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程蕴在《日本学刊》2016年第4期发表《冷战后日本国家角色的转变过程分析——基于角色理论的探讨》。（全文约1.9万字）。
        程蕴在文章中指出，冷战后日本的国家角色经历了由“民生大国”向“正常国家”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主导东亚政治格局的两个重要双边互动结构——美日和中日，限定了日本所应扮演国家角色的内容，同时也制约了日本的对外行为。面对双重互动结构所形成的中美两国的对日不同角色期望，日本政府分别以角色交替和角色转换的手法来化解自身所承担角色的内在冲突，缓解了东亚地区局势的内在紧张。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日本政府明显背离了中国对它的角色期望，开始以一个现状改变者的面目出现。这种改变打破了东亚国家间原有的共同期望，加剧了彼此间的不信任感。安倍外交依旧处于“角色试扮演”的阶段，东亚国际政治格局并未像他所设想的那样完成角色的重新分配。日本最终只能回到安倍执政之前所确定的国家角色中去。
        国家角色虽然描述的是一种单元层次上行为体的身份特征，但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所以，一国的角色选择，必须得到国际社会其他主要行为体的认可或至少容忍之后才能真正得以确立。从这一点来说，冷战后日本从“民生大国”向“正常国家”转变的过程中，无论是开始强调军事手段在对外政策中的特殊重要性，还是追求日本在国际机制中的发言权和主导地位，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中美两国的认可或容忍。当然，这种认可或容忍的边界是模糊的，中美两国对于日本在这些方面所应发挥的作用也有不同的期待。所以，在日美和日中双重互动格局下，日本所承担的角色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内在冲突。
        虽然存在角色冲突，但至少在民主党政府之前，日本较好地化解了美中两国对日不同角色期望所产生的内在紧张。例如，在扩展日本军事力量的海外影响力方面，相比美国的积极态度，中国始终持一种怀疑和戒备的心理。对此，日本将扩大自卫队影响力的努力大都放在了远离东亚的中东舞台。这种“借船出海”的方式，在迎合了美国对日期望的同时，也将其对日中关系的影响降至最低。相反，在亚洲舞台上，即使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日本也更多地利用了与中国的合作关系。ARF、“10 3”、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等一系列机制的建立或加强，使日本在东亚地区得到了更多的发言权。中日、日美两个互动结构的平衡状态，使日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从“民生大国”到“正常国家”的角色转变。虽然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这种转变也以制度化的形式逐渐稳定了下来（日美安保相关协议及中日间的两个政治文件）。所以，在安倍第二次执政之前，日本实现国家角色转变的原因，在于美日和中日两个互动结构能够长期保持平衡性。
        但是，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日本开始以一个共同期望“破坏者”的面目出现了。利用哈尼什的理论我们可以分析得出，从2010年的撞船事件到2012年的“购岛”事件，在一系列围绕钓鱼岛的日中冲突中，日本政府发现无法通过保持两个双边互动结构的平衡来达成其对钓鱼岛的政策预期。在这种“问题状况”下就产生了“主我”超越“客我”的状态。于是，安倍第二次执政下的日本，就开始了重新定义国家角色以及重构东亚互动结构的尝试。对这一角色的重新定义，除了进一步推进日本军事力量的影响力和加强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外，日本开始选择性地与拥有相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加强合作，并放任对华关系的恶化。
        然而，角色理论告诉我们，如果互动双方或多方没有形成一套彼此共享的期望，这种单方面的角色重新定义并不具有稳定性。除非日本有能力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确立东亚国家间的交换关系并使其制度化。但从现实来看，尽管安倍借助了美国重返亚洲的东风，东亚国家间的角色再分配仍困难重重。日本最终的角色定位，还将取决于日中、日美两个互动结构的重新平衡。
        要重新恢复互动结构的平衡，就必须找出导致结构失衡的原因，对症下药。当前东亚互动结构的失衡主要表现在：中日间有效互动的减弱，以及美日互动所产生的共同期望更加倾向于排斥东亚多元化机制的建设。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点。
        第一，日本外交决策机制的集权化，导致了中日间有效互动的减弱。事实上，在所谓的“官邸主导”外交确立之前，日本的外交决策呈现一种多元化的状态。在野党、自民党内的不同派系、官僚机构的不同分支以及财界，都可能对日本的外交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对此，中国政府自1972年中日复交以来，就不断加深与日本各界的接触，持续扩展中国对日可施加影响的渠道。但是，冷战结束后，先是左派在野党在日本政坛的影响力急剧下降，其后，自2006年安倍第一次执政开始，由于“官邸主导”决策机制的逐渐确立，也使“自民党外交”走向了终结。虽然自民党议员和外务省官僚们依旧承担着日中间互动沟通的重任（如福田康夫等在促成2014年习近平与安倍实现会晤中的作用），但由于他们在具体决策机制中被边缘化，使得中国对日本外交决策的影响力大幅降低。另外，决策机制的集权化，也增强了日本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色彩。追求所谓“普遍价值”已不再是保守政治家的口号，而越来越多地渗入到具体政策的制定中。这些都对中日互动的有效性形成了挑战。与此相对，由于日本政界核心成员与美国有着深厚的渊源且意识形态相同，加之美国在历史问题上对安倍修正主义历史观的绥靖态度，这些都增加了美日间互动的有效性。
        第二，多边合作安全机制的挫折，削弱了日本在中国主导的框架下，参与全球或地区治理的热情。以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为例，作为证明多边协调安全机制有效性的重要一环，共同推进六方会谈进程被写入了2008年《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但由于种种原因，朝鲜于2009年单方面宣布退出六方会谈。这一挫折无疑使日本更加强化了在安全问题上对日美同盟的心理依赖。这种心理依赖的加强，又使日本在面对东海和钓鱼岛问题上与中国的冲突时，往往优先考虑日美同盟而非与中国之间的对话合作。相比之下，日美安全保障机制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完善。如果不考虑其针对中国的潜在意图，2015年签订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无论是日美两国从平时到战时的无缝对接，还是在宇宙和网络空间等新领域的合作，都满足了日本政府的关切。
        第三，美国因素也是导致东亚互动结构不平衡的原因之一。事实上，在互动结构平衡时期，美国虽然强调美日同盟是东亚安全繁荣的基石，但也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是其有益的补充，而中国虽然警惕美日同盟的扩大化，但也认可它对日本军事大国化的制约作用。这种相互留有余地的态度，为日本处理自身角色冲突提供了空间。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美国明显开始排斥中国主导的多边安全合作，无论是在钓鱼岛问题上偏袒日本，还是派军舰巡航南海，都对东亚地区原有的互动平衡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的对日外交模式。当日本国内重视对华关系人士的影响力被削弱后，即使中日两国政府间产生对立，也应继续保持高层互动。而当两国间的经贸合作不再足以推动政治合作时，应将中日间战略合作的突破口选择在多边安全合作领域。最后，中美关系的和解也是恢复东亚互动平衡的重要因素，只有和解的中美关系才能为日本处理自身角色冲突留出足够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