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迎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之际，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在《日本学刊》2018年第4期发表《培育友好之树，建设和平世界》（全文约0.4万字）。

池田大作在文章中，向推动和引领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振兴、培养肩负21世纪重任的英才和长年来通过日本研究、学术交流为日中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友好关系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表示深深的敬意，并寄予莫大的期待。

池田认为，对日本来说，中国是难能可贵的文化大恩之国。日本若不珍惜这份因缘，就会偏离正途。而且，日本和中国结下牢固的友好关系，有利于亚洲的稳定乃至世界和平。

池田在文章中指出，创价学会第二任会长户田城圣在战争期间受到日本军部迫害，经受了两年的铁窗之苦。二战后，他经常向青年们吐露他内心期待与中国和平友好的炽热情怀。在世界被冷战分裂之际，他提出“全球公民意识”的构想，指出住在同一个地球上的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必须合力去实现世界和平。

其后，池田就任第三任会长，继承他的恩师户田城圣的信念，决心为未来的青年们开辟道路。1968年9月8日，池田在一万数千名学生面前倡议日中邦交正常化，主张日本要正式承认中国政府的存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让其拥有参与国际讨论的一席之地，广泛地推进日中经济、文化交流等。日本同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密切关系，认识到日本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思考未来的亚洲和世界和平的理想，从历史传统、地理位置和民族的亲近性着眼，除了日本与中国友好，别无他途。这也是亚洲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唯有建立在两国人民能互相理解和交流、增进彼此的利益、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的基础上，邦交正常化才有其意义。所以，日中邦交的实际对象应当是两国的人民。

在倡议中，池田还指出：“只有立足于广阔的国际视野，为和平、为繁荣、为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不断地做出贡献，才配称为新世纪有存在价值的民族。……现在日本应当立足于这样的世界视野，为亚洲的繁荣和世界的和平……而倾注全力。”这与户田城圣会长的观点是一致的。

为此，池田也遭受了种种打击和迫害。虽然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但成为他最大精神支撑的，是衷心希望友好、也为之尽力的日中两国前辈们所给予的强有力的鼓励。特别是周恩来总理，深刻理解他的信念。

池田回忆道，1974年12月5日，因病住院的周恩来总理不顾医疗小组的反对，在北京三○五医院接见了他及创价学会第二次访华团全体成员。这份深厚的情谊，永远刻印在他心里。他们的谈话涉及方方面面，但周总理总是聚焦在“21世纪应该如何发展”，一言一语都迸发着思想火花。周总理在展望未来时说道:“20世纪的最后25年，对世界是最重要的时期。中日要彼此站在平等的立场，互相合作，共同努力。” 周总理还以充满气魄的声音明确地说：“希望能早日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他把周总理所说的一切,当作托付给他的遗言铭刻在心，从自己的立场开始行动，定要使之付诸实现。

周总理逝世后,池田又和邓颖超先生等守信重义的可贵的中国朋友携手，不懈地推进两国学术、教育、文化和青年交流。尤其令他怀念的，是与微分几何学的世界大师、奠定现代中国数学基础的复旦大学名誉校长苏步青先生的难忘会见。苏步青先生年轻时留学日本，从现在的东京工业大学毕业后，在东北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和第一个取得中国国籍、日本东北出身的米子夫人共同为两国的友好做出贡献。他们伉俪受到众人景仰和爱戴的事迹,早已是两国友好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周恩来、邓颖超、苏步青等中国诸位先生待人情真意挚，通过和他们的深交，可以感受到在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层有一种深邃的精神在绵绵流淌。关于这种精神，池田曾在1992年10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访问中国并做演讲时提到过，这是一种“共生的道德气质”,也就是一种“取调和而舍对立、取结合而舍分裂、取大我而舍小我，以此为基础，使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能共存共荣的精神倾向”。

作为其源流之一，是中国古代《国语》中“慈和能惠”“和协辑睦”等话语所象征的多彩的“和”的思想。“和”的思想智慧，是一种内在规律性的力量，能使多元文化相遇时不但不会发生对立，反而能启发互相的创造力。还有《易经》的“天地之大德曰生”，《书经》的“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等，这种生命尊严的价值观，不就是开启互相尊敬的和平共生大道的源泉吗？

“和”的思想与生命尊严的价值观也贯穿于自古学习中国文化的日本。这也是创价学会强调生命尊严、慈悲与平等、和谐与共生的思想的源流。

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到来之前，池田和中国著名作家、文化部前部长王蒙先生，共同出版了对谈集《赠给未来的人生哲学》。其中谈论过这一点，彼此意见相同，内心深有共鸣，一致认为分享并继承两国的伟大精神，是把21世纪变成“生命的世纪”“生命尊严的世纪”的关键。

对谈集中也提到在日本一直传承至今的帝王学《贞观政要》中论说大事业的“创业”与“守成”。“守成”就是守护事业，并进一步追求发展，进行“新创业”，以及向事业所面临的困难发起挑战。王蒙先生强调：“我们可以说，传承与守业，比创业更难。”“只有通过革新、创造、突破、发展才能守住基业，才能守住初衷。”

早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中，池田曾说过：“日本青年和中国青年应当能够携起手来，含着微笑，为建设光明世界而努力，而所有亚洲人民便能够以这样的日本和中国为基础守望相助，唯有如此才能驱散笼罩在今日亚洲区域上的残酷战争与贫困的乌云，让希望与幸福的阳光普照大地。”在日中和平友好的伟大事业中，青年们学习、传承历史，并使之进一步发展，确实越来越重要。

同周总理会谈后的翌年即1975年，创价大学迎来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后中国正式派遣的首批六名公费留学生。之后双方开始互派留学生，为很多青年提供了互相学习的机会。1985年，创价学会又和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签订协议，定期进行有意义的青年交流。这些交流超越时代风波，在两国间架起了愈益坚固的金桥。

通过日积月累的交流活动，可以深刻地意识到，不但要理解对方,更要向前迈进一步，向着共同的目标一起行动。例如，他就一直呼吁成立一个能聚合日本、中国以及韩国青年力量的应对环境问题的平台。环境是全人类的财产，改善环境是惠及大家的“共赢事业”。若能在防止气候变暖等问题上进一步推进区域合作，定将成为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一个重要基础。

为了巩固日中友好，一定要重视以下三点：一是正确的历史观。历史像一面镜子，正确的历史观是日中友好的前提条件。二是民间交流，尤其是两国青年之间的交流。青年之间的热情交流，是发展和平道路的重中之重。三是文化交流。能够连接两国民众心灵的文化交流，才是构建世代友好的王道。今天，在共同应对各种课题中，假如青年能形成跨国界互相分享创造性思维和经验的潮流，就会为形成日中韩乃至整个东亚地区新的合作关系奠定基础。“时代每时每刻都在变动。注视着未来向前跃进是青年的特权，而引导青年们往这方面发展，正是为政者和领导者的责任。”

池田在文章最后指出，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的今天，为了实现日中世代友好，要日日培育新的友好之树；为了实现世界和平，要以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日本和中国的合作为基础，为地球的利益、为人类的利益携起手来共同行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