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全胜在《日本学刊》2016年第1期发表《日本外交政策辩论和大国博弈中的中日关系》（全文约2万字）。

赵全胜在文章中指出，近代以来，日本外交经历了三次重大转型，即1868年前后的明治维新时期、1945—1952年的美军占领时期以及1990年之后到21世纪初的后冷战时期。日本的每一次外交政策转型都是带有根本方向性的，并伴随着国内精英层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政策辩论，同时也对其各个时期的对华政策具有重大影响。

一、明治维新时期的外交政策辩论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面临“开国”和“锁国”的问题。如何应对西方的入侵，在当时日本形成以福泽谕吉和冈仓天心为代表的两大思潮间的外交政策辩论。福泽谕吉提出“脱亚入欧”论，认为日本的亚洲邻国中国、朝鲜等国是积弱、落后、内部分裂和不文明的，日本如果想要先进和文明就需要离开亚洲而融入欧洲，跻身西方发达国家的行列，与西方为伍，用富国强兵的方法实现现代化。而冈仓天心则在对外关系思想中提出了与福泽截然不同的口号。他在《东洋的觉醒》一文中，提出了“亚洲一体”的政策建议，对于西方对东方的入侵进行了尖锐批评，强调了东亚社会团结一体抗拒西方入侵的重要性。当然，冈仓的“亚洲一体”与今日的“东亚共同体”概念有着很大的区别，但它毕竟代表了对当时日本在国际社会中身份认同问题所提出的不同思路。福泽谕吉和冈仓天心是日本近代文明重要的启蒙者，其思想影响深远。

在“脱亚入欧”与“亚洲一体”的这场辩论中，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显然占据上风，其影响更为强大与深远。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历史地位是不可低估的。而此时期的思想与政策辩论，催动了日本精英阶层达成共识，实现了其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型。这次转型一方面推动了日本工业化和近代化的步伐，使其成为亚洲的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但另一方面也催生了日本的军国主义，使其走上了一条穷兵黩武的不归之路。明治维新对日本对华政策和中日关系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追溯历史，亚洲千百年来是中国主导，挑战者无一成功。明治维新后，日本挑战中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用30年的时间实现了亚洲权力转移，自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之后成为东亚占据支配地位的大国。 日本外交政策辩论和大国博弈中的中日关系

二、美军占领时期的外交政策辩论

在二战之后的美军占领时期，作为战败国的日本面临着国家重新定位的问题。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提出日本民主化和非军事化两大原则，从内政和外交根除日本旧军国主义体制，推动日本走向民主与和平，并围绕着“民主化”和“非军事化”这两大议题展开了有关外交政策的又一次带有根本方向性的辩论。在美国的单独占领下，日本废除军国主义体制，进行民主化改革，实现政党政治，发展以经济为主的通商国家路线。日本当时的政治家、政府官员和学界的宪法精英提出的各种宪法修改草案，均被占领当局否决。美军占领当局认为日本仍不成熟，缺乏民主化的土壤，便用英文起草了（后翻译成日文）于1946年颁布的《日本国宪法》，提出闻名世界的和平条款“宪法第九条”，即日本放弃战争，不维持武力、不拥有宣战权，限制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制约在海外发动战争，确保日本成为走向和平发展道路的国家。

这次辩论不仅是日本高层之间的探讨，更是在美国主导下展开的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深刻辩论，“民主化”和“非军事化”的主流政策形成了日本“经济立国”的和平发展路线，进而实现了战后日本的经济奇迹。与此同时，还确定了日美同盟成为日本外交政策的主轴，也就是说日本在冷战时期的外交是绑在美国的战车上，其对华政策也基本上是在美国的主导下进行的。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初打开通往北京大门的过程中，也是先有尼克松，后有田中角荣。战后以来由于日本经济的快速崛起，日本相继超越英、法、德，自1968年就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1987年，其人均产值已经超过美国，被美国学者傅高义称为“日本第一”。

三、后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辩论

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不断发展壮大，日美之间的经济摩擦也日渐增强。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经常可以听到美国对日本的严词批判，认为日本夺取了美国人的工作，用不公平手段占领美国市场，而日本又不向美国开放国内市场。一些带有象征性意义的事件也相继发生，包括底特律的工人用大锤砸毁日本的丰田小轿车和索尼电视机的事件，以及1987年美国认为日本向苏联泄密，出售可以帮助其潜艇攻击美国的技术而起诉东芝电器公司等。美日在经贸领域内的争执和摩擦，成为当时美国对日外交中的一个重要关注点。两国对此争吵不休，几乎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主旋律。

早在苏联解体前，美国的民意调查就显示，日本已经超过苏联成为美国公众认知中的头号威胁。当时，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出版了《即将到来的美日战争》，集中地反映了其时的民意，该书认为日本对美国的主导地位形成了挑战。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开始把日本作为头号挑战者，由此引发美国新的“敲打日本”的对日政策，以维护其在世界的霸主地位（数年后出版的《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一书，标志着中国开始取代日本在美国心目中挑战者的地位）。当时日美之间的这些事件以及后来国际形势的发展，都引发了日本国内新一轮的外交政策辩论。

自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开始的后冷战时期，国际格局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随着苏联解体，美国单极称霸，中国迅速崛起，而日本则面临着失去的十年乃至二十年的经济“不景气”困境。上述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使得日美同盟关系到了一个不得不选择去留的十字路口，这也是日本和美国各自在其内部辩论的历史大背景。

日本外交政策的辩论出现了新的变化。日本外交何去何从，成为第三次外交政策辩论的主要议题。《朝日新闻》著名记者船桥洋一就这一段日美双方的政策辩论和决策过程写了一本专著《同盟漂离》，详细记录了这一时期政策转变的过程。日美同盟所出现的“漂离”和不确定现象，主要是由于冷战结束所带来的国际关系和战略调整方面的新问题：过去存留下来的机制还能否适用?是否要发展一些新的机制?各大国应该怎样纵横驰骋，重新调整它们各自的外交政策?就美国外交战略而言，在欧洲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亚洲有以美日同盟为主的一系列双边安全安排，这些现存的机制都面临着一个如何重新安排的问题。于是，人们看到后来形成的美国主导下在欧洲的北约东扩和在亚洲的美日同盟“再定义”这样的新的政策调整。

日本内部对美国一直抱着一种复杂的心情：一方面，由于美军占领所带来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现代化而对美国充满感恩之心，从而坚持走美国忠诚“小伙伴”的道路；另一方面，对于美国的“太上皇”角色以及在日本设立基地并长期驻防心怀不满，从而引发民间的反美情绪。特别是美军基地所集中的冲绳地区，不断发生包括强暴民女在内的恶性事件，基地也使当地人民不堪其扰，进而引发大规模反美示威游行。冲绳地方政府更是频频向中央政府提出要求美国退还军事基地和美军撤离冲绳。直到现在还未解决的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就是在当时提出来的。

与此同时，修改宪法第九条和重整军备，成为日本外交政策辩论的又一焦点。在吉田路线主导下，日本积极发展经济，实现经济大国目标。但是，吉田路线导致的直接结果，形成日本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形象。随着海湾战争的结束，推行“支票外交”的日本遭受严重冲击。在日本国内出现了一股要求修改宪法、提高国家政治地位的颇具影响力的思潮。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小泽一郎提出“正常国家论”，倡导修改宪法，加强日本军事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和索尼公司总裁盛田昭夫出版了《日本可以说“不”》一书，明确提出日本应该“前门拒狼，后门防虎”（狼和虎分指美国和中国），倡导摆脱美国控制、实行独立外交的立场（既反美又批华）。这在当时成为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精英层内心深处对美国“太上皇”角色的愤懑和要求改变的呼声。

该时期围绕日本是优先发展经济还是要做政治大国的政策辩论也愈演愈烈。对此，由中曾根康弘倡导的“政治大国”的呼声日益强烈，主张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不仅要做经济大国，而且也要做政治大国。和这一主张紧密相关的，是日本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抬头，修正历史、修改宪法的主张开始大行其道。例如，防卫省航空幕僚长空将田母神俊雄发表《日本曾是侵略国家吗》一文，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日本的侵略行径。但对此也有反对之声，例如庆应大学教授添谷芳秀提出的“中等国家论”，提出日本不要争做大国的主张。

这些都凸显了日美之间不但在历史恩怨问题上没有根本解决，而且在新的时期还出现了新的矛盾，日本社会内部暗流汹涌。冷战结束以后，一个突出的问题摆在日本政府和民众面前：冷战时期日本面临的主要外部威胁——苏联如今已不复存在，那么日美同盟是否还有继续存在的必要?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日本提出了名为《日本的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的应有状态》的国防政策建议书（也称“樋口报告”）。“樋口报告”提出，日本应该加强多边安全合作，即一方面维持日美同盟，另一方面也应积极在联合国框架下开展多边外交安全合作，特别是要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受这一建议书的影响，1994年日本防卫厅所发表的年度防卫报告中也指出，日本的外交安全战略应在新的形势下实现转型，即日本外交与安全的中心应该从以日美同盟为重点转为以联合国宪章为中心的和平主义外交。与此同时，日本内部“重返亚洲”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即，日本应该调整其自明治维新以来“脱亚入欧”的战略选择，强调它应修复与亚洲邻国的关系以回归亚洲。也就是说，日本应该在坚持与美国结盟关系的同时，也要强调它在国际事务中独立自主的地位，并突出它作为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重要一员的地位。这些意见的提出，都表明日本有可能要脱离多年来形成的日本外交应以日美同盟为基石的主流思维。这正是日美关系处于“漂流期”的一个重要信号。

当然，日本外交政策的主流意见还是坚持依靠美国的，通过1996—1998年期间在日本和美国同步进行的有关外交政策的辩论，日美同盟终于以防卫合作新指针的方式得到了重新确认。在桥本龙太郎首相领导下，日本相关政府部门与美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沟通。在日本政策部门中也有一批骨干力量，他们有着加强日美同盟的共同理念，并直接参与到与美方的谈判与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例如防卫厅副长官西广整辉、外务省北美局审议官田中均、防卫厅防卫政策局局长畠山蕃及其继任者秋山昌广，他们都在不同场合与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的官员频繁接触、时时通气。也正是在这种深入的互动与沟通过程中，日美双方逐渐恢复了彼此之间的互信，从而也为日美同盟的“再定义”奠定了基础。

1996年4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日本，与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就日美安全保障问题进行全面研讨和磋商，并共同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两国同意对1978年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进行修改，日美同盟被再定义为“地区稳定的基础”。通过这一系列的宣言和举措，使日美同盟能够及时应对后冷战时期所带来的新的转变和挑战，从而使这一同盟的性质发生了重大转变：从服务于冷战目的的军事安全机制，转变为强调地区稳定和安全的联盟组织。这就不但对两国国内的公众舆论有一个与时俱进的交待，对周边其他国家也有了继续发挥作用的“名正言顺”的理由。

和日美关系90年代的下滑相仿，中日关系在同一时期也开始走下坡路，所不同的是从那时起直到目前（2016年）两国关系再也没有出现大的转圜。特别是到了小泉纯一郎任首相时期（2001—2006年），领导人中止见面，两国关系降到谷底。而安倍晋三在其2006年第一次执政时期，一方面强调日美同盟，另一方面也开展了对北京的“破冰之旅”，加强与中国、韩国等亚洲邻国的关系。这也标志着历经十几年的日本第三次外交政策大辩论初步形成了共识，亦即“带倾向性的中间路线”。从那时之后，日本外交辩论虽然还时有所闻，但辩论的着眼点更多的是在坚持中间路线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哪一种倾向。

在2009年自民党与民主党政权更替之际，日本外交再次出现“漂流”，试图偏离中间路线的立场。这就是民主党的第一位首相鸠山由纪夫明确提出了可谓“石破天惊”的三大口号，即等距离的中美日三边关系、没有美国加入的东亚共同体、美军迁出冲绳普天间基地，从而使日美同盟何去何从的问题再次浮现。对日本这一轮的“漂流”倾向，美国行动迅速，不给日本内部想要脱离美国的力量以及外部力量任何可能使日本改变方向的机会。同时美国外交也有恩仇必报的特点。鸠山面临着种种困境，特别是来自美国的阻力和压力，最终只任首相八个月就黯然下台，从而确保后来的菅直人和野田佳彦政府都只能重申依靠美国的外交政策。到了2012年底，以安倍为首的自民党重新掌权，全力修补日美关系。日本这一轮由鸠山由纪夫启动的短暂“漂流”期就宣告结束了。

有关日本内部外交政策辩论，还可参阅虽然代表少数派的意见但也不失为一家之言的孙崎享于2012年出版的两本书。孙崎享曾做过日本驻伊朗大使以及外务省情报局局长，退休后又到日本防卫大学任教。在《战后史的真相》一书中，他提出战后日本外交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其中主流是亲美路线，从吉田茂到安倍晋三，都把日美同盟作为外交基石。另外一条外交路线虽然不否认日美同盟的重要性，但强调多边外交，追求更加独立自主的外交，并保持和加强与亚太邻国的友好关系。田中角荣、鸠山由纪夫为该路线的典型代表人物。孙崎享在他的另一本书《被美国人毁掉的政治家》中，细数战后几十年来日本政坛被美国“毁掉”的政治领袖（例如在1972年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田中角荣），提出美国高度介入日本社会和政治，日本国内任何企图背离美国的政治家都会遭到美国的严厉打击直到下台为止的观点。作为一个占领日本长达七年的战胜国，美国对日本控制的深度和广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有所体会。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日本外交政策始终存在着“脱亚入欧”与“重返亚洲”的辩论。进入21世纪以来，小泉纯一郎时期是典型的“脱亚入欧”。而安倍则在其第一次执政时期，改变了小泉时期严重亲美的外交路线，在加强日美同盟的同时，也努力改善与中国、韩国的关系。在安倍之后的福田康夫和鸠山由纪夫时期，更表现了清晰的重视亚洲的外交路线与思维。安倍在其第二任期，在不放弃对中国、韩国外交努力的同时，全力修补日美关系，重新取得了美国的信任，在其2015年访美期间与奥巴马总统携手出台了日美同盟的升级版。不难看出，日美同盟在1996年和2015年的两次转型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既是两国内部政策辩论的产物，也是各自根据大国博弈的需要所作出的政策选择。

日本外交政策的大辩论，不仅是日本国内政治变化的缩影，更是对国际政治变化和大国博弈的折射。日本外交主流思维的这种带倾向性的中间路线，既可以看作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两大思维方式的碰撞，又可用来分析日本对外关系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