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国家机关党校科研处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郝月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毕亚娜在《日本学刊》2017年第5期发表《安倍修宪与日本国家战略目标探析》（全文约1.8万字）。

郝月峰、毕亚娜认为，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大变革的时代，日本今日的修宪与20世纪相比，在目的和作用等方面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安倍政府将修宪置于国家战略的高度，秉持强烈的“使命感”，致力于实现修宪问题的“历史性突破”，赋予修宪以更新的内涵、更多的功能和更重要的意义。囿于“冷战”思维，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发展潮流下，以安倍晋三为代表的部分日本政客虽身处21世纪，依然将“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奉为世界政治格局体系之圭臬。在内外多种因素的交融与作用下，安倍修宪似将水到渠成。以追求“正常国家”为战略目标，以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为政治夙愿的修宪行为，不仅会对日本国内政治的发展走势产生重要影响，也将对亚太地区未来的安全形势构成一定威胁。

近年来，以安倍晋三为代表的修宪派开始在日本政坛占据绝对优势，护宪政党日渐式微，新生代民众意识逐渐右倾，均难以继续扮演制衡角色。加之，在日本经济持续低迷，转移国内矛盾迫在眉睫，美国实力相对下降，对日本倚重加强，在诸种等内外因素的交融作用下，日本修宪问题再度兴起。但当今日本的修宪问题的具体内涵已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修宪动因发生变化，由不针对中国转变为针对中国，渲染“中国威胁论”；（2）修宪目标发生变化，以经济强国谋求大国地位变为以修宪强军谋求大国地位；（3）修宪的成功概率发生变化，由可能性较小变为可能性较大。

当前时期，中日国家实力对比发生逆转，面对处于优势地位的中国，日本难以仅凭一己之力加以遏制。在日美同盟体制下，日本甘做美国亚太战略的前沿推手，不断增强其同盟存在感。美国国力相对下降，也不得不通过强化美日同盟来弥补其在亚太地区的力不从心。日本以此为契机，不断在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上挑起事端，以遏制中国，实现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正是在此战略背景下，安倍政府正迎来修宪的最佳“窗口期”。安倍晋三欲在任内实现修宪，试图达成以下国家战略目标。

（一）通过修宪重聚“民族自信心”

自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直至今日，日本在各个方面长期处于萎靡不振状态。在经济层面，GDP增长几乎陷入停滞状态；在社会层面，日本就业岗位增长率逐年减小，大学毕业生数量逐年增加，其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日本非政府组织“自杀对策支援中心”调查指出超两成日本大学生曾“认真考虑自杀”；在政治层面，日本国内政治走向愈发右倾化，其突出表现是政治舆论管控加强，保守化倾向日趋严重，狭隘民族主义表现日益明显。

右翼政客认为，对美依附使日本不能拥有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及完备强大的军事力量，致使日本国内各个阶层在精神上普遍处于压抑和郁闷状态。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指出：“现行日本宪法是由占领美军制定的，是在日本几乎没有发言权的状况下制定的，这使日本丧失了独立自主的精神和民族自尊心。”但这显然并非事实。对外侵略战争的失败，使日本所谓的独立精神和民族自尊心彻底崩塌。战后，日本的民族自尊心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而不断恢复，但由于日本在政治、军事上缺乏自主性，经济和政治之间发展不平衡，使日本的民族自尊心再度增强的同时也出现了恶性膨胀，部分国民的精神世界甚至出现扭曲和畸形发展，石原慎太郎等人屡屡宣称要向美国说“不”，即为其典型表现。在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爆发的一系列地区性冲突和战争事件中，日本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能扮演的角色均十分尴尬，加之日本经济迟迟不能摆脱低迷状态，各类社会问题突出，短时间内难以看到光明和出路，造就了大量的失败者和失望者。美国观察家内森观察到，中国经济的蒸蒸日上与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形成鲜明对照，使一些日本民众心头布满阴霾，“社会上普遍出现幻灭感、异化感、不确定感和一种单纯的愤怒”，思想狂热、偏激的日本右翼大力鼓吹“日本民族优秀论”“对华战争有理论”，对中国实力的迅速增强充满恐惧，对中国无端排斥、恶意蔑视。日本社会渴望有更加强硬的“铁腕式”领袖出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安倍“顺势而为”，当选日本首相，以强势姿态塑造其执政形象，不断挑战“战后秩序”，修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恶化中日关系。

（二）通过修宪重回亚洲领导者的宝座

二战后，日本遵循经济外交、贸易立国的国家政策，于1955年完成经济重建后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1975年日本出席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标志着日本进入西方大国俱乐部，跻身发达国家之列。作为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起码在日本人看来，日本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亚洲领导者。1970年至1990年，日本年均增长率约为4.3%，然而，90年代初期泡沫经济崩溃，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萧条。与此同时，中国强势崛起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迅速提升，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于是，“翻案、修宪、扩军”成为日本政府谋求政治、军事大国地位，再度称雄亚洲所采取的重要举措。2012年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为修改宪法第九条大力造势，力主降低修宪的门槛要求，将日本拥有正式军队和集体自卫权作为其最终目标。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其扩大政治、经济影响力的强力推手，争夺亚太地区主导地位，重回领导者的宝座，成为日本这一时期的修宪考量。

（三）通过修宪改变现状，否定和推翻二战后的亚太国际秩序

日本历史上表现出了颠覆既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倾向，无论是构筑小“华夷秩序圈”来颠覆持续千年的“中华秩序”，还是构筑德意日主导的法西斯世界，都成为日本追求世界大国目标的路径尝试。当下日本通过修宪改变现状，否定和推翻二战后的亚太国际秩序，亦是其历史传统的一种延续。二战中，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战胜日本，在瓦解日本的殖民地和殖民统治的同时，也剥夺了战败国日本的诸多权利。在《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当中，日本至今仍属战败敌国，反法西斯同盟国有权制约其重整军备的政策。冷战之后，尤其是在21世纪新国际形势下，以安倍为首的右翼政客强烈认为，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不应再被动执行现有国际秩序设定的外交路线，必须主动构建符合日本意愿的国际新秩序，以确保日本的大国地位。因此，“日本及其安倍政权有改变战后东亚地区、亚太地区乃至战后国际秩序的愿望”。

日本对二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否认甚至颠覆主要表现在：企图改变侵略战争的性质，将旨在称霸亚洲的非正义战争美化为旨在将亚洲国家从西方殖民统治解放出来的正义战争，从而推翻二战胜利成果和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裁决；改变战后的领土安排，企图长期控制和占有钓鱼岛，重新夺回“竹岛”与“北方四岛”；设法废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使这个世界上不复存在“战胜国”和“战败国”的差别；改变联合国安理会结构，最终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总之，将因战败而“丧失”的“权益”再一一夺回，使东亚秩序和世界体系恢复到战前状态，似乎将最符合日本的心愿。在当今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任何国家的战略思维，若继续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抑或继续保持冷战思维，就不会有任何的前途与出路。实践终将证明，日本以修宪为核心的所作所为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结果只会事与愿违。

（四）通过修宪使日本真正成为世界大国

纵览日本二战后的发展过程，以20世纪70年代为界，大致可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经济大国”为目标，后期以“政治大国”为目标。

前期阶段，即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在日美同盟框架下，抓住朝鲜战争爆发的机会，成为美军的后方保障基地和美国的工业配套基地，为日本再次腾飞奠定了重要基石。正如时任首相吉田茂所言，这是上帝赐给日本的礼物。这一时期，日本提出“贸易立国”的国家战略，一心发展经济。到60年代末，日本国内生产总值仅次于美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中的第二大经济体，成功实现了“经济大国”的目标。

后期阶段，即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即已开始构筑面向21世纪的国家战略。20世纪80年代，“国际国家”“正常国家”等战略构想开始在日本兴起，成为与其“经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等思想逐渐成为政界主流。尤其在日本“泡沫经济”时代，“经济一流、政治三流”“经济巨人、政治矮子、军事侏儒”等对日本的负面评价广泛流传，引发了日本国内对于国家发展方向的焦虑与讨论。这一时期，日本积极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图谋“晋升”为政治大国。

安倍继承了以中曾根和小泉为代表的日本保守派政治家的政治衣钵，自执政以来，一以贯之地追求“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战略目标。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持续低迷之后，以安倍为首的右翼势力更是把摆脱经济困境的希望寄于政治改革，修宪问题成为安倍执政以来最大的政治目标。为在亚太地区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有意加强美日同盟关系；为使日本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在安倍政府推动修宪方面不做过多干涉。可以说，如果日本修宪成功，将是美国“亚太再平衡”的结果，甚至是美国“绥靖政策”的产物。修宪成功后的日本，随着军事实力的增强，将名正言顺地担任“世界协警”的角色，其在亚太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也将大幅提升，将在亚太地区发挥更突出的作用。这与日本一直试图建立的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是一致的，与日本孜孜以求的大国主义也是并行不悖的。日本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科学技术潜力和工业制造能力，所以，迫切希望在国际舞台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对日本而言，成为亚太地区领导者仅仅是阶段性目标，其国家战略目标是参与世界秩序的领导与治理，真正成为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

作为远离大陆的岛国，地缘位置决定了日本的海洋国家特征，即在生产力水平取得发展后，便表现出向外扩展的行为理念，产生寻求物质生活资源的冲动。这种扩张冲动曾使其成为威胁亚太国际体系稳定的一大因素。日本国土面积狭小、战略资源严重匮乏，是其成为大国的先天性缺陷。而日本右翼政客认为，拥有强大的军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这一缺陷，这也是日本信奉武力至上、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当前安倍通过修改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手段，不断否认侵略甚至美化侵略战争，表现出明显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如果安倍修宪图谋得逞，日本必然会采取大规模的扩军政策，名正言顺地建设陆海空军队，大幅度增加武装力量，并装备大量进攻性武器，使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的方向。如果国内社会矛盾不能有效解决，持续低迷的经济形势不能得到有效改观，日本护宪派政治力量、日本国民立场与心态等军国主义复活的限制性因素也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改变，日本将可能通过带有对抗性、进攻性和颠覆性的举措，把国内矛盾向国际进行转移。因此，安倍修宪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将产生极其复杂而深刻的影响。对中国而言，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目前在安全上依靠美国的国家，未来将可能寻求与日本的结盟。这将使中国的周边环境更添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换言之，中国今后与亚太国家的交往，可能将不仅受美国因素的影响，还将面对绕不开的日本因素。受历史恩怨与现实冲突的交替影响，中日关系的处理可能会更加棘手。可以预见的是，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在短期内难以解决，中日双方的政治互信和安全互信将会进一步降低。

尽管适逢战略机遇期的安倍修宪在国内外有利因素的助益下其成功的可能性大为增加，但是种种阻碍因素的存在，仍使安倍政府的修宪之路面临诸多变数。在制度层面，宪法第九条对修宪要求严格，即使以自民党为首的修宪势力在国会占据了超过2/3的议席，但是国民全体投票是否可达到半数以上仍是未知数。据NHK在2017年5月9日所做的舆论调查显示，认为当前应修改宪法的民众比例占42.5%，而认为不应修改宪法的民众比例则高达57.2%，安倍修宪并没有获得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在政策执行力层面，受2017年上半年森友、加计学园等丑闻的影响，安倍政府的支持率在7月一度跌破30%的大关。安倍政府在8月通过紧急进行的内阁改组，实现了支持率的逆转，原本作为修宪保障的首相连任之路也因此而颇受挫折。虽然在野党对安倍政府的权力制衡有限，但在在野党的联合施压下，安倍政府的政策执行力亦将大打折扣，安倍修宪仍是阻碍颇多的未定之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