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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蓉、于朔: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及其国家形象的构建

作者:赵蓉、于朔     时间:2019/4/20 22:47:06

赵蓉、于朔认为,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基础上,通过文化手段介入中日关系中的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具有特定的政治目的和战略意图。其实质是以文化为手段渗透其价值观,从根本上为“大国化”目标服务。

回首过去,日本对华文化外交无疑取得了一些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促进两国关系发展的作用。聚焦当下,受历史、现实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日本对华文化外交日益显现出作为外交手段服务于现实国家利益的本质。展望未来,日本对华文化外交这一外交学范畴将继续在其本质的束缚下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做出有限的贡献。

一、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发展历程

二战结束后,美国对日本实施了单独占领,对于力求尽快重返国际社会的日本而言,如何消除给国际社会留下的“侵略、好战的军国主义”国家形象,塑造和平的、民主的国家形象是政府的当务之急。1947年7月,片山哲首相在第一届国会发表的施政演说中提出“要建设保障国民健康、文化生活的国家”,将文化国家作为战后重建的根本原则,并探索设置对外文化机构。1951年7月,日本在美军占领结束前夕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标志着战后日本文化外交迈出了第一步。

冷战开始后,在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吉田路线”主导下,虽然与经济外交相比,日本对文化外交的关注有所下降,但始终“将文化外交作为国家谋求政治、经济利益的文化润滑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文化外交以各种形式发挥着重要作用。1973年,时任外务大臣的大平正芳在国会演说时,首次提出应该将“文化外交置于日本外交政策的四大重点之一”。1979年,大平正芳就任首相,在首次施政演说中表示日本“从以经济为中心的时代进入重视文化的时代”。进入20世纪80年代,为了塑造“为世界做贡献的日本”的国家形象,承担所谓与经济大国相称的国际责任,日本提出了“国际合作构想”作为进一步凸显自身国际贡献的新形式。1988年5月,时任首相竹下登访问英国,在伦敦发表的演说中首次提出了“国际合作构想”,加强国际文化交流是该构想的三大支柱之一。

冷战结束后,日本致力于通过对外推广日语、加强人员往来、扶持资助介绍日本文化的活动、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参加其他国家文物保护活动、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活动等形式,谋求使日本文化走向世界,树立和平大国、文化大国的形象。进入21世纪,随着通信技术和国际局势的变化,尤其是“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包括日本在内的主要国家重新认识到包括文化外交在内的公共外交的作用。在日本因历史问题、领土问题等与亚洲各国关系陷入低谷,以及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目标受挫的背景下,文化作为一种外交资源,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再次得到确认和提升,文化外交已被纳入日本整体外交战略当中。

二、当前日本对华文化外交的目标定位

总体而言,日本对华文化外交的战略目标实际上包含两个层次:其一,通过文化外交改变中国民众对日本既有的负面认知,塑造所谓“等身大日本”的国家形象;其二,将塑造的良好国家形象转化为经济和政治资源。

多项调研数据表明,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化现象,即日本的国家形象在发达国家中较为正面,即使是曾经遭受日本侵略的东南亚国家的民众对日本的正面认知度也很高,但在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大多数受访者对日本持有较为负面的认知。因此,如何改变日本国家形象的两极化现象,换言之,如何改变日本在中国民众心中的不良形象,是日本政府对华开展文化外交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此,日本外交官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到“等身大日本”这一概念。其所要表达的含义是,既不是被矮小化的日本形象,也不是被夸大的日本形象,而是一个跟当今日本的现实状况完全一致的日本形象,一个最大限度排除了误解和偏见的被亲身感受、亲自发现的日本形象。日本反复强调“等身大日本”就是希望中国人多了解日本,试图以此消除中国民众对日本持有的根深蒂固的负面印象,构建一个所谓“符合现实”的日本国家形象。

此外,如今国家形象日益成为国家利益的构成要素。一国不仅要善于通过文化外交等方式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也需要将这种国家形象转化为经济和政治资源,以服务于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实际上肩负着在改善国家形象的基础上,振兴本国经济以及为政治大国服务等多重任务。文化外交是公共外交的一种形态,公共外交主要通过对国民态度和舆论施加影响,以创造有利于外交政策实施的环境。这种环境既包括国内环境,也包括国际环境。因此,日本一方面需要在国内通过媒体宣传等手段,塑造亲民政府的形象,获取民意支持;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则通过文化外交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将国外受众对日本文化的关注转化为政治资本,为日本成为政治大国提供国际支持。当前,日本正处在国家战略转型的关键时刻,谋求国家形象的转换、优化甚至重新建构,使之服务于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是一项现实任务,这也就决定了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并非单纯的人文交流活动,而是对其实现政治大国化目标大有裨益的外交手段。

三、日本对华文化外交的实施路径

由于中日文化交流活动多种多样,难以全面涵盖,本文主要选取2006—2011年的六年间日本驻华使馆广报文化中心以及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举办的几类文化交流活动来做案例分析。

(一)加强各个层次的人员交流

人员往来是文化传播的途径之一,观念和价值观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得到输出,而且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促进参与者在心中描绘出一个与官方宣传不同的更真实的对象国形象。因此,日本一直注重加强两国的人员交流,力求通过各种方式让中国民众亲身体验日本,促使中国民众最直接地感受“等身大日本”,以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尤其是在2006—2011年的六年里,日本迅速扩大邀请中国各个阶层年轻人访日的力度和规模。邀请访日项目几乎覆盖了中国各个精英阶层,入选者一般都经过层层选拔,将来很可能会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这些项目或将为加强他们对日本的直接体验和更深层认知起重要作用。此外,日本还积极振兴观光旅游产业,在给其经济带来活力的同时,也促进了日本与其他国家的民间交流,改善了日本的国家形象。

(二)加强流行文化对华输出

进入21世纪,以动漫、音乐等为代表的流行文化在日本文化外交中的地位迅速提升,日本试图以流行文化为载体大力推广“酷日本”的国家形象。在宣扬流行文化的同时,日本也注重推广自身的传统文化。同时,考虑到对于中国民众而言,往往会将日本与过去的侵略者形象联系在一起,日本在推进传统文化输出时极力淡化侵略历史,更多的是展现日本传统的歌舞伎、能和狂言等古典艺能以及冲绳舞蹈等民间艺能,力求通过这种方式凸显与中国“共通的历史文化”,并着重强调日本在接受中国古典文化之后所进行的创新和发展,以及他们对古典艺能的精心保护与传承的态度。

(三)推广日语教育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学习一国的语言,可以潜移默化地加深对该国的理解和认同。日本政府一直将推广日语教育作为文化外交的重要实现方式,与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合作,通过向海外派遣日语专家、邀请日语教师访日研修、开发日语教材,及在驻外使领馆举办日语演讲、辩论比赛等方式,普及日语教育,取得了积极成果。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每隔几年就会对世界各地的日语教育情况展开调查,中国学习日语的人数已经由2003年的24万人增加到了2015年的95万多人,涵盖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个阶段。关于学习日语的目的,除了就业或留学之外,喜爱动画、漫画等流行文化也是学习日语的重要原因。

通过以上三种途径的结合,日本政府大力推动对华文化外交的开展,以增强中国普通民众对日好感度。其中,加强人员往来交流使得少部分中国民众有机会亲身感受日本文化,极大地改善了他们对日本国家形象的认知,特别是培养起社会精英和青少年群体对日本的良好印象;推广流行文化则以更大范围的普通民众为对象,通过具有较强吸引力的流行文化元素,淡化历史上的侵略者形象,培养起普通大众对日本的亲近感;而推广日语教育以通过前两种途径已经建立起对日本文化好感的群体为主要对象,吸引他们进一步深入了解和学习日本文化,培养他们成为积极主动推动中日民间交流、宣传日本良好国家形象的重要力量。

四、日本对华文化外交的成效与困境

日本对华文化外交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吸引不同层次的人员赴日亲身体验、推广日语以及宣扬日本传统和流行文化等方式,构建所谓“等身大日本”的国家形象。从人员交流情况来看,近年来,中国赴日游客数量一直保持快速增长,连续多年居访日游客首位,并出现了“爆买”的现象。同时,传播流行文化和推广日语教学也显著地改善了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对日印象。日本学者远藤誉将喜欢日本漫画及动画的中国青少年称为“动漫新人类”,认为他们在观看、阅读漫画和动画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吸收了其中的思想、视点、知识,并将这些与自己的精神成长结合在一起。近年来,也有国内学者通过问卷调研的形式考察了中国青少年群体消费和接纳日本流行文化与对日印象改变之间的关系,基于对统计数据的分析指出,在青少年群体中,对日本流行文化感兴趣程度与对日好感度之间有较强的正相关性,消费和接纳日本流行文化会使青少年提升对日本的正面印象,产生进一步了解学习日本文化的意愿。不过,日本对华文化外交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和片面性。首先,日本文化外交缺乏价值观的支撑。实际上,日本所宣扬的“酷日本”也并不是像美国一样传播“民主”“自由”这样整齐划一的价值观,而是用来整合动漫、时尚、餐饮等各种各样文化内容的一种策略,里面包含着多元的价值取向。其次,由于中日关系的敏感性,中国民众对日本国家形象的认知不可避免地受到两国政治动向等大环境的影响。日本一方面试图以文化外交的形式改变中国民众的看法,另一方面又时常在领土、历史等问题上挑起事端,增加了中国民众对其的不信任感和负面印象,导致其对华文化外交的效果也大打折扣。

日本对华文化外交陷入困境的根源,在于其对华奉行的是两面下注的外交政策,这决定了其对华文化外交也必然具有两面性。其一,通过文化外交改变中国民众对其的印象,侧重点在于向中国民众介绍所谓“等身大日本”,力求通过民间文化外交的积累来增进中国人对日本的理解。其二,将人权、法治、规则等价值观纳入文化外交,通过这种方式围堵中国,是一种隐性的攻击性文化外交。因此,日本对中国实际上采取的是双轨文化外交,也就是说,日本基于价值观的文化利益,追求的不仅仅是扩大日本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更多的是延续冷战思维,甚至制造国家间价值观壁垒,损害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对华文化外交是日本对华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为主要的任务就在于通过人员交流、文化输出、推广日语教育等具体形式加强中国民众对日本文化的认知,并竭力在此基础上推动中国民众对日文化认同的形成。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开展对华文化外交的基础及目的并不单纯,即其是在对自身战争历史反省和清算很不彻底的情况下,本着淡化侵略者负面形象、攫取外交筹码的心态开展对华文化外交的,使其对华文化外交基础脆弱,难以抵消政治、军事侵略的过往历史的负面影响,因而效果也必然极为有限。在当前中日关系趋缓的背景下,日本应去除文化外交中的人权、法治、规则等西方价值观要素,发掘东方文明的共通要素,为增进中日民众相互理解、促进中日关系良性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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