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外交是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时期最大的亮点之一，在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和自由贸易协定（FTA）网络构建、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倡议、对外基础设施投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比较令人瞩目的阶段性成就。这是安倍政府强势政权和“官邸主导型”决策体系在对外经济政策领域的重要表现。也恰因如此，在后安倍时代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格局和国内政局中，日本经济外交有可能产生较大的反差和变化。从短期、中期、长期来看，大致可能呈现三个阶段的演变趋势。

首先，在短期内，继任政府将大体继承安倍政府的政策主张，推进部分尚未落实的前期动议。已胜券在握的菅义伟“萧规曹随”固然是意料之举，后任的自民党政权在经济外交上也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已有的政策动能和机制惯性，基本延续安倍时期的政策路径，只是节奏和速率会略有变化。

这其中，原定于2020年8月底结束主体谈判、2021年1月1日生效的《日英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近期最主要的一个议题，也有望率先取得成果，其象征意义和后续的外溢效应不应低估。此外，在2020年底前结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启动“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扩容等，均存在较大可能。这些议题的推进，有可能使菅义伟政府享受安倍政府留下的红利，对日本经济的复苏也有所助益。

其次，在中期内，日本的经济外交有可能相对收缩。经济外交与国内政治须臾交织，民主党执政时期在经济外交方面也不乏激动人心的政策主张，但基本停留于理念和口号，难以真正落实，已是明证。从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历届政府的执政历程来看，经济外交的重大成绩主要是在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等相对长期政权下取得的。

高调的经济外交是“安倍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侧面，也得益于强势政权的大量战略资源投入，承担了可观的潜在成本。同时，这也是“官邸主导型”决策体系在对外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使其有能力补偿某些受损的利益团体，甚至在必要时予以压制。后安倍时代的日本领导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协调各方，动态平衡和有效整合来自利益集团、社会团体、政官之间的不同声音，这一点尚存疑问。但可以想象的是，如无法维持相对长期和稳定的执政基础，其在经济外交上的战略意愿和资源投入也将相应地有所减少。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背景下，力争在恢复经济和有效防疫之间取得平衡，是后安倍政权的重中之重。日本民众对于安倍政府抗疫措施的正面评价只有30%左右，随着疫情常态化的发展以及阶段性的反复，日本国内的不满情绪可能不断加剧。如果在秋冬季出现疫情大规模复发且应对不力，或日本经济进一步低迷，在野党和民众的反对声音有可能使菅义伟政府疲于应付，甚至得咎下台。

遏制经济衰退的颓势、纾困中小企业、提振国民信心将是后安倍政权的当务之急。2020年第二季度日本经济增长暴跌28.1%，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低的一个季度。根据日本政府测算，东京奥运会延期带来的经济损失高达29万亿日元。而奥运会最终能否如期举行、将以何种方式举行，都仍是未定之数，其最坏结果所产生的经济损失可能更为惊人。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安倍政府在针对个人的补贴、面向企业的就业调整补贴、聚焦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无息无担保融资等方面投入了巨额政府支出，在疫情未有根本性转变的情况下，为维持政权稳定，这些政策在后安倍政权的初期极有可能继续维持，甚至加码。部分自民党领导人提出的调整所得分配不公、重视地方经济均衡发展等理念和倡议，也都需要大量的财政支持。这些议题都不是纯粹的、孤立的国内经济议题，既能够与对外经济政策形成有益的互动，也有可能在客观上侵占经济外交的资源和投入。

最后，从长期来看，日本经济外交的调适势在必行。这既与经济全球化进入一个深度调整期、中美对立态势的复杂变化有关，也是日本在全球生产链、价值链中所处地位的必然要求，迫使日本重新思考自身的比较优势和在国际经济舞台中的最佳角色。这一调适的目的在于趋利避害，即便无法实现利益最大化，也要力争损失最小化。

一方面，“安倍经济学”留下的一些后遗症，特别是“大胆的金融缓和”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等所导致的长期负效应，需要后安倍时代的日本政府去承担和消化。另一方面，在中美经贸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从口罩到汽车，日本在各条全球供应链上所面临的风险有目共睹。因此，在维持乃至深化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同时，有效缓解现有生产布局的风险、增强生产链的多元化和强韧性，将是日本对外经济政策的重大课题。

日本经济产业省为鼓励本国企业产业回流、转移生产基地提供补助金，只是一时的刺激措施和尝试之举，但其背后所反映的趋势值得关注。对日本而言，中国是近在咫尺的巨大市场和成熟的生产基地，美国是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和战略伙伴，这些基本事实在中短期内不会有根本变化。因此，如何在不同的国际经济集团、利益框架、议题领域中长袖善舞，极大地考验后安倍时代的日本领导人。超越静态的桥梁作用，扮演起更为动态的铰链和轴承作用，固然是理想的状态，但在现实中也面临诸多掣肘，需要反复地试探乃至试错。在数字经济规则制定等近年来日本用力甚勤的若干重要议题方面，后安倍时代的日本领导人能否推陈出新，继续在区域乃至全球起引领作用，也值得期待。

上述短期、中期、长期的三种演变趋势并非首尾接续，而是重叠交错、相互影响。同时，后安倍时代的日本经济外交自然也非日本自身能够完全左右，极大地受到美国政局、中美竞争等域外因素以及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拟议中的“经济安保”将以怎样的形式呈现，具有何种价值判断和利益指向，深刻关系到日本经济外交和中日经济关系的走向。相比安倍执政时期引人注目的进展和成绩，后安倍时代的日本经济外交提供了诸多变化发展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