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陆伟在《日本学刊》2020年第1期发表《领导力、均势与日本联盟战略的新选择》（全文约3.0万字）。

日本为护持地区领导力并立足于美国“靠不住”的最坏局面的假设而推行的联盟新战略，其背后的运作逻辑明显受到均势理念的支配。这一理念把中国的崛起作为导致地区权力失衡的最大威胁，中国也就成了制衡的主要目标。同时鉴于中国所具有的海陆复合型地缘属性和特征，最有效的制衡方法就是确保地区内部的均势，而构建联盟体系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具体到盟友的选择上，则是以是否符合地区均势要求的四大标准，即盟友的地缘优势、与竞争对手存在的地理毗邻、历史恩怨和领土争端的状况进行综合权衡。从日本重点推动“联盟化”构建的双边合作对象来看，印度、澳大利亚、越南、 菲律宾等都或多或少地满足上述条件，符合均势理论对盟友选择的预期。在四个国家中，印度是四项条件兼备的代表。一方面，由于贸易全球化将印度洋与太平洋合为一体，印度所接壤的印度洋正成为世界最繁忙和最具战略意义的贸易走廊。另一方面，随着地缘政治想象从“亚太”扩展到“印太”，以及中国实施的 “一带一路”倡议以印度洋作为关键的利益所在，加之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不断提高，印度洋逐渐被视为对中国实施海上远程封锁的理想场所。作为相邻的国家，虽然中印边界横亘着喜马拉雅山脉，且多为海拔4000米以上的险峻山岳地带，但基于“地区核心”的历史定位，不仅南亚四邻，而且位于次大陆边缘的缅甸、阿富汗和中国西藏也被印度纳入南亚战略整体之中。这样，印度在地理意义上的领土边界与其追求的安全战略空间之间的张力，使中印因地理毗邻而导致战略对抗似乎成为难以摆脱的宿命。对于日本而言，如果中国在中印边界投入更多国防费用，就有可能减少原本指向日本的国防预算，中印边界可以说是日本最重要的战略地区之一。从历史恩怨和领土争端上看，两者相互作用和相互强化几乎构成了二战后印度与中国关系跌宕起伏的一条主线。对此，日本普遍认为，中印的领土主权纷争与中日之间相似，成为两国关系间歇性紧张的诱因。

与印度相比，澳大利亚既没有与中国接壤和发生领土争端，也不存在强烈的历史恩怨，但其独特的地缘优势毫不逊色。澳大利亚横跨太平洋和印度洋，向北通过东南亚连接亚洲大陆。按照西方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作为大陆型海岛的澳大利亚由海洋环绕在欧亚大陆的外围，天然地构成了包围和抗衡欧亚大陆强权势力的地理空间和物质条件，因而其在英美追求霸权的历史上，扮演着“制海权”的前沿基地和“维持均势”的战略助手的双重角色。随着地缘概念建构从“亚太”转向“印太”，澳大利亚的地缘优势被赋予了新的战略意涵。在日本看来，一旦“印太”概念在国际关系中确认下来，处于太平洋和印度洋结合点的澳大利亚的作用无疑将增大，中东石油海上运输通道的海洋交通线通过印度洋，经马六甲海峡通往日本进而延伸至美国，由此将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在海上连成一片。澳大利亚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还在于，它是“安全保障钻石联盟”的重要一角，在对中国实施有效遏制上与日本形成的战略呼应非常重要。从历史恩怨和领土争端来说，基于西方历史情结与现实政治经济地理之间的分裂所产生的身份焦虑，澳大利亚一直以来将亚洲视为威胁之“渊薮”。为了将威胁遏制在尽可能的远处，其在安全战略上秉持“前哨防卫”的理念，并形成了两种战略偏好: 一是将自身安全建立在与大国联盟的基础上，二是以意识形态划线来确定威胁的程度。澳大利亚对中国以“特殊方式”——与亚洲文化和价值观上的冲突通过对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偏见集中转嫁到中国身上——形成的民族主义情感也是日本与之发展联盟关系的重要考量之一。

越南是苏联解体后仅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之一。决定日本与之结盟的主要因素显然不是民主价值观，而是四大盟友候选指标。在日本看来，越南居于地缘政治的要冲，拥有约3400公里的海岸线，其国土为南海所环绕。尤其金兰湾是印太两洋的扼制咽喉。对日本来说，越南的地缘优势使得它能够在牵制中国南海行动上发挥重要作用，并对日本与中国的钓鱼岛之争形成战略上的呼应。同时，湄公河流域与中国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和经济联系，直接关系到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地区经济合作的进程，如今又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要区域，拉拢越南可以在域内对之实施有效的牵制。从历史恩怨和领土争端上看，在越南的民族记忆中，充斥着“抵御北方侵略”的历史叙事。1974—1988年间多次发生武装冲突的经历成为它与中国双边互动中挥之不去的心理障碍。深刻的历史宿怨和战争记忆使得越南从领导层到民众形成了将崛起的中国与试图对其和平演变的策划者并列为国家威胁的认识，在南海争端日益炽热的背景下，这种认知立刻转化为对华强烈的对抗偏好和强大的战略动员能力。基于中越的历史恩怨和持续不断的领土纷争，日本认为“既合作又斗争”是越南对华政策的主旋律。由于存在实力上的严重不对称，寻求对外制衡将成为越南的现实选择。

在被日本列出的四个主要候选盟友中，菲律宾一直被战后的日本作为周边遭受其侵略的典型国家来经营。对日本来说，菲律宾扼守东亚和南亚的海空交通要道，是海上运输线的中枢，又与越南共同构成了在南海阻隔中国对外经贸往来的两扇门。在日本看来，虽然菲律宾与中国没有陆地边界，但它同样拥有对中国施加军事压力的地缘价值。即随着美国扮演“世界警察”欲望的衰退和中国突破涵盖整个东海、南海的第一岛链，从菲律宾至关岛、塞班岛，并向冲绳、近畿地区沿岸聚拢的第二岛链将成为中日海洋博弈的重点，菲律宾作为重要结点的战略价值更加凸显。从历史恩怨和领土争端上看，由于菲律宾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和冷战时期中菲的意识形态对抗，菲律宾对华好感度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加之固有的岛屿争端，戒备和制衡成为菲律宾对华政策的主要选项。即使在21世纪初，东盟各国纷纷以中国为主要贸易伙伴的情况下，菲律宾依然保持与中国的距离而以日美作为主要贸易伙伴。历史恩怨和政治上的不信任，使得中菲在南海岛屿争端上对抗性特别强，从而进一步加重了菲律宾的仇华民族主义情绪。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日本政府在“日菲黄金时代是否过去”的质疑声中，继续加大对菲战略援助。

各组双边安全合作的“联盟化”进程并不是同步展开，更没有得到相同程度的强化。一方面，日本并没有像美国那样足以让“安全他助国”产生依赖的硬实力和吸引力，也面临提供对外援助资源不足的窘境；另一方面，候选盟友的战略诉求和目标排序与日本存在分歧，导致日本与这些候选国的凝聚力强弱有别。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对深化与候选盟友的安全合作关系做了有所侧重的区别对待，从而表现出日本与这些国家“联盟化”构建的差异性，即日印和日澳已发展为战略联盟，而日越和日菲更多地具有志愿者联盟的属性。实现领导力诉求的区域均势决定了日本“联盟化”构建的一般取向，而候选盟友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这一目标的需求则是造成上述差异性的主要原因。

具体来说，印度和澳大利亚对日本实现领导力诉求的区域均势有以下三方面的战略价值。

首先，印澳都怀有成为国际秩序关键玩家的抱负，战略空间扩大的自我期许刺激了其与崛起的中国展开地缘政治博弈的战略偏好和意志。其次，印澳所具有的战略能力和战略志向使得它们能在制度和观念层面发挥对中国权力的制衡作用，从而对日本实现领导力目标提供全面的支持。最后，印澳战略抱负和国力不足之间的张力所产生的战略焦虑，使得它们在不断深化与日本安全合作的“联盟化”程度方面蕴含了很大可能性。

日本联盟战略新选择的推行，使其所谓的多层安全保障体系臻于完善，这就是以日美同盟为第一层，以日印、日澳战略联盟为第二层，以日越、日菲志愿者联盟为第三层，以与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合作为第四层的安全保障网络。这意味着，对日本来说，其着力推动的其他双边安全合作的“联盟化”与日美同盟并不形成一种竞争关系，相反是要借助日美同盟。一方面，利用美国这个中心国家的存在，更有可能使日本与其联盟候选国形成互为安全合作优先选择对象的关系；另一方面，在密切横向联系的过程中能够得到美国的有力支持，至少不反对。随着美国相对实力的衰退和日本地区领导国诉求的不断增强，在坚持日美同盟的同时，日本将会更加注重第二、第三层安全合作关系的“联盟化”构建，以填补美国留出的权力真空，实现日本对地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领导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