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师范大学教授陈秀武、吉林省社科院日本所助理研究员李晓晨在《日本学刊》2021年第2期发表《安倍晋三执政时期的“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评析》（全文约3.1万字）。

2007年4月，安倍晋三第一次执政期间，《海洋基本法》在第166届国会上获得通过，使日本“新海洋立国”战略有了法律保障。除了海洋经济层面的考量外，因为美国、加拿大等国纷纷制定国内海洋法以保护本国的海洋权益，因此，日本《海洋基本法》自诞生之日起也同样被赋予了摆脱安全困境的时代任务。换言之，日本政府更加重视从破解“安全困境”角度提倡海洋安全保障，并根据国内外形势不断予以调整。2012年底，安倍第二次上台执政。2013年日本政府发布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此后又相继出台了第二期和第三期《海洋基本计划》。日本海洋战略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框架下逐步明确了“海洋安全保障战略”向“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转变的走向。安倍政府的“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与“印太战略”“北极政策”形成了互补态势。

（一）海洋安全保障战略的内涵

“海洋安保战略”的内涵可概括为：以维护海洋和平与实现海洋可持续开发为目标，运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力量，强化国家海洋方向生存和发展利益的全局性方略。按照这一定义，在具体执行“海洋安保战略”时，会涉及防卫、防灾、资源、海运、水产、环境以及教育等诸多领域。

就日本而言，以二战后初期“对美一边倒”的国策为指导，日本海洋活动的涉海范围仅限于日本列岛的近海水域。冷战格局下，日本的海洋安保目标是在美苏对峙局势下日本可以使用海上交通线；1952年《日美安全条约》正式生效，1954年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式成立，日本开始逐步构建自己的“海上防卫力量”。1991年日本实现海外派兵，为了掩盖其海洋军事战略的扩张性与进攻性，日本政府随后制定了《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PKO法”），提倡为国际合作而出兵的必要性。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日本提出了“新海洋立国”战略，“海洋安保”从以前省厅纵向分割管理向国家统一指导各省厅合作管理的方向转换，尤以安倍晋三执政时期最为明显。但不可忽视的是，日本的“海洋安保战略”仍然带有从属性特征，即以日美同盟为基础。

（二）安倍政府的海洋安全保障战略

进入21世纪，日本政府将海洋政策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2005年11月明确提出“海洋安全保障战略”。这一战略由2007年出台的《海洋基本法》正式确定，并通过之后的《海洋基本计划》等法律文件逐步稳固下来。岛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日本制定国家战略时，更为重视“海洋国家”的定位。冷战结束后，以强化日美同盟为基础、扩大军备为后盾、机构设置为依托、海洋立法为法理依据的“新海洋立国”成为日本的海洋战略。在制定海洋法成为一种国际风潮的影响下，2007年，安倍政府制定《海洋基本法》，并依据此法成立了“国家海洋战略指挥中枢”——“综合海洋政策本部”，将从中央到地方的自治机构、事业机构及国民等力量动员起来，为海洋管理与保护做贡献，并将其纳入海洋安保战略的法律保障范畴，明确了以“新海洋立国”理念为特征的海洋战略。虽然2008年制定第一期《海洋基本计划》时安倍晋三已经辞职，但该计划依托《海洋基本法》落地实施，可以说，民主党政府基本上继承了安倍的海洋认识与海洋构想。安倍再度执政后，2013年日本出台了第二期《海洋基本计划》，对海洋战略和海洋安保战略进行了补充与完善，并将其纳入同年底出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2018年出台的第三期《海洋基本计划》对该计划出台十年的开展情况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对日本海洋安全保障战略进行了新调整。其间，安倍晋三极力兜售“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简称“印太战略”）以及“北极政策”，认为其既是新时代日本国家安保战略的构成部分，又是海洋安保战略有意义的延伸，体现了日本海洋安保战略的动态发展。2020年9月，菅义伟接替安倍晋三成为日本新任首相，其在海洋安保战略上表现出对安倍政府海洋安保战略的继承。

1.海洋安保战略的法律保障

从2007年至今，日本先后有安倍晋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鸠山由纪夫、菅直人、野田佳彦、菅义伟担任首相，其中安倍晋三两次上台，执政近九年时间，颁布了一系列涉海法律，形成了决定日本海洋安保战略走向的海洋法律体系，丰富了日本海洋安保战略的内涵。其间，虽有民主党鸠山由纪夫、菅直人、野田佳彦先后上台执政，但就海洋战略而言，没有本质性变化。不仅如此，民主党执政期间“海洋法律体系”（海洋法制）得以完备，进一步将日本海洋安保战略引向快速扩张的方向。

2.海洋安保被纳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2012年底安倍晋三再度执政后，以民主党执政时期留下的海洋相关法律及文件为基础，进一步彰显其“新海洋立国”战略，并将海洋安保纳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范围进行稳固实施，积极推动建设和完善海洋安全保障。在2013年4月出台的第二期《海洋基本计划》中，安倍政府将“海洋安保战略”的内容延展至“开展国际合作为国际社会做贡献”“享受开发利用海洋所带来的财富与繁荣”“从海洋恩惠之国向保护海洋之国转变”“向未知的边界挑战”等领域。调整后的日本海洋安保战略还涉及索马里海盗的治理与防控、海洋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北极航线的利用以及海上通道的保护与畅通等问题。2013年12月17日，内阁会议通过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该文件将目标海域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亦即所强调的“从中东至日本近海”，这为日后将海洋安保与“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相结合埋下了伏笔。

3.“印太战略”与“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的楔入型关系

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看，日本强化海洋安保战略是国家间在海洋领域利益博弈的结果。“印太战略”缘起于2007年8月安倍晋三访问印度之际发表的题为“两洋交汇”的演讲；2016年8月安倍在肯尼亚召开的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TICAD) 上继续宣扬该理念。2017年9月安倍晋三访问印度，就携手推进日本的“印太战略”与印度总理莫迪达成共识；同年11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日之际，日美就共同推进“印太战略”达成共识。

2018年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又正式提出将海洋通道的和平稳定作为“印太战略”的重要内容，将海洋安保与“印太战略”相结合，并体现出日本海洋安保的跨域性特征。尽管2018年一度将“战略”改为“构想”，但是“印太构想”的实质内容并没有发生变化。不仅如此，日美印澳之间的合作反而越做越实。“印太战略”是以构建同盟为手段、以海洋安全为抓手在亚洲大陆边缘构筑起弧状“安全防御”带，实现了日本海洋安保战略区域范围的进一步扩大。

2018年5月出台的第三期《海洋基本计划》则进一步细化了日本海洋安保战略。该计划明确将“海洋安保”放在首要位置，并单独列出“‘综合海洋安全保障’的基本方针”一节，进行了以“综合海洋安全保障”为轴心的一次大调整。从政策的连续性与发展性看，“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是国家安全保障在新形势下的战略调整，“印太战略”既是“综合海洋安全保障”的缘起，也是“综合海洋安全保障”得以落实的重要渠道。“印太战略”的“三个支点”与“综合海洋安全保障”的三个基本点在内涵上契合，都具有拉帮结派的小集团特性，都以所谓的“价值观”作为国际划派的标尺，同时高唱构建“新型海洋国际秩序”，从而掩盖其构建“海上霸权”的真实目的。可以认为，第三期《海洋基本计划》是将“与有关国家合作，推进‘印太战略’”放在了“综合海洋安保战略”的辅助地位上加以处理，将其作为冠冕堂皇的外保护层，而“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是“印太战略”的基础，是日本的核心利益之一。“印太战略”与“综合海洋安保战略”是楔入型关系，两者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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