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日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蔡亮在《日本学刊》2021年第2期发表《多维度对冲与兼容性竞争:“印太构想”下日本的对华战略剖析》（全文约2.5万字）。

中美国力的“一进一退”可以说是国际大变局中最具影响力的体系意义变量。对自诩是西方国家的日本来说，这主要意味着现有的自由国际秩序遭到挑战，日本的角色定位和国家利益驱使它竭力稳定这一秩序，并借此提升自身国际影响力。日本的“印太构想”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个区域性秩序框架。

    从近年来日本推进“印太构想”的外交实践来看，安全、政治和经济可谓面面俱到，但日本最在意的显然是安全层面。总体而言，为了让“对冲”的效果得到显著体现，日本谋求的是通过多维度对冲构建一个针对中国的多层次安全保障体系。其主要呈现出以日美同盟为内核，日美澳印四国合作机制为主干，并不断外延的多边、多层次结构特征。这一方面彰显了日美同盟的结构性功能具有溢出效应，即以日美为基础，吸纳其他国家以拓展安全体系，确保共同利益，另一方面从一个侧面映衬了美国霸权的衰弱，而日本更加无力以一国之力推行这一构想。因此，日本强调的是，“与共同拥有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基本价值观的国家保持合作，同东盟以及澳大利亚、印度等国携手，切实确保从亚洲、环太平洋到印度洋之间地区的和平与繁荣”。

    从日本的选择来看，被纳入这一多层次安全保障体系的国家应满足两个要求，一是日本根据自身战略需求所选择的对象，二是必须兼顾与美国的关系，其与美国或是盟友或是伙伴关系。总体而言，在日本的擘画中，日美同盟是安保体系的第一层，其余层次由地区大国和具有重要地缘意义的结点国家组成，即：以日澳、日印为第二层，且日美澳印四国组成的四边机制又构成“印太构想”的主干；以东盟国家，主要是越南、菲律宾、印尼等环南海国家为第三层；以英、法、德等欧盟国家及地区的其他国家为第四层。

    日美澳印四边机制是“印太构想”的主干，主要目标是在印太地区建立一个新的多边安全架构。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制度性安排是“四方安全对话”和“马拉巴尔”海上联合军演。

2007年5月，四国在东盟地区论坛会议期间举行了首次司局级“四方安全对话”，旨在宣传“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愿景”，但之后对话没有持续。到2017年8月，又是日本首先向美国提议举行四国首脑级别战略对话。同年11月12日，日本代表团在马尼拉东亚合作系列会议期间主持了单独的局长级四方会议，围绕亚洲规则秩序、航行自由、加强联通性、海上安全保障等七个议题进行了讨论，敦促相关各方就建设“自由、开放、繁荣、包容的印太地区”开展合作。

而“马拉巴尔”军演最早是美印两国于1992年发起的，其历史要远远早于“印太构想”。但随着日澳两国分别于2017年和2020年成为其永久成员国，四国联合军演呈现制度化特征，标志着它将成为与“四方安全对话”相辅相成、充实“印太构想”安全内涵的实际行动。

从发展过程看，日美澳印四边机制的成形就是日美、日澳和日印三个双边合作机制与日美澳、日美印和日澳印三个三边合作机制的升级，并最终通过叠加形成从双边合作到多边联网的四边合作机制。且这种多边联网的叠加与双边合作机制升级总体上是并行的，是相互促进、彼此充实的“现在进行时”。

    东盟国家在印太区域内的重要战略地位，使其被日本视为“印太构想”的重要合作伙伴。东南亚原本就是日本发展外交关系和经贸关系的重要区域，而从印太的视角来说，东盟恰恰位于印度洋—太平洋的地理中心，各国所环绕的南海又是连接两洋的最重要航道，对中日两国而言都意义非凡。一方面，日本约80%的进出口货物要途经此处，因此极为重视南海的战略地位，认为这是关乎其国家命运的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南海既是中国维护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的重点区域，又是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深化与东盟合作、构建更紧密的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纽带。

    基于此，日本一直认为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合作是落实“印太构想”的关键。诚如菅义伟曾强调的那样，“东盟国家是我们实现一直在推动的‘自由开放的印太’的极其重要的合作伙伴。作为印太国家之一，日本致力于为该地区做出贡献，我将明确地向国内外人民传达这一点”。

    总体而言，在“印太构想”下日本强化与东盟的合作，除了注重与东盟类似地区构想（如“印太展望”）进行对接来推动合作外，也不遗余力地与越南、菲律宾、印尼及马来西亚等国推进双边安全合作，如进行联合训练、帮助各国培养相关人才、日舰停靠各国港口等，并借机向对方出售防卫装备。2014年日本推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延续了47年的“武器出口三原则”，大幅放宽了日本武器和相关军事技术的出口限制。但在实际操作中，日本要想向各国出口防卫装备，需要先与这些国家签署有关武器和技术转移的正式协议。目前，日本已与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三国签署了《防卫装备品和技术转移协议》。基于此，日越于2020年7月28日签署协议，日本向越南出售六艘价值345亿美元的巡逻船，以增强其海上安全保障力量。这次协议的亮点在于这是日本首次向越南提供全新的、日本制造的巡逻船。无独有偶，同年8月，日菲又签署了价值1035亿美元的日本向菲律宾供应大批雷达站的合同，这是日本自2014年以来首次出口军工产品成品。

    日本在“印太构想”中一直以开放为名，试图将作为“外部力量”的欧洲国家，尤其是有意介入印太地区的英、法、德等国拉入其中，使其成为“印太构想”的战略性奥援。如2019年10月4日，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就在国会施政演说中表示，在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同时，日本“将与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共享基本价值观的国家携手，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而努力”。 

而从欧洲国家的角度来说，2018年9月欧盟出台的政策文件提出“欧亚互联互通战略”，其中就强调要以强化与亚洲的联结作为战略目标。加之日欧之间由“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和“战略伙伴关系协定”（SPA）所构筑的双轮战略性合作框架进行加持，双方强调要在全球性议题的各个领域强化合作。因此，日本的“印太构想”与欧洲的“欧亚互联互通战略”中很多部分有重合也就不足为奇了。诚如安倍晋三于2019年9月27日出席“欧洲连接性论坛”时所指出的那样，日欧要以SPA为基础，推动双方进行可持续的连接，并在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强化合作。

    英国在“脱欧”背景下提出了“全球英国”（Global Britain）的理念，这是旨在增强其全球影响力的战略构想，强调在印太地区发挥安全作用，并重视与日本展开安全合作。在“印太构想”和“全球英国”战略交汇下，日英安全合作不断深化并呈现浓厚的印太指向。譬如，两国将印太安全作为合作的战略重点，双方高层安全互动紧密、安全磋商级别高、安全合作机制多，防卫合作与交流日益密切，并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中日两国关系堪称是世界上最具复合性的双边关系，历史遗产、领土争端、战略互信赤字的存在导致了两国之间的结构性复合安全困境将长期存在。日本“印太构想”在安全领域构筑的针对中国的多层次安全保障体系，无疑也会加剧中国对日本的战略疑虑。但与此同时，“中日双方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切日益增多，两国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这就需要中国保持从容不迫的战略定力和以全球大视野谋划两国关系的战略共识，坚持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基础上加强沟通协调。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