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吴怀中在《日本学刊》2015年第6期发表《战后中日关系的轨迹、特征与走向》（全文约2.8万字）。

吴怀中认为，战后70年中日关系的位序，从大历史尤其是文明史的角度看，总体处于“非常态”但后期开始向“常态”转换过渡的阶段。从70年的小时段来看，则是从不正常状态向正常关系的演变过程。70年关系演进的五个具体逻辑阶段是：起于不正常的出发点、谋求走向关系正常化、进入利好条件下的“蜜月期”、经历调整转型的过渡期、迈入战略格局相对成型的“新常态”。70年中，中日关系各重要组成要素显现出并不完全同步的演化方向。以邦交正常化为节点，后半期更具现实意义的关系发展特征表现在：战略关系变质、经贸往来热温、“政经分离”固化、军事因素凸显、国际竞争加剧、国民感情趋恶、干预变量纷增等。

吴怀中在文章中指出，未来中日关系的走向与前景，主要取决于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两国各自的客观发展前景、主观战略选择以及双边互动产生的合力结果。复杂的国际背景，包括国际格局和各大国博弈的走势，鉴于美国对日本的影响作用，主要是指中美关系的状态（尤其是否会发生破局和正面冲突的情况），同时美日同盟的状况也很重要。

（一）三组重要变量的作用与影响

（1）从客观方面来看。中国的发展虽面临诸多制约因素，但相对于日本的低速发展，仍将维持中速或中高速发展，在总量上持续对日取得较大的优势应该是没有悬念的。十年后，到战后80周年的2025年前后，中国GDP可达20万亿美元以上，至少是日本的三倍，有望与美国经济规模基本持平或处于一个等量级上。所以，中日关系中，从物量及实力基础来说，两者之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开，中国可拥有较大的主动权，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力与塑造能力大于日方。

同时，也要看到，这种优势和主动权，多是相对而未必是绝对的。其因在于：第一，从历史经验来看，日本很早就有自己的民族主体意识和世界观体系，大抵一直不愿接受中国主导东亚秩序。日本民族总会力求成为大国博弈中自主的一方行为体，避免自己成为“战略洼地”，而不是甘于沦为其中一方的附属，这是日本骨子里很根本的东西。对日本心理和行为模式的规律，很需要进行历史长线的总结和评估。战后的几十年，在日本的长线历史中可能只是一段特殊时期，其争强斗勇的民族精神及战略文化，遇有环境的连续强刺激时，将来不排除有激活的可能性。第二，在文明形态、科技与生产力没有取得巨大突破性发展并形成“代差”之前，中日之间多是“比较优势”，而难有绝对优势。在当今全球化的环境下，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全面的发展代差和文明落差很难形成。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仍将保持很长一段时间，从长远来看，中国将会有许多棘手的问题需要处理”。第三，从当今国际体系、格局及力量对比的角度看，中国所受牵制和耗损甚多，很难集中主要力量和资源用于日本。日本打开其所有对外政策工具箱后，在一段时期内大体可维持一个微妙的对华弱性战略均势。第四，十年后，美国并不会失去世界超级大国地位，而日本仍可望维持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地位。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将更加明显，美国对华军事防范力度当会加大，两国摩擦与冲突将主要发生在东亚地区，美国将加大控日、联日的力度以制衡中国，中国的综合实力仍将低于美日之和（甚至包括美日欧连线的体系之和）。第五，将来，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日本可能会从现在的“安倍范式”即从政治安全上强烈的“联美（或‘日美＋X’方式）制华”取向，向较为明智、平衡的“日美同盟 日中协调”方向做一些调整和转换。不过，这应该只是策略性的动作，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还难以看到日本“脱美入中”、在中美之间重做选择的前景。关于日本发展前景及对日战略，中国国内主要有如下两种政策观点（当然在“防日”上有共同点）。（1）自由理想主义国际关系论的“拉日稳日”论：日本在一段时间内仍很强大和重要，不重视日本要吃亏，宜给日本一定的位置和角色、拉住并稳住日本；（2）现实主义国际关系论者的“压日制日”论：中日实力差距拉开后，中日关系就好处理了；日本不是世界战略力量，是心怀不满却又力不从心的地区大国；中美关系顺畅则中日无大问题。

（2）从主观方面来看。中国政府一再声明，坚持走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道路是基本国策，任何时候不会动摇。中国对日政策的原则与精神可谓一以贯之，习近平主席多次发表涉日重要讲话，表示中方高度重视中日关系，愿在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继续落实中日战略互惠目标，发展长期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中国外交的战略目标，是服从于和平发展、服务于“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实现。维护中国周边和平稳定、构筑实现中国梦的战略依托带，理所当然成为当前中国外交的题中之义。当然，包括对日关系在内，中国也绝不会放弃维护国家正当权益，不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

日本的国家发展及战略走向，近年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心的不确定因素。战后日本走了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但当今日本“积极谋求摆脱战后体制，大幅调整军事安全政策，国家发展走向引起地区国家高度关注”（《中国的军事战略》（中国政府第九部国防白皮书），新华社北京2015年5月26日电），世界不得不注意到一个“在历史问题上未能实现民族精神蜕变却再次将其军事力量推向世界的日本”（李薇：《战后70年：日本的困顿与歧途》，《日本学刊》2015年第5期）。而日本的对华政策，主要表现在应对中国崛起的策略上，其中的两个重要特性是需要看清的：第一是其心态严重失衡、反应过敏与过度的问题。中国作为“大块头”崛起，周边国家有某种“不适反应”并不奇怪。但显然，由于历史记忆和现实利益的复杂原因，作为世界上对中国崛起最不适应的国家之一，日本的反应更激烈、策略更完整、举措更出格，对中国造成的影响也更大。安倍及日本政府多年采取的具体对华战略一直是三件套的“内外平衡标配”：自强措施——富国强军及部署调整、强化日美同盟、“拉朋友圈”及“统一战线”外交。所以，2015年6月王毅外长对此曾尖锐地指出，中日关系的根本问题是能否调整心态，接受中国重新发展和崛起。第二是日本政府的底线和目标在何处？其是否蓄意要挑起战争、武力攻华。总体来说，日本决策层、主流政治及知识精英，在这一点上，尚有冷静的判断。实际上，日本在战术上有攻势动作，战略上多是守势行为。认为中国强大后（或在可预见将来进一步强大）自己将处于劣势时，日本要对中国实力上升采取同步升级的对冲与平抑措施，以取得力量平衡，确保自己利益及地位不受损害——甚至包括局部冲突下可以进行对峙与抗衡的资本。安倍没有以穷兵黩武及挑动战端的方式来应对中国崛起，并不打算和中国“撕破脸”、发生直接冲撞和战争，而是想和中国保持不近不远、不冷不热的关系，推动趋利避害、为己所用的“政经分离”双轨战略。但是，与此同时，仍需要十分注意的两个问题是：（1）日本国内一些势力，包括一些退役将校、右翼学者等，唯恐中日不乱，蓄意制造事端；（2）在东海及第一岛链海空域，中日确有爆发突发事件和危机的可能性。

（3）从双边互动作用与政策调控的特点和结果来看。除了结构性因素以及历史记忆外，中日双方从特定议题的互动中而对对方的广泛战略意图所做的判断和结论，也对两国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进入21世纪后，中日数度发生争端与摩擦，在双向沟通与协调方面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以至两度出现高层往来中断、政冷僵持数年的关系困局。这种状况，在两国复交后以及21世纪的大国关系史上是比较少见的。其中的一个原因，正如众多学者和有识之士指出的，由于中日老一辈挖井人和开拓者相继退出政治舞台，两国之间的有效沟通渠道和方式面临严峻的“换挡”和“断代”问题。适应两国关系新局面的新型互动和调控机制尚未健全和成熟，双方皆认为是对方改变了之前在外交以及对外争端上一贯保持的低姿态与审慎做法。不过，双方都不同程度意识到“自损八百”与两败俱伤的问题，因而不乏审慎自制、“点到为止”的过招境界。当前，中日都处于谋求民族振兴、攻艰克难的紧要关头和爬坡阶段，都在设法避免不利因素干扰和不必要的分心耗神，避免两国互损互耗而靡费资源，以图尽可能多地聚拢复兴正能量。所以，可以看到，中日关系很紧张的时候，双方会谋求把紧张状态晾一晾、缓一缓，因为也只有这样才符合双方利益。日本官民虽对华负面认知较多、也不甚认同和服气，但面对已然崛起的“西方强邻”，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及日中关系很重要，也在争取保持战略耐心、设法周旋，意图趋利避害、平稳过渡。双方正是由于持有这种国际关系学中的“国家理性”，所以虽然困难重重，但经过双方战略、利益、心态以及互动方式的不断博弈与调适，在动态平衡中仍可以找到一条共同建设和平与大致稳定的可预期关系的路径。

（二）变量合力下的走向展望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中日双方就在展望、憧憬新世纪的两国关系前景。例如，1979年12月，大平首相访华时进行了题为《迈向新世纪的日中关系——寻求新的深度和广度》的讲演，提出日中“作为善邻，要向着21世纪发展和平友好而稳定的日中关系”。而从冷战后的90年代中后期开始，有关中日关系进入“转折期”或“十字路口”等的论述也是屡见不鲜。对于中日关系的走向，中日复交尤其是1978年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后，双方对“世代友好”都曾有很乐观的估计。1998年第三个政治文件诞生后，对于把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带入21世纪，双方抱有比较乐观的估计。2008年有关构筑战略互惠关系的第四个政治文件，使双方对两国关系发展的估计调适为谨慎乐观。例如，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撰写的分析报告就持有该种立场（参见蒋立峰：《未来十年的中日关系与中国对日政策——21世纪中日关系研究报告》，《日本学刊》2009年第5期）。站在战后70周年的节点上，包括就2014年达成的、问题应对型的“四点原则共识”的内容来看，对中日关系进行过于乐观的估计似已不合现实。中日关系在战后70周年节点上呈现的状态，相当一部分已经比较符合此前有关各方在展望21世纪中日关系时做出的“上中下”与“好中坏”三种前景评估中的最差一种。其主要指标为：日本右翼势力坐大、修改“和平宪法”、迈向军事大国、强化日美同盟对付中国等。

但是，显然，也无必要对此形势做出过度悲观的认知。全球经济一体化与相互复合依赖已达到广泛深入而难以撼动、逆转的程度，国家间竞争在加剧但合作需求也在上升，各国都希望大局不至失控、政治和安全形势基本稳定。中日都希望自己的民族复兴、国家转型与过渡能在大局不失控的情况下得以推进和完成，包括在彼此战略竞争的过程中避免发生直接对抗和正面冲突。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两国实现和平共处提供了基础条件。而从以上对中日客观、主观和互动因素的三点分析可见，未来一段时期内，中日关系虽然难觅直线上升、一路向前的“政热经热”良好前景，但正面冲突、全面对立的“政僵经冷”最坏前景也基本可以排除。

作为较现实的走向，中日关系大约存有三种大的可能性，即较好、一般、较坏的三种前景：“较好”是指有效地管控了热点问题和危机事态，政治和解跟进，经贸往来活跃，国际及地区事务合作有序开展，两国关系在和平稳定的情况下较为顺利地向前发展，此为“政较热经较热”或“政温经热”的前景；“一般”是指小风小浪不止但能得到搁置或平息，务实交流和经贸往来所受影响不大，中日关系在震荡曲折中缓慢地向前发展，此为“政温经温”或“政微凉经仍温”的前景；“较坏”是指仅仅能避免最恶事态发生，对立严重、摩擦不断，务实交流受到影响，双方陷入战略互疑、政治交恶、安全受困的情景，中日关系在低水平上徘徊并出现较大对抗与倒退，面向未来和世界的合作共赢事业无法提上日程，此为“政凉经凉”或“政冷经凉”的前景。在后一种前景的形成中，国际环境的剧烈变化、中美关系的冲突和破裂等，也会起到重要影响作用。

中日之间近年进入了一种历史上没有过的“新常态”。这种新常态，大致位于上述“一般”前景的前后区间，算是一种终究要稳定、和顺起来之前的“复杂的调整过渡期”（参见唐家璇：《继往开来，共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新局面》），其特征是“和而不同、斗而不破、互惠互利、往来不绝”。在新常态的下一阶段，即中日力量对比变化和主观愿望调整所导致的“大共识及战略基础重建”以及“稳定结构生成”之前，这种复杂曲折的动态平衡进程或会持续较长的一段时期。事实是，中日1972年复交后形成的大共识和战略基础，例如关于应对共同敌人、中国融入“体系”、对对方的战略定位等，与冷战体制的崩溃相关，确实面临松动、变质、瓦解而尚未实现真正的重构和重建。在这种双边关系的格局下，中日关系发展模式中的友好健康型状态不易做到，各种麻烦、摩擦和争端盖不会少，但正面冲突和全面破局也很难发生。“只要中美两国没有成为公开敌人，中日关系就存在着管理的空间”（郑永年：《中国国际命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3～85页），所以经过双方管控危机、凝聚共识、相互调适，总体和平与基本稳定的局面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对此现实，中日可在推动战略互惠关系、力争补足“政治互信”与“安全保障”两块短板的同时，尝试建立基于新常态、共谋地区合作及一体化的东亚新型大国关系。借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方针，这种关系原则可概括为16字的“和平共处、互相尊重、良性竞争、合作共赢”，除了常见的“和平稳定”与“双赢共赢”提法，鉴于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特点，提倡互相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重大关切和民族情感，开展公平良性而不是恶性互损的有序竞争，也显得尤为重要。面对现实，发展中日关系，尤其需要务实解决以下两大问题：（1）两国关系中夹杂了很多历史情感因素，时而对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起到干扰作用。（2）双方的四个政治文件，尤其是后两个，分别规定了33项和70项合作项目，这是做了对双方都有利有益的事业。但是，针对中日关系的实际情况，双方也应适时开列一份“负面清单”（negative list），即阐明不能做、不该做的事情。中日之间积极合作的“好文件”，可能是中外、日外关系中最多的（中美之间只有三个公报，而且主要是针对台湾问题的），但当前对发展中日关系而言，处突、避害、止跌等“消极合作”更具有紧迫性，也同样重要。在以上16字方针引导下，通过防坏、维稳、促好的配套举措，双方相向而行、共同演进（co-evolution），使中日关系逐步过渡到下一阶段相对健康与友善的状态，应该是可以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