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亮认为，面对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自我定位为西方国家的日本认为这主要意味着现有国际秩序遭到挑战，而这一定位驱使其要成为积极维系现有国际秩序的旗手。具体到日本的对华政策，则呈现出明显的制度制衡特征，即既要将中国纳入由日本主导的制度框架内，并形成对华的制度优势，又要在此基础上获取制度性收益。

（一）世界大变局中的日本角色定位

论及战后的日本外交，被动地因应国际政治格局变动和美国战略布局，在其中寻觅最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发展方向，可谓是其一以贯之的特征。因此，引导日本国家利益变化的一个重要自变量就是日本在不同国际体系中摸索出的不同的国家角色定位。

日本自诩为西方国家的一员，因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其眼中所呈现的图景是：（1）自由国际主义秩序面临权力转移；（2）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3）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退潮。因此，尽管日本越来越正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对提振日本经济的重要正面意义，但利益归利益、观念归观念。日本在对华奉行经济务实主义的同时，仍不忘强调中国在价值观上的“异质性”存在，倾向于认为中国是正在挑战由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主义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各种言行就是试图排斥日美在区域内的各项制度安排和影响。

具体而言，首先从权力维度来看，日本努力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政治性大国，扮演好美国的辅成者角色，在抵御外部冲击以维持现状的过程中发挥重塑社会结构的引领作用，扩大战略自主的回旋空间，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其次，就利益维度而言，日本积极向国际社会彰显其维护自由贸易秩序和引领新一轮经贸规则制定的旗手形象，扮演着区域一体化引领者和经贸规则主导者的角色。最后，从观念维度出发，日本强调价值观念的重要性，即“自由、民主主义、人权、法治等普遍性价值”是日本的基本价值认同，并与拥有相同价值认同的国家密切合作，扮演“半美国”的标杆角色，在亚太重塑“势力均衡的体系”。

（二）日本的国家利益设定与对外政策布局

日本的自我定位是对地区乃至国际的和平与繁荣做出积极贡献的稳定力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坚定维护者等。而日本一方面强调中国在价值观上相比日美欧属于“异质性”国家，更倾向于认为中国是正在挑战由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和国际法的修正主义国家，另一方面也主张中国在某些领域如在南海的一系列维权、维稳行为就是用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破坏了国际准则和国际法。基于此，日本认为在强化与以美国为首、拥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携手努力的同时，也要与周边各国共同合作，积极维护国际秩序。从这一视角而言，由日本首倡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虽然涵盖政治、经济等多领域，但在安全保障方面的确存在与中国对抗的潜在意识。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对华关系就要刻板地按照价值观划线，竭力遏制中国，因为这样不但会导致中日对立，对日本的对外政策形成制约，而且最终会严重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因此，有研究者认为符合日本利益的做法包括：第一,正视中国的崛起；第二,构筑一个包含中国在内的亚太新结构，实现制度制衡；第三,对华奉行务实的接触政策，通过接触性管控，不断协调两国关系。

为此，日本又进行了怎样的外交布局呢？总体而言，其外交政策布局实质上以日美和日中这两组双边关系的相关性为基础，伴随着日本的国家利益不断向全球延伸而形成了一个多元联立方程式。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高度依赖相关的国际经贸规则，因此相比安全等领域，这方面的规则最为完备。基于此，日本强调的制度主要侧重于经贸规则领域。尤其在特朗普政府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背景下，日本认为美国此举让日本的安全和经济利益蒙受损失，也严重动摇了由美国一手构筑的自由贸易秩序，但同时这成了促使其增加战略自主空间，用“全面的、平衡的、高标准的世界规则”在构筑新的自由贸易秩序中“扮演核心角色”的契机。

2019年1月，安倍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日本坚持自由开放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且十分自信可以凭借CPTPP和日欧EPA这两大“巨型协议”来重塑国际贸易体系。这种以维护自由贸易“旗手”自居的做法可以收到“一石三鸟”的成效。首先，自由贸易秩序是战后日本赖以生存并得以繁荣的基础。安倍政府此举是在积极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的同时寻求扩大对外投资和开拓海外市场，这不单是为了谋求实现更大的国家利益，还有利于塑造日本的正面国际形象、提升国际影响力。其次，日本认为虽然自身的综合国力对华已处于劣势，但现阶段依旧可以在与中国的合作中凭借规则制衡“规范中国在地区政治和经济发展中的角色”，确立对华规则优势，实现规则收益。最后，安倍政府此举意在构筑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防波堤”，在向国际社会展现日本责任担当的同时，也希冀借此在对美交往中扩大回旋空间，甚而能敦促美国重回多边自由贸易体制。

（三）制度制衡：日本对华政策的特征

面对中国崛起，尽管日本也认识到分享其带来的经济红利对提振本国经济大有裨益，但相比中日合作可能产生的合作前景和共同收益，安倍政府更关注如何避免在对华合作中丧失主体性，即担忧中日合作中的收益分配会更有利于中国在地区秩序的转型和重构中确立主导地位。作为应对，日本主张以日美同盟为核心，“并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巩固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地区秩序，同时考虑采取威慑、接触、劝服等多种方式，规范中国在地区政治和经济发展中的角色”。换言之，日本认为采用制度制衡的方式，既可以有效规范中国的行为，也可借此在中日经贸的竞争与合作中掌握规则优势。具体而言：

在全球层面，日本注重包容性规则制衡。一方面，中日在维护自由贸易秩序问题上保持大方向一致，但日本也不忘在所谓“不公正贸易”问题上对华施压；另一方面，在WTO改革问题上，日本在与美欧发表联合声明的同时，也注重与中国就相关问题进行沟通。

在区域层面，日本注重制度间制衡，一方面在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竭力向RCEP输出规则，引导RCEP实现“TPP化”，另一方面意图借“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制衡“一带一路”倡议。日本认为自身虽然在综合国力上相对中国处于劣势，但在亚太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确立对华制度优势、获取规则收益的机会窗口仍在。因此，安倍政府意图以TPP为范本，竭力打造以“高质量贸易规则”为基础的亚太自由贸易体系，强调要在RCEP谈判中纳入国有企业、竞争政策、知识产权等章节，让RCEP形成于己有利、更加严苛的规则体系。其目的就是要把中国纳入以日本为核心的国际经贸合作体系中，借以确保对华的规则优势。

在双边层面，日本注重制度性引领。一方面，中日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已成为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的新增长点，为两国务实合作开辟了新路径；另一方面，日本也不忘在合作中利用规则设限，意图引领合作的方向，界定合作的规则。中日关系改善的一个重要务实举措就是第三方市场合作从说到做的层层推进。但日本也担忧随着中国经济的“虹吸效应”日益增强，日本会在中日合作中逐步沦为中国的“追随者”。为此，日本频频用“缺乏透明性和开放性”、“‘一带一路’让对象国背负过多债务，损害对象国的财政健全性”之类的措辞来对合作加以设限。如以不能协助中国搞军民两用项目为理由，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与中方合作时不与中国共同开发港口，对中国倡导成立的亚投行做出暂不加入的决定等等，可以说即是上述心理的一种自然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