号——国旗“日之丸”、国歌“君之代”、军旗“旭日”得以延续，其隐藏的心灵意识继续得到传承；雕有皇家“菊花纹章”的靖国神社仍旧表征着国家与宗教未切断的关系；甲级战犯被作为“忠魂”和“英灵”供奉于靖国神社，日本政治家以去道德化和去正义化的“国民感情”、“遗族感情”为“正当性”，堂而皇之进行参拜并愈演愈烈；很多书籍和一些教科书中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侵略行为以“事件”、“进入”等毫无贬义的词汇加以表述，“无条件投降”和“战败”被描述为“战争结束”。战后，由于政治家们的反复无常，使得日本政府对东亚受害国的形式上的“多次”道歉变得越来越单薄与苍白，越来越失去信誉。也正因为如此，日本与其他东亚国家的关系在“历史和解”与“民族主义”之间徘徊往复，形成“历史问题现实化”和“现实问题历史化”的恶性循环。这样的日本，不仅使其自身不能彻底走出战败的阴影，不能真正实现战后精神的升华，反而背负的历史包袱越发复杂和沉重。

近来，日本政府似乎意识到历史和解问题已经成为其外交上的沉重负担，试图寻找一个一了百了的说法和形式，以便从历史问题的困顿中“解放”自己。经常会听到一些日本官员在试探中国方面的底线，希望得到一个可以获得谅解的红线，寻找到得以过关的最低“说法”。这样的做法恰恰把日本式思维“晒”了出来，表明日本在解决战后和解问题上所期待的是一种外交上最低成本的边际效益、一种技术处理，而非追求自身精神层面的蜕变。在这里，德日之间的差距显而易见。

（二）历史清算内外乏力

相比之下，战后的德国不仅接受了战败，更接受了道德的高度和后现代文明的真理。德国不仅废弃了当年纳粹的旗帜和歌曲，更在法律上保证了对纳粹的清算和追讨，几十年来从未松懈。德意志民族的行动让世人相信，它的反思是绝对意义上真诚而深刻的。德国因此获得受害国的尊重，成为欧盟乃至世界事务的中坚力量。德国历任总理在历年利用历次机会不间断地对那场战争作出反省与道歉，追求的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显示出一个政治强国的勇气与智慧。日本则只是认命般地接受一个结果，并没有显示出德国那样的志向和自觉。

导致日本70年来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依旧不能自拔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对日战后处理的不彻底性。日本与德国相比，“历史清算”的外力结构明显不同。德国被盟军共同占领，东西两个阵营以及受害的犹太民族在国际社会对纳粹清算中都发挥了重要政治影响，把德国法西斯的罪犯角色推到了全世界集体记忆的最前端。而日本被美国单独占领，不仅保持了国体完整，且很快在美国的远东战略设计中成为可利用的对象。美国对天皇的免罪战略，导致日本的战时最高统帅没有被碰触，除了甲级战犯受刑外，被捕的战犯或与战争有瓜葛的官僚大都陆续被释放并回到社会政治生活中，而中国等主要受害国在战后却经历了自身国家分裂的命运并由此导致外交政治上的孱弱，未能及时、有力、系统完整地把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推到世界集体记忆特别是日本历史记忆的最前面。

在战后的日本，历史清算的内力明显不足。首先，日本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是在举国体制下进行的，战后任何人、任何家庭都不会因参与战争而受到歧视或对他人的参与进行批判，形成了“谁都不担责任的结构”；其次，皇国史观和与之相关联的国家神道生死观因天皇制和靖国神社的保留依旧发挥着对战死者家属的精神抚慰作用；再者，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罪行及其欺骗性在被日本国民充分认清之前，就被长期遮掩在广岛和长崎的蘑菇云背后，原子弹受害成为广大日本人关于战争的主要历史记忆。因此，相对于德国社会整体持续的、自我批判性的讨论，日本战后的“历史清算”在一个谁都不负责任的短暂过程中草草收场结束，日本的政党政治从未成为深刻反省的推动力量，左翼知识精英曾经倡导的“由日本人民亲手进行”对侵略战争的审判——对侵略行为进行复杂而艰难的精神忏悔——在日本一直未能真正实现。

（三）一个不确定的日本

虽然战后日本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对地区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和平宪法第九条的原则下，日本走过了和平发展道路，但是，全世界都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近年来日本国内日益放肆的罔顾历史的右倾言行与安全防务的战略转型并驾齐驱。一部分政治家甚至首相越来越堂而皇之地参拜靖国神社，日本社会对右派政治家的言行日渐宽容，一些日本民众与右派政治家在对日本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反省上认同感日趋增强。与此同时，近几年来，日本抓住了美国的“反恐”和“亚太再平衡”的战略“机遇”，以“首要同盟国”身份实现安全防务政策的彻底转型，放弃了“专守防卫”、“武器出口三原则”，为“行使集体自卫权”松绑，为日本军事走向世界提供了法律保障。非常明显，安倍力推的新安保法已经突破了宪法第九条第一款的精神，也颠覆了日本政府自身曾经的相关法律解释。

在迎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今天，世界面对的是一个处在历史认识困顿和国家发展歧途的日本。日本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和主流政治家、战略精英的夙愿，是让日本成为“正常国家”。按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话就是“战后政治总决算”，按现首相安倍晋三的话就是“找回强大的日本”。在“正常化”过程中，战败初期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理想正随着战后体系的变化被逐渐丢弃，战败的教训已经被涂抹得千差万别，更为严重的是军事安全政策的蜕变。日本官方的报告显示，日本确定了21世纪进一步发展和利用日美同盟体制，让军事与外交、经济同等地为拓展国际空间发挥作用的外交安全基本战略。这个战略的实现，是一个“大国化”、“正常化”、“外向化”的过程，在操作上会更加显示出主动性、系统性。

今天的日本面对三个不确定性，即“摆脱战后体制”是否以否定战后和平发展路线为前提？日本“正常国家化”和军事发展将以何种方式推进？引领这种“摆脱”和“发展”的政治思潮是否以历史修正主义为依托、以右倾民族保守主义为主流？站在歧途边缘的日本还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今后很长时期内,一个现实且重要的问题摆在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等东亚国家面前,那就是如何面对一个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未能实现民族精神蜕变却再次把其军事力量推向世界的日本。

（原载《解放日报》，作者做了重要增补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