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副教授陆伟在《日本学刊》2022年第2期发表《风险管控、成本算计:日本在中美之间的平衡外交》（全文约3.9万字）。

陆伟认为，梳理1972年以来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历史不难发现：在中美处于对抗性竞争的背景下，日本不一定选择与美合谋制华；而在中美处于包容性竞争的背景下，日本也未必以良好的中日关系作为外交议程的优先方向，相反，“使绊子”、挑起纠纷的行为屡见不鲜。对日本来说，美国是最重要的盟国，中国是最大的邻国，处理对中、对美关系是其外交的核心议题。日本采取的策略是拖延最终选边站队、通过向一方适度倾斜来平衡另一方的来回钟摆，以求规避风险和险中获益，即“动态平衡”。

 一、理论基础：三角关系结构和日本的位置

鉴于日本是三者中的相对小国，同时又在日美联盟中处于追随国的地位，其对外战略选择受到三角关系结构的制约更大，在中美之间实施平衡外交以化解风险进而谋求利益的最大化显得尤为重要。日本针对中美日三角以及在中美之间的平衡政策带有明显的多重两面性。这种多重两面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风险的来源和强弱，随时处于动态调适之中，但以不到万不得已不选边站队为原则，以便在平衡损失的同时，通过与中美关系互动产生不同的功能性价值，实现本国的各种利益诉求。所谓两面性是指日本在中美之间的距离位置，多重性则是指平衡向中国倾斜还是向美国倾斜，抑或保持相对的等距离。

三角关系是国际关系史上较为常见的现象。美国学者洛厄尔·迪特默（Lowell Dittmer）进行系统的理论构建，发现战略三角是一种 “三个行为体之间的交易博弈”，这种既合作又对抗的状态大致具有四种不同的模式：三方共处、浪漫三角、稳定婚姻、单位否决，各种角色地位对行为体获益程度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枢纽—朋友—伙伴—侧翼—敌人—孤雏。

将中美日三边关系纳入三角关系的结构框架内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它的运行具有以下三方面特征：第一，不等边三角是常态。第二，三角结构具有强力黏合性。第三，不确定性风险及其均衡选项和结果。

由于日本是以美国盟友的身份参与三角关系博弈，它在三角关系中的角色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在日美双边联盟中的位置，因此日本在三角关系结构中的风险处境首先来自日美联盟的不对称性，并由此引发其在三角关系结构中角色变化的连锁反应，从而导致双重风险的叠加。

 二、风险评估、成本算计与日本平衡外交的逻辑

“风险”指向正在演进中的危险，国际关系中的“风险”是指损失或收益的可能性。对日本来说，尽管来自中美的风险程度和表现方式各不相同，但均涵盖了安全、外交、经济、规则和威望等国家互动的主要领域，所感知风险的大小也因情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需要对之进行动态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实施有效的平衡。

日本根据中美战略竞争的态势，基于对风险来源和强弱的判断和感知，以预估成本作为参考临界点，在与中美的关系距离之间来回切换，做出倾向重心不一的动态平衡（对称和非对称）行为。由此，中美竞争的态势→风险感知→成本算计（参考临界点）→对称或非对称平衡，这一因果链条便构成了日本对中美平衡外交的逻辑机理。日本所认知的中美风险和成本投入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沉默成本”和“沉没成本”分别成为其决策的“参考临界点”。

日本对中美实施平衡外交，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四种假设情形。

假设一，当中美处于对抗性竞争时期，如果日本的风险感知主要来自美国，其决策便以沉没成本为参考临界点，所展现出的平衡外交是疏美近华，其平衡性为次强（因为日本依然是美国的盟友）。

假设二，当中美处于对抗性竞争时期，如果日本的风险感知主要来自中国，其决策便以沉默成本为参考临界点，所展现出的平衡外交是依美制华，其平衡性为最弱（增加对华博弈的筹码，但不会轻易地对美一边倒，因为日本不想失去在中美间发挥杠杆作用的有利条件）。

假设三，当中美处于包容性竞争时期，如果日本的风险感知主要来自中国，基于以沉默成本为参考临界点的驱动，其所展现出的平衡外交是离间中美，其平衡性为次弱（为避免沦为“孤雏”而竭力拉拢美国）。

假设四，当中美处于包容性竞争时期，如果日本的风险感知主要来自美国，基于以沉没成本为参考临界点，叠加受到中国缘于以美为外交重心的战略性轻视的驱动，日本为确保见机行事的自由而采取中立的立场，所展现出的平衡外交是在中美之间保持相对的等距离，其平衡性为最强。

三、日本对中美平衡外交的案例分析

1.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的日本对中美平衡外交

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美国从制造经贸摩擦发展到强求结构改革造成的对日本全方位排挤和打压，构成了日本风险感知的主要来源，从而使它先前投入的预期收益与现实的损失之间产生了巨大张力，并触发对沉没成本的敏感神经，以此为参考临界点的机制在止损心理的驱使下开始发挥作用。而中美对抗和在三角关系中居于“枢纽”角色的可能性为日本规避美国风险并从与中国的合作中获得收益提供了结构性条件，疏美近华便是其平衡外交的主要选择。这符合本文假设一的情形。另外，特朗普执政时期日本对中美的平衡外交也可以在这一逻辑框架内得到解释。

2.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日本对中美平衡外交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中美关系的迅速升温，日本在三角关系结构中有沦为“孤雏”之势。这一处境导致其利用与一方的接近来规避另一方的风险的策略难以实施：向中国倾斜，因其以发展对美关系作为优先议题会被相对轻视；向美国倾斜，则要受到尚未消除的对美国风险感知的牵制。加之，无论是“沉没成本”还是“沉默成本”，这两个参考临界点都未能触碰，使日本得以在中美间以模糊立场等待局势的明朗，因而其平衡外交的主要方式是保持对两者的相对等距离。这验证了本文的假设四情景。另外，2009年上台的民主党鸠山由纪夫内阁力主对中美等距离外交也受到了这一逻辑的驱使。

3.21世纪初期的日本对中美平衡外交

21世纪初日本对中美平衡外交的主要方式是采取离间策略，这是基于日本在三角关系结构中陷入“孤雏”角色地位的背景，以及受到分化中美关系以防止自己被边缘化动机的驱使。而将中国作为主要风险源的感知和以“沉默成本”为参考临界点的浮现，决定了日本通过拉拢美国以达到分化、瓦解中美关系的目的。这就验证了本文的假设三情景。此后，日本继续采取以离间中美为主的平衡外交。随着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转向接触加遏制并用，并逐渐突出遏制的一面，日本的离间策略进一步得到施展空间，在成功引导美国对华威胁认知、接受“印太战略”的同时，其平衡外交的重心也开始向依美制华倾斜。当然从理论上讲，也不能排除在同样的结构条件下，日本感知的风险源主要来自美国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中国以发展对美关系作为优先课题，日本很难实施离间策略，只能采取观望模糊立场以等待形势明朗，此时日本的平衡外交更接近于在两者之间保持相对的等距离。

4.进入21世纪20年代前后的日本对中美平衡外交

在中美进入对抗性竞争阶段，受到美国联盟依赖政策和拉拢示好盟友行为的激励，日本固化的对中国风险认知迅速转化为现实最大风险源的感知，进而出于依靠美国以谋取对华战略优势目的而进行的安全化操作，又触发了以“沉默成本”为参考临界点的机制启动，导致其选择“依美制华”策略。然而，日本并不会放弃捕捉中美对抗带来的成为“枢纽”的机会，毕竟这有利于其实现风险最小化和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因此，摆在日本面前的课题是如何巧妙地实施能得到中美两国正面反馈的平衡术。这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二情景。

四、结  论

本文的研究表明，随着中美竞争的展开，虽然日本为追求对华战略优势和地区主导权而与美国及其盟友一起推行在地缘政治和某些高技术领域对中国的联合围堵和遏制，但除非中美两国形成泾渭分明的两大敌对阵营和它认为的国家军事安全受到威胁，否则日本通过在中美之间不断调整倾斜重心的来回钟摆来维持平衡的策略基本上会持续下去。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