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杨伯江在《日本学刊》2019年第1期发表《新时代中美日关系：新态势、新课题、新机遇》（全文约2万字）。

    杨伯江认为，2017年以来，中日、中美以及美日三对双边关系出现重要变化，“中日关系改善背景下的中美关系”与“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的中日关系”，交织叠加，相互作用，衍生出复杂多重的“三角意涵”，推动中美日关系进入新一轮战略活跃期，表现出新特征。

一、双边关系层面，中美、中日、美日关系均有显著变化

首先，中日关系逐步改善，合作步伐加快。2017年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逆转，2018年两国总理实现互访。安倍访华期间，中日双方敲定52个合作项目，内容主要涉及第三方市场合作，总金额超过180亿美元；同时签署12项政府间协议，其中包括新版货币互换协定。剧烈波动、严重恶化达八年之久的中日关系重新回到正常发展轨道。

其次，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矛盾激化。2018年3月特朗普总统签署总统备忘录，基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华“301调查”报告，指令对从中国进口的约600亿美元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在美国国内，对华强硬“非常罕见地成了共和、民主两党一致的政策”。 

再次，美日围绕贸易体制、对朝政策等产生分歧，“同盟裂痕”日渐明显。特朗普指责“与日本的贸易缺乏公平”，威胁对日实施制裁。与澳大利亚等美国其他盟友不同，日本没有得到特朗普对钢铝产品进口关税的豁免，钢铁进口限制令最终也使日本产品关税上调。日本汽车制造业出口有四成销往美国市场，特朗普提出未来可能将进口汽车关税提高到20%。

除贸易问题外，特朗普政府单边主义“非常规外交政策”让日本感到同盟的可靠性“空前地不确定”。特朗普要求日本购买更多美制武器，为驻日美军支付更多费用，但又回避就条约义务做出明确承诺，甚至威胁从东亚撤军。在朝核问题上，特朗普上台头一年采取了借同盟架构协调应对的路径，美日韩三方频繁磋商，共同对朝“极限施压”，但进入2018年后，日本“被冷落在美朝、韩朝之间高调的谈判之外”。特朗普“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朝鲜准备放弃核武能力的情况下对其无限宽容”，这使东京对事态的发展颇为忧虑。2018年6月，美朝领导人举行会谈，美方没有按日本所请关照其利益——解决绑架问题、朝鲜中程导弹问题，相反却使日本直面“东亚地区的‘1953年体制’将走向终结”这一重大而紧迫的战略挑战。

特朗普对朝政策的变化据信始于2017年11月，朝鲜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火星-15”，并宣告完成“核导伟业”。“火星-15”在发射53分钟、飞行4472千米近程垂直弹道高度后坠入距发射点950千米的日本海。忧思科学家联盟（The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就此发表声明，认为若按标准轨道而非高飞轨道飞行，其射程可能超过13000千米。这意味着，至少在理论上，美国全境被纳入朝鲜导弹射程。朝鲜此前试射的“火星-14”“火星-12”射程覆盖美国太平洋基地和西太平洋地区，这些地区处于美国海基和陆基导弹防御系统防护之下。但是“火星-15”打击能力所及的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目前尚不在导弹防御系统防护范围内。国际战略分析界认为，朝鲜远程打击能力提高、开始对美国本土构成现实威胁，是导致特朗普改变对朝政策的关键因素。对美日同盟来说，朝鲜洲际弹道导弹技术的提升扮演了“规则改变者”的角色，因为“在华盛顿眼里，这意味着对日提供安全保障的价值下降了”。

二、双边关系变化衍生出复杂多重的“三角意涵”

2017年以来中日关系的改善，本质上是基于双方“以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互利互惠为核心的双向多元合作需求”的内在驱动，但美国因素的持续发酵，无疑对中日相互走近产生了进一步的助力作用。首先，日美分歧的扩大直接增加了日本改善对华关系的动力。特朗普一系列“退群”行动、“交易型”外交政策，迫使日本接受双边货物贸易谈判，“削弱了半个多世纪来支撑东亚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政策”，直接损害日本利益。“与美国保持紧密关系是安倍内阁的第一要务，没有哪个外国领导人像安倍那样为密切与特朗普的关系投入了如此多的政治资本。”然而安倍却基本上空手而归，所有幻想和设想都没有换得任何真正的特殊待遇，反而在贸易问题上招致美国相当粗鲁和敌对的态度。在默默承受了许多沉重打击及个人羞辱后，安倍认识到，现任美国总统反复无常，日本需要对冲。其次，美国因素促使中日领导人同时“对当前国际趋势产生了不安”。“特朗普政府为中日之间维持稳定但不亲密的关系提供了一个不言而喻的理由。”尽管两国领导人和公共舆论之间，特别是日本对中国仍存在深深的猜疑，但东京和北京有足够的动机，至少在双边关系领域尝试“新常态”。固然“在遏制中国崛起方面，日本少不了要与美国合作”，但随着日美关系负面因素的上升，“从促使美国回归自由贸易体制的角度出发，与中国合作的重要性也在增加”。

对日本来说，“近年来美中关系已远远超出两国关系范畴，发生了质变，波及众多国家”，更是决定日本外部环境的首要变量。中国崛起与美国的相对衰落相互叠加，两国关系的“实力非对称性”特点逐渐淡化，中美关系最终可能演绎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一是全面协调和均势状态，即“G2”的形成；二是全面对立状态，包括权力转移理论所涉及的军事冲突。作为三角中最弱的一方，日本既不乐见中美关系顺利发展，导致自身被边缘化，又无法承受中美关系过度紧张，迫使其选边站。所以，“无论美中关系朝哪种前景发展，日本都需要从国际协调主义立场出发，预先采取措施，避免受到冲击。”包括在全球治理领域，中美就某些问题可能存在着利益交集，但要提防两国将有损日本利益的政策强加于人。总体来看，在中美日三角发展演变的当前阶段，日本奉行的是以维护本国利益为核心的“日本优先”原则，基本政策是在中美之间保持动态“微妙的平衡”。

中日关系的改善没能解决两国间的所有问题，结构性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即便如此，中日关系“有限的改善”也足以扩大两国战略转圜空间，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三角博弈态势。中美日三角的“美日对华”的基本格局没有变，但在区域合作方面，中日围绕如何重构秩序、建立规则存在分歧的同时，在维护多边主义、自由贸易体制上存在共识。“维护多边贸易体系是中日共同的固有利益，两国领导人都认识到彼此的关系非常重要”、以至于“大到不能倒”。“中日关系更为稳定的基础将始于经济的考量，包括双方可能探索以更为协调的方式推进亚洲基础设施的发展。中日都将基础设施投资视为长期外交政策的核心组成部分，尽管彼此在具体做法上常常出现分歧，但某些分歧并非不可弥合。”

三、日本战略自主性上升，中美日三角进一步满足了“三方都具有基本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要件

从三角结构看，恰恰是力量最弱的日本一方，其充分的战略活跃度决定了中美日三边能够形成“三角”而不是“中美 ”的结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尽管因内政因素或有中断，但日本总体上一直在为“后美国霸权时代”的到来未雨绸缪，其国家决策机制持续“改革”、安全理念和政策不断更新、就地区秩序与合作规则积极发声，以综合手段有效弥补了因长期低增长而丧失的经济体量优势，保住了作为三角一方的战略地位。美欧战略学界认为，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都在对美国从亚洲实施战略收缩和撤退的风险进行前瞻性评估。安倍重掌政权后、特朗普入主白宫前，日本政府即已开始调整安全政策，以增强独立行为能力。

2017年以来，鉴于国际环境的巨变，上述风险看似更加迫在眉睫，日本追求战略自主、强化国际行为能力的趋向进一步显现，包括在国际战略上主导全球自贸规则与秩序重构、在地缘战略上主推“印太构想”、在大国关系上主打“日中协调”倡议。安倍内阁在继续将日美同盟置于外交首位的同时，积极寻求最小化“特朗普风险”造成的利益损伤，愈益显示出维护“独立于美国的日本国家利益”的能力。目前，“东京的战略圈正在形成一种共识，即日本现在应该抓住机会，做它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有人甚至建议实施“更果断的变革”。日本的相关举措还包括，在防卫领域，提前修订《防卫计划大纲》，装备常规高端武器系统，更新防卫观念，考虑突破防卫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1%的限制。

   四、三角的互动与竞争，重点围绕“一带一路”沿线、亚太地区秩序与合作规则展开

2017年以来，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认同度持续上升。同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包括29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在内，共有140多个国家、80多个国际组织的1600多名代表出席。“作为由单个国家提出的构想，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就能得到如此多的国家、国际组织响应，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自“一带一路”提出以来，中国在与沿线国家构建或升级伙伴关系时，所签署文件中经济交流合作内容明显增多。中国与不同国家建立不同的、适合该国国情的经济交流框架，最后形成综合性多边自由贸易协定（FTA）网络。这也是中国为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进行的布局。2017年7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获得穆迪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最高信用评级，由此将得以发行低息债券，以已缴纳资金为基础、完成新的融资目标。“一带一路”将对中国产生“一石数鸟”的战略效果，仅就经济层面而言，它将促进国际产能合作这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新形态；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使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存在感急速上升；促进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有效利用。从趋势看，“一带一路”金融支持环境在逐渐完善，“一带一路”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将进一步上升。

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2016年8月安倍在第六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上正式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构想，表示要“把亚洲到非洲一线建设成为发展与繁荣的大动脉”，构筑一个“由高质量规则覆盖的从太平洋到印度洋地区的世界”，并在此后成功说服特朗普总统接受这一概念。2017年11月，特朗普亚太之行首次提及“印太战略”，与安倍共同探讨这一概念，并就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加强合作达成一致。不过，在战略宣示层面以“印太”取代“亚太再平衡”后，美国政府迟迟未就新战略做出系统性阐释与政策跟进。特朗普连续缺席东亚峰会、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等一系列重要会议，被认为对亚太地区缺乏持续兴趣，强化了外界“美国在减弱对亚洲的承诺，中国的作用正在增强”的印象。

特朗普政府对世界重大问题“漠不关心”，使日本陷入“一种特别的焦虑情绪”之中，认为美国领导层基于稳定的国内政治基础设计、实施对外政策的能力在下降。为平衡中国影响，日本尝试部分承担起原本属于美国的角色，把“如何努力引导世界秩序走向健康发展”作为头号战略课题，把“一带一路”沿线、亚太地区作为推行“战略性外交”、“安全外交”及传统经济外交，主导秩序重构与规则制定的重点区域。在外交安全领域，日本在日美同盟框架之外，与印度、澳大利亚、东盟国家建立安全合作伙伴关系，加强日韩情报合作，尝试与俄罗斯签订和平条约。在区域合作领域，日本坚守被特朗普抛弃的TPP框架，推动“全面且先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于2018年3月签署协议，12月30日正式生效。日本外交、安全及国际合作重点加速向亚洲回归，这一动向被美欧战略学界称为“日本版的重返亚洲”，带有明显的因变量行为特点，本质是对中国崛起及美国相对衰落的对冲。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