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课题组。课题组组长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研究员，成员有金莹研究员、张勇研究员、吴限副研究员、张梅助理研究员、陈静静助理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本网特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课题组在《日本学刊》2021年第1期发表《日本与国际秩序变革：观念与应对》（全文约2.6万字）。

大变局下，日本认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日本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存在“纵”“横”两个坐标。“纵”是基于历史维度，“横”则是“点”“线”“面”三者结合。其中，国家是“点”，日本对美、对华等双边关系是“线”，而“面”则超越国家和双边关系，是对国际秩序变动轨迹与趋势的“巨视”和战略把握。从“点”与“线”来看，国际秩序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来自中国与美国，两者中一个是日本最大邻国，一个是唯一签约盟国。从“面”上看，根植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国际秩序在经过冷战结束之初的扩张期后，因发达国家内部危机频现和新兴国家的挑战而处于守势，加之地缘政治回归，军事竞争加剧而出现动摇。

（一）日本明确界定新时期国家利益与战略目标

国家利益是确立国家战略的前提，也是决定日本国际秩序认知及采取相应外交政策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入江昭曾提出国家利益至少应包含三方面内容，即军事（国防）、经济（贸易、投资）、思想（道德的考虑、国家威信与地位等）。2013年12月，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出台了战后日本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对新时期的国家利益予以系统阐述，并基于此阐释了日本有关国际秩序的主张：“首先，维护国家本身的主权与独立、领土完整，确保我国国民生命、身体、财产安全，继承丰富的文化与传统，维护以自由和民主主义为基本原则的国家的和平与安全，保证生存。同时，发展经济以实现我国的进一步繁荣，巩固我国的和平与安全。为此，作为一个海洋国家，必须加强通过自由的贸易与竞争实现经济发展的自由贸易体制，尤其要在亚太地区，实现高度稳定、高度透明、可预测未来的国际环境。此外，维系和拥护基于自由、民主主义、尊重基本人权及法治等普遍价值观或原则的国际秩序。”

基于此，日本提出了明确具体的战略目标：维护国家的和平与安全，保证国家之生存，加强必要的遏制力，防止国家遭到直接威胁；一旦遭到威胁，必须排除威胁，并将受害控制在最低程度；加强日美同盟，增进与地区内外的合作伙伴间的信赖及合作关系，推进具体的安全合作，从而改善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防止国家受到直接威胁，或降低威胁；在国际秩序的重塑过程中发挥引领作用，强化和维持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推进制定公正、开放的贸易、投资规则，形成把劳动者权利和环境、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保护均囊括在内的21世纪型新经济秩序。通过不断的外交努力和进一步的人力贡献，巩固基于普遍价值观或原则的国际秩序，在解决纷争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改善全球安全环境，构建和平、稳定而繁荣的国际社会。

为达成上述战略目标，日本力争围绕国际秩序变革做出以下努力：一是在秩序调整方式上，希望积极影响国际秩序以和平渐进方式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转变。二是关于日本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定位，谋求从国际秩序的追随者向桥梁、建议者、引领者转变。三是在调整方向上，维护和完善“自由国际秩序”中的“经济自由”“制度自由”和“价值自由”。四是在新国际秩序的塑造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以维持日本“21世纪一流国家”地位。

（二）日本应对国际秩序危机的手段与路径

第一，主动因应中美博弈，扮演“积极作为的战略平衡手”。日本努力在中美之间扮演一种“关键变量”角色，占据一个既安全又便于获利的位置。面对中国，日本的基本方针是“塑造”和“规范”其崛起进程。面对日美同盟，日本采取“绑定但不局限于”的基本方针，既以同盟为倚靠，又将其置于日本利益需要之下，防范与美过度捆绑造成“同盟困境”风险。为应对中美关系及国际秩序变化，日本要做“积极作为的两面人”，而不是“消极无为的两面人”，要对美对华展开不同性质的对冲。日本对华采取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双轨战略，通过合作拉动经济增长，同时有效“规范”中国，在日中美三角中显示追随美国对华牵制的姿态，但在具体措施、实施力度上又与美国拉开一定距离。

第二，坚持价值观外交，在国际秩序重构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日本一贯注重软实力的使用，强调自由民主价值观在应对国际秩序变动中的作用。兼原信克把21世纪日本的价值观总结为：法治、人类尊严、民主主义制度的重要性、和平、自由贸易。他认为这些价值观是从日本现代化150年历史中总结出来的，同时也是国际社会500年来伦理成熟的结果，日本应该向全世界传递这些价值观。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也强调日本所维护的国际秩序是“基于自由、民主主义、尊重基本人权及法治等普遍价值观或原则”。日本积极开展价值观外交，表现在日美澳印四国机制，包括日本、菲律宾、越南和印尼在内的“小菱形包围圈”，以及日欧关系等各个方面。日本坚信，冷战后30年里日本展开的价值观外交增加了自身对外政策的选择，使日本有能力在今后的新国际秩序构建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

第三，强化规则运用，从规则遵从者向规则制定者转变。鉴于国际秩序面临危机和挑战，日本旨在构筑“自由、公正、以透明性的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外交，参与规则制定是日本外交的重要功能。安倍2014年提出的“海洋法治三原则”和“印太构想”所确立的“法治”原则都是日本“规则外交”的体现，但这一点表现最突出的领域还是关乎日本生存和繁荣的经济领域。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蔓延的背景下，作为多边自由贸易政策的“优等生”，日本将自身定位为“自由贸易旗手”，一方面以WTO为核心，强调全球经济规则；另一方面力争在构建新型广域经济秩序中发挥核心作用，成为制定“全面、均衡、高水平规则”的引领者。

第四，强化经济安全，防范秩序震荡带来的次生风险。在国际秩序变动、不确定性增加之际，日本为确保自身生存与安全，维持自身稳定，尽力将国际秩序变动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低程度，更加注重把经济与外交、安全紧密挂钩。自民党税制调查会和“规则形成战略议员联盟”大力推进“经济治国策”（economic statecraft）。2020年4月日本模仿美国在国家安全保障局（NSS）下设立了经济班。2020年6月，自民党成立“新国际秩序创造战略本部”，该机构建议日本制定《经济安全保障一揽子推进法（暂定名）》，制定日本的经济安全战略，还建议日本逐步加强与美国建立共享信息的体制，参与英语圈五个国家机密信息共享框架“五眼联盟”。目前，日本经济安全政策从政府向企业、学术界渗透，日益形成政府企业联动的态势。

第五，增强科技领导力，保持“战略不可或缺性”（strategic indispensability）。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日本提出要在高科技领域确保“战略不可或缺性”。日本意欲在关键性高科技领域中获取有利位置，像欧盟增强“战略自律性”那样，管控过度依赖其他国家的风险。技术上的战略不可或缺性可以强化日本在国际政治和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提高其他国家对日本施加压力的门槛。对于同盟国美国，日本拟在信息通信基础设施、重要产业领域、数字货币等广泛领域制定共同战略目标，确立与美国在高科技争霸时代的战略一体性。对中国，日本则计划在安全及与人权相关的领域严格限制技术流出，而在其他领域如老龄化、环境、传染病等重要社会课题上提供技术支持，提高日本的国际影响力。日本通过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加强提前布局，意图通过确保自身在高科技领域的战略不可或缺性获取在外交层面议价的资本，从而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引导国际秩序往自身希望的方向发展。

总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日本为在新形势下确保国家利益，积极致力于提升对外“综合战略活跃度”。日本与国际秩序的互构关系既体现了历史延续性，又呈现出新特点。其延续性体现在：当前日本的国际秩序观转型是外部压力倒逼、内部因应求变的结果。日本一方面维持战后以来的“经济中心主义”与“和平主义”，另一方面为了在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获胜，在新秩序中立足，坚持与秩序最强者进行战略合作，依托强者参与秩序，甚至在强者缺位时积极出头，谋求主导。日本与国际秩序的互构关系的新特点表现为：愈发由被动转向主动，由消极转向积极，扮演的角色向“战略平衡手”和规则制定者转变；谋求战略自主性，坚守日美同盟，但又不受其束缚，积极开展价值观外交，意图在国际秩序重构中发挥领导力；通过保障经济安全和发展高科技，加强对当前国际秩序变动中不可预测风险的管控。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