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陆伟，在《日本学刊》2021年第1期发表《日本对华战略行为选择的逻辑——以安倍执政时期为案例》（全文约3.2万字）。

后冷战时期日本的对华战略行为以频繁变换、充满不确定性为主要特征，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更是跌宕起伏、变幻莫测。以安倍为例，2012年底第二次上台执政后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其行为选择呈现激进的进攻性特征。然而，进入2017年以来，这一对抗路线逐渐被寻求接触和有条件合作所代替。是什么原因导致安倍首相放弃冲突性的对华政策？其表现出相对低姿态的行为取向的真实性和持续性如何？未来日本对华政策选择将朝何种方向发展？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从日本对华战略行为变化的逻辑中去寻找合理的解释。

一、双重逻辑：解释日本对华战略行为选择的理论框架

影响日本外交战略选择的主要因素实际上可以归纳为结构层次上的美国压力和单元层次上的国内政治压力这两种因素。

（一）日美战略匹配度对日本战略行为选择的影响

既然日本一直视日美同盟为对外战略的支柱，那么与美国在战略上的匹配程度自然构成影响日本外交战略行为的主要结构性条件。美国是实力占优的一方，日本则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两者之间的战略互动既符合非对称联盟运作的一般规律，也含有自身的特点。

尽管主导国对非对称联盟的建立居于支配性地位，但决定该联盟能否维持和巩固的最大不确定因素却来自追随国。非对称联盟中成员的地位不完全取决于实力的对比。追随国在双边交往中的议价能力提升，不再一味迎合主导国的外交议程，相反要求对方做出符合自己战略利益的调整。上述情况将激化两者在战略上的不一致。因此，非对称联盟的演变过程伴随着主导国和追随国在战略上的一致或不一致，相互的战略依赖是联盟得以存在的基础，强化联盟的动力来自新的基础上达成的平衡。自二战后日美同盟成立以来，日本被美国屡次外交“越顶”后双方重新找回平衡、实现联盟的“再定义”就是明显的例证。本文把上述现象称为“战略匹配度”。所谓战略匹配度是指主导国和追随国围绕联盟战略目标的政策选项的协调程度，协调程度越高，战略匹配度就越高，反之则越低。在非对称联盟中，如果追随国基本实现了生存安全利益，却依然在推动联盟职能的不断强化，其原因至少在追随国方面是受到了更大战略目标的驱动。在这种情况下，基于自身实力的不足和国际地位的缺失，追随国必然谋求与主导国实现战略利益的捆绑，两者的战略匹配度相对高时，其战略选择偏向冒进，表现为与竞争对手展开较高烈度的对抗，反之则选择战略隐忍，表现为对竞争对手实施低烈度的制衡或对冲。

（二）日本国内政治改革的紧迫度与日本战略行为选择的关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领域迈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前列的日本开始转向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政治改革。“泡沫经济”的破产和“失去的20年”为这种改革借助对经济模式的反省增添了更强大的动能。虽然改革力度不等，却延续不断地被列为各届内阁的核心议程。其间，日本政治生态右倾化、外交战略的“大国化”志向和社会文化转型也在持续演进，并呈现同步发展、相互强化的态势。 日本外交战略的转型和外交风格的整体激进偏向与国内推行的自由主义改革密切相关。

自由主义改革与对外政策行为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的，而是由多重中介机制构成的。自由主义改革给日本的战后体制带来了持久深刻的冲击，从影响和结果来看，贫富差距的扩大、权威政治的形成、选举游戏规则的改变、在野势力的自民党化和边缘化、官邸主导模式的确立、新右派的联合以及国家主义的政策偏好是最为重要的内容。这些因素汇聚并通过以下三个互相关联的机制传导，影响着日本战略行为和对华政策选择。第一，政治社会的“企业经营化”改革，使自由主义在动摇战后民主主义基础的同时，又不得不向国家“集权”寻求依靠，从而推动了“权威政治”的勃兴。第二，新自由主义改革为新右派的集结提供了动力，而新右派势力的消长及其所追求的国家主义目标又左右了日本对外战略行为和政策取向。第三，由选举规则变化和“政治主导”确立提供的制度保障和决策平台，确保了国家主义目标沿着“后和平宪法体制”和“历史修正主义”两个方向不断得到贯彻，也使得日本的对外战略行为随着其演化的进程做出相应的调整和选择。这样，日本的外交战略和政策行为就体现出一种国内政治改革的因果作用机制。当然，新自由主义改革并不是一种线性的发展过程，改革遭遇夭折甚至反转的“剧情”间或发生。在自由主义改革力度出现减弱的情况下，上述三重中介机制运转可能会部分停滞或者全部失去作用，对战略行为的基于国家主义目标的选择要求就会发生松动，外交政策转换的压力也随之减轻，从而发生因政策纠偏而调整策略手段的情况。

（三）双重变量影响日本对华战略行为选择的作用机制

日美战略匹配度（A）和日本国内政治改革的紧迫度（B）是决定冷战后日本战略行为和对华政策选择的关键因素。在这双重变量的交互作用下，日本的战略行为在约束性合作（A^-＋B^-）、软对冲（A^＋＋B^-）、硬对冲（A^-＋B^＋）、冲突性对抗（A^＋＋B^＋）四种情况之间做出选择。它构成了冷战后日本战略选择的一道政策光谱，日本对华政策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基本上都可以在这一光谱中找到相应的位置。

二、案例分析：安倍政府的对华战略行为选择

按照安倍晋三前后两次执政期间所表现出的不同对华政策取向，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2006年9月至2007年9月、2012年12月至2017年11月、2017年11月至2020年9月。 

（一）软对冲：第一时期安倍政府的对华战略行为

2006年安倍上台后，一方面抛弃了小泉在历史问题上与中国的公开对抗，以“破冰之旅”高调显示构建中日战略互惠的姿态，另一方面则为谋求脱离战后体制开始推动相关制度改革和发起社会动员，并以“价值观外交”为路径，着手进行遏制中国崛起的布局。这一看似矛盾的行为选择凸显了日本对华政策工具箱中一种具有软对冲特征的政策行为，它是由当时日美战略较高匹配度和日本国内经济和行政改革上的摇摆不定和患得患失，以致并没有为新右派提供能够更好地借此实现聚集的机会所决定的，因此分析这两个变量所处的现实“节点”及其交互作用，就可以作出合理的解释。

   （二）冲突性对抗：第二时期安倍政权的对华战略行为

2012年底安倍第二次上台执政，日本对华战略行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强硬，其程度超出了中日建交以来甚至冷战以来日本所有对华政策的选择范围。日美战略匹配度和国内政治改革紧迫度均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即两大因素在这一时期出现高维度的同向共振，这是安倍政权对华采取冲突性对抗的行为选择的主要原因。

（三）硬对冲：第三时期安倍政府的对华战略行为

进入2017年以后，日本的对华政策出现了调整的迹象，其战略行为相较于第二时期在对抗烈度上确有走向缓和的趋势。这一突然转变，其实并没有超越冷战后决定日本行为选择的固有逻辑。它反映了两种变量交互影响下的另一种状况，即国内自由主义改革紧迫度高而日美战略匹配度低时的日本对华战略行为，展现了对华冲突性对抗被硬对冲所取代的关系逻辑。

三、结 语

本文的研究表明，日美战略的匹配度和日本国内政治改革的紧迫度是影响日本对华政策选择的关键变量，它们的强弱变化和现实发展构成的不同组合，使得日本对华战略行为呈现四种形态，安倍对华政策的变化并没有背离这一逻辑，也由此基本上框定了日本未来的对华政策走向。

当前，特朗普的对外战略正在改变着日美关系的既有互动模式，双方在价值理念、利益偏好和策略手段等方面的裂缝已日益显现，尽管日本会尽一切努力去寻找实现两国战略平衡和匹配的新的机会和路径，但日美战略不匹配难以在短期内得到克服。同时，日本国内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借助原有的惯性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热度，新右派的政治影响犹在，为实现修宪对国家主义目标的煽动也依然不减，但经济社会面的效果不彰，已显国内改革的疲态。这使得一方面日本政府在决定外交政策时重新将对外经济关系纳入重要的考虑因素，并为此做出一定的战略收敛，另一面也有可能导致新右派铁板一块的局面被打破，甚至不排除再现政治势力发生间歇钟摆的规律。综合以上两种因素，可以判断，硬对冲取代冲突性对抗，并逐渐向弱对冲过渡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日本对华战略行为的主要选择。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