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课题组。课题组组长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研究员，成员有金莹研究员、张勇研究员、吴限副研究员、张梅助理研究员、陈静静助理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本网特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课题组在《日本学刊》2021年第1期发表《日本与国际秩序变革：观念与应对》（全文约2.6万字）。

二战后国际秩序在本源设计上基本延续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理念，以联合国为中心，以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发展友好合作为宗旨，以尊重国家主权平等、维护人类基本权利为原则，包括大国协商、集体安全、制度管理等核心要素，体现了“普遍主义规范与大国主导”“自由主义理念与现实主义权力要素”的结合。但在现实演变中，随着美苏两个主要大国争夺势力范围和世界霸权的斗争日益激烈，两极对抗竞争的冷战秩序成为战后国际体系最为突出的特征，战后国际秩序的“应然”与“实然”出现巨大裂痕，原初设定的诸多原则在实践中被架空或破坏。在深刻复杂的国际变局下，如何确立适合日本发展的国家战略，如何排序日美安全关系、国际安全合作与国家防卫三者的关系，如何制定相应的政策，是日本在认知和研判国际秩序时必须考虑的一系列问题。

（一）战后日本的国际秩序选择

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这一“应然”的国际秩序难以有效实现，进而导致了现实秩序与法理秩序的对立和冲突。美苏凭借自身实力与影响千方百计扩大自己的阵营，国际体系逐步发展成为美国和苏联分别控制的两大敌对阵营之间相对抗的冷战格局，联合国多数时候无法正常发挥作用，以其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并未真正建立。日本与战后国际秩序的关系，尤其体现出上述的“偏差”与“错位”。二战甫一终结，冷战旋即开启，形成了两种秩序叠加规制、抵冲影响日本的复杂状况。面对两种秩序交错角力的形势，以吉田茂为代表的日本保守派政治家基于自身的人生经历和对国际格局发展变化的洞察，选择了一条追随美国、在美国主导下实现国家重建和复兴的道路，旧金山体系确立起来。这一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秩序在东亚、亚太的实然存在，不仅改变了日本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更固化了东亚地区的冷战结构。在当时极不平等的日美关系下，日本通过美国与国际秩序相关联。由此，日本成为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自由国际秩序”的积极追随者。

（二）日本眼中的国际秩序及其两次震荡

日本对国际秩序的认知深受国内和国际双重因素影响，在“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互动基础之上被不断塑造。所谓“自由国际秩序”，在日本看来，美国主导下形成的这一秩序建立在国际法和自由价值基础之上，主权国家是最重要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其基础是基于各大国力量对比构建起来的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国际机制和规范。

“自由国际秩序”确立至今，随着国际形势特别是大国力量对比及相互关系的不断调整演化，形成了两次大的震荡。第一次在20世纪70年代，主要国家力量对比有所变化，国际格局面临调整。在资本主义世界，日本和西欧崛起，在经济方面对美国形成一定程度的挑战，出现三足鼎立局面。这一时期，日本与国际秩序的主要课题是如何处理成为经济大国后与美国及国际体系中各方的关系。在美日关系层面，占领时期缔造的美日安保体制建立在战胜国与战败国的绝对权力关系基础之上，因此本源性地具有美主日从、美大日小的性质。这一时期，日本对国际秩序的思考与应对开始呈现“溢出”日美同盟框架的趋势。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此背景下，美国通过信息革命加快主导全球化进程，并在全球大力推广自由市场经济理念，使得战后国际秩序经历着第二次震荡。原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开始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特别是在经济领域，这使得“自由国际秩序”的范围不断扩大。冷战结束前后也是日本历史上最为繁荣、对世界经济影响力最强的时期，此时日本不满足于在国际秩序中只扮演经济大国角色，而希望积极参与政治、安全保障领域的协调，增加国际责任，谋求成为世界秩序中的一极。随着冷战结束，国家之间的竞争表现为综合国力的较量，经济因素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主要因素，经济指标在衡量国家相对地位时的重要性上升，这使得以经济技术见长的日本处于国际竞争中的有利位置。此时日本多次宣称构建以美日欧为主导的世界新秩序，这一新秩序，不仅指经济领域，也涵盖政治和安全领域。

（三）金融危机以来日本对国际秩序面临挑战的认知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导致国际权力对比急剧变化，日本非常敏感地意识到这一变化，认为这对当今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形成了三方面挑战。

1.主权国家内部问题凸显，特别是美西方国家政治不稳、社会撕裂，从内部冲击着“自由国际秩序”

伴随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推进，被冷战掩盖的新风险也开始出现。冷战结束后主权国家的裁量权进一步被削减。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使得资本在全球大行其道，全球化问题出现，导致很多国家的社会内部也出现问题。2008年之后，这些问题更加凸显出来，并对国际秩序产生影响。全球化进程中，美西方国家在某些方面应对不当，特别是在国内层面，结果引发了民粹主义、反全球化、保守主义力量兴起。这种趋势在冷战结束后就开始出现，2008年金融危机加速了这个趋势。很多日本学者认识到这一问题，他们认为这些力量在美西方“民主”国家中的影响力正在上升，并影响到这些国家内部的稳定，特别是美国作为国际秩序的主导国家，其内部不稳定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影响力下降成为国际秩序面临的最大挑战。

2.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权力持续向东方转移

新兴国家乘着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东风不断崛起，引起国际权力转移。国际力量的变化使发达国家压倒性优势逐渐瓦解，导致“自由国际秩序”动摇。2008年后，国际权力向新兴国家转移趋势愈加明显，日方观点认为，新兴国家中中俄两国对现行国际秩序不满，一直试图通过单边改变或是拒绝接受现行国际规范和体系，创建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环境。鉴于中国的影响力以及发展势头，中国被视为“自由国际秩序”最大的外部挑战者。日本以警惕心态看待中国对国际秩序的影响，视中国为“打破现状的威权国家”，不仅认为中国在实力方面挑战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而且在观念、国际规范和国家治理模式方面也挑战了美西方引以为豪的自由民主价值观。

3.中美博弈成为决定国际秩序走向的核心问题

中美战略竞争进一步加剧，双方有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美关系走向事关国际秩序调整全局。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发布的《战略报告2019》认为，美国各界已逐渐放弃中国可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乐观想法。特朗普上台后，其政策调整为从正面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中美战略竞争不仅包括军事安全、经贸等传统领域的争夺，目前更突出体现在尖端技术领域。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尖端监视技术等不仅可能改变军事方面的游戏规则，这些技术本身也可能被当作外交工具使用。“后新冠”时代，中美两国在尖端技术领域的霸权之争将进一步加剧，远远超出经济领域，这将进一步加深安全保障方面的对立以及由于政治体制和价值观不同而带来的深层次对立。

由上可见，战后日本的国家战略一直是追求经济上繁荣与政治上独立，而且两者相互借重。战后初期，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日本明显是牺牲政治上的独立换来了以最快的速度实现经济上的繁荣。当经济实力达到一定水平后，日本又开始谋划将其影响外溢到政治和安全领域。在此期间，日本对国际秩序的认知表现出以下特征：第一，日本一直谋求在国际体制内发展。它积极重返国际社会并加入联合国，将日美同盟当作其认知国际秩序的基轴，最大限度地利用美国实现其国家战略。第二，审时度势，谋求战略自主性。日本坚守日美同盟，但又不被其束缚，企图在国际形势允许的范围内超越同盟，捕捉国际形势的变化，积极开展战略性外交，从而对国际秩序施加影响，谋求自身在秩序中的有利地位。第三，积极将自身的经济影响外溢到政治安全领域。随着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日本开始谋求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发挥作用，并试图将其影响外溢到其他领域，积极充当离岸平衡手，谋求影响甚至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逐渐由秩序的追随者和受益者向引领者转变。第四，日本在国际秩序改革方面，始终持保守态度，主张对国际秩序进行渐进改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