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高洪在《日本学刊》2019年第3期发表《日本确定“令和”年号过程中的政治因素探析》（全文约1.5万字）。

    高洪认为，随着2019年4月1日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面对记者宣布“令和”新年号，社会上有关年号的畅想与猜测戛然而止，人们转而关注新年号“令和”的寓意及其诞生过程。在日本政坛上，由年号引发的政治攻防战也随之打响。

一、新年号引发日本朝野党派间新的政治攻防战

日本会议在新年号公布后立即发表声明，感恩明仁天皇并支持安倍政府：“年号在我国自古以来，就包含着对那个时代的理想和愿望。天皇陛下在即位后30年间，通过与各国的友好亲善、对战死者的慰灵、对受灾地的慰问和对社会弱者的鼓励等，亲自实践了平成年号中包含的‘内平外成’‘地平天成’的理念。4月1日公布的新年号将被国民广泛接受，在5月1日新天皇即位的同时，也希望天皇和国民能够共享新年号所蕴含的理想和愿望，共同度过一个时代。希望政府重新审视我国年号的历史价值和意义，为使新年号在国民生活中扎根而努力。”4月30日，自民党也发布关于天皇陛下退位的见解称：“今天，天皇陛下退位，平成时代落下了历史帷幕。回顾过往的30年，平成确实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伴随着经济泡沫膨胀以及泡沫经济崩溃留下的痛苦的后遗症，直到安倍执政后经济复苏为止，被称为‘空白’的经济低迷期一直持续着。日本在安全保障、经济发展两方面的力量平衡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此期间，阪神淡路大地震、东日本大地震、熊本地震等史无前例的大灾害相继发生，给人们留下沉痛记忆。在这样一个内外动荡的时代，天皇陛下经常接近国民，牵着每个人的手给予鼓励。天皇陛下的思想鼓舞了国民的勇气，即使在严峻的环境和逆境中也抱有希望，我们确信日本能够在国际社会中把自身建设成更加辉煌、更加美好的和平国家。明天5月1日，新天皇陛下即位，我国将迎来令和的新时代。自由民主党即使在新的时代，也会将平成时代和今上陛下铭记在心，为使令和的时代更加和平、光明而充满活力，与国民一起推动政治发展。”出于政府立场，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明党代表山口那津男盛赞“令和”是个“有内涵”的好年号，并支持安倍没有按惯例引用中国典籍是“开辟了新的思路，与闪耀着个性之光的时代一脉相承”。

在野党中，只有偏保守的日本维新会联合党首片山虎之助表示“令”字兼有命令和美好双重意义，既意外又新鲜。与保守政党方面的评价相反，原有革新政党虽然早已式微，但由社会党转变而来的日本社民党反对年号的态度依然十分坚决。该党党首又市征治多次对记者说：“安倍政权把‘令’当作命令的令，我党自社会党时期就认为元号不符合象征天皇制而予以反对，曾在昭和末年主张采用公历。不应强制使用元号。”2019年4月30日，日本社民党又在其官网主页上发表文章《关于今上退位的表态》称：“在30年前即位之际，今上天皇发誓‘在祈祷国民幸福的同时，遵守日本国宪法，完成作为日本国及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的工作’。但是，日本的政治现实与今上天皇的誓言相反，《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PKO法）、《周边事态法》、‘有事法制’、《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伊拉克重建支援特别措施法》和‘和平安全法制’等相继违宪立法，导致宪法空洞化。如今，安倍政府公然标榜明文改宪，隐瞒、篡改公文，捏造、伪造数据，以及虚假答辩、统计不正当等，动摇了民主主义根基，行政和政治的私有化也极为明显。”

日本共产党关于天皇制问题态度与20世纪有很大不同。日本共产党目前的主张是，经过战后多年发展，在现阶段天皇没有政治权限，且深受日本民众爱戴；更重要的是，天皇制的存在是由宪法决定的，而日本共产党又是一个坚决维护宪法的政党，因此是否废除君主制，将来还要根据国民的意愿由代表多数国民的政府做出决定。其斗争锋芒指向安倍政府在新天皇即位及年号制定过程中的“违宪操作”。日本共产党志位和夫委员长在新天皇即位之际发表正式谈话：“对新天皇即位表示祝贺。作为象征天皇，希望新天皇尊重并拥护日本国宪法的精神。”而早在2018年3月，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发表声明称，把“退位礼正殿的仪式”也作为天皇的国事行为，举行安置基于神话的“三种神器”的剑、勾玉等的仪式，将宗教色彩极其浓厚的这种仪式作为国事行为，显然与宪法之政教分离的原则不相符。政府公布年号的第二天，志位和夫在党本部举行的记者会上重申了“反对强制使用年号”的主张，表示日本共产党不反对使用新年号，但日本共产党的机关报 《赤旗报》 会继续采用新年号纪年与西历并记的做法。《赤旗报》编辑部则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关于天皇退位和皇太子即位的问题，文部科学省已向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等发出通知，要求学校指导儿童、学生理解庆祝的意义，要求5月1日的“天皇即位日”各学校升太阳旗，这样做侵害了孩子们内心的自由。《赤旗报》电子版更刊登总编辑藤田健署名文章《安倍政权与天皇更迭：只有作为主权者的国民奋起斗争才能改变现实政治》，称 “从‘平成’到‘令和’，是新时代的开幕——电视、报纸连日连篇累牍地反复报道‘奉祝’。新闻节目没有了新闻，充满了祝贺的语言，好像改变了社会氛围。但人们会痛苦地看到，仅凭天皇更迭和改元是不可能改变政治的。而有的政治家却乘更迭、改元之机不断重复煽动所谓的‘新时代’。安倍晋三首相在新年号发表之际，打破惯例亲自召开记者招待会说明‘令和’的意义，又以‘如果能创造一亿总活跃社会，日本就有光明的未来’来自夸自己的政策”。“在5月1日举行的‘即位朝见仪式’后，安倍回答了《产经新闻》的采访，以统治者的心情美化着自己的政权，也蓄意美化破坏国民生活和立宪主义的恶政。”“即使元号变成‘令和’，安倍自公政权的恶政也绝不会一笔勾销。”“天皇更迭与改元，也是重新质问宪法的国民权和民主主义原则的时机。新的时代、新的政治，要靠国民的斗争来开辟。这才是应当牢记的历史责任。”

令和时代开启后，国会也做出积极反应。参议院在令和元年5月15日（星期三）的会议上，为了表示对天皇陛下即位的庆贺之意，决定奉献贺词：“天皇陛下吉日即位，令人欣喜不已。谨向天皇、皇后两陛下致敬，并衷心祝愿令和时代成为充满希望与光明的历史时期。”但就在同一天，《每日新闻》刊登了东久保逸夫撰写的题为“在野党公布照片，指责（安倍）向天皇‘内奏’，属于对天皇的政治利用”的文章，披露立宪民主党等主要在野党的国会对策委员长5月初在国会内举行会谈，一致认为安倍首相事前在皇宫做了天皇陛下即位后首次的“国政汇报”，这种“内奏”的内容又不公开，是一种政治利用天皇的不当行为。国民民主党的玉木雄一郎代表也曾表示，“内奏内容采取了不对外披露的对策，是否是首相官邸的指示，必须弄清事情的经过和事实”，要求政府给出明确的说法。共产党的谷田惠二国会对策委员长也指出，“在天皇更迭的阶段，这样的做法难道不是对天皇进行政治利用吗？”

二、刻意“脱中国文化”的用心、用典与败笔

虽然饱受反对党的批评攻击，但安倍首相对这次改元的政治效果应当是满意甚至自负的。毕竟日本的这一次改元“令和”在日本近代以来的历史上创下了五个第一，即：第一次完成了天皇“生前退位”方式的改元，第一次在新天皇即位前由现任天皇签署政令公布新年号，第一次确定了出自日本古籍《万叶集》的年号，第一次通过网络现场直播和首相官邸官方账号在推特等社交媒体上现场直播，第一次将年号的选取权交由内阁行政部门尤其是首相官邸掌握。所以，尽管参议院议长等人曾主张用“广至”做新年号，但在安倍首相的坚持下，最终还是选用了“脱离中国典籍”的“令和”。通过脱离中国文化的方式彰显日本文化，历来是日本保守政治势力的夙愿。2019年2月下旬，在安倍首相与日本财界人士谈论新年号时，两次提及“日文典籍”，足以显示他从日本古典作品中选取新年号、在文化上“去中国化”的决心之大。然而，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却是，不仅是年号纪年方式来自中国，在更早的岁月里日本还曾长期使用中国历法，奉中国正朔也具有对中国王朝表示臣服的政治意义。所谓“奉正朔”的“奉”是尊奉，而“正朔”的“正”即正月，为每年第一个月；“朔”即初一，为每月第一天。“正朔”即为历法，“奉某某正朔”又因不同王朝、年代的不同年号而引申为对某一王朝甚至是某一时代的价值认同。所以，福泽谕吉在《劝学篇》里就曾大声疾呼：“今天在日本国内遵奉明治年号的人，就成为缔约同意遵守政府法令的人民。”无独有偶，以夏目漱石为代表，很多明治时期的作家也把明治年号看作是“时代的象征”。这些历史事实恰恰为今天日本政治舞台上急着要搞出“自己年号”的人们内心深处的情结做了文化心理意义上的注脚。

在所有新年号是否源自中国的分析、探讨中，上海师范大学石立善教授发表在网上“经典古籍库”里的《日本新年号和〈文选〉的关系》一文讲得最为透彻。“‘令和’寓意美好、吉祥而和平、和谐，取自日本最古的和歌集《万叶集》卷五《梅花歌三十二首并序》……‘令和’二字不是《万叶集》所载和歌的内容，而是出自用汉文撰写的序……这篇汉文《梅花歌序》从结构到措辞，都带有汉唐文学的格调和意韵，显然是饱读中国典籍的文士所做，传说作者是曾随遣唐使入唐学习、生活三年之久的山上忆良（660—733年）……《梅花歌序》第二句‘初春令月，气淑风和’即日本政府公布的新年号‘令和’之来源。关于此句的典据，江户时代学者契冲（1640—1701年）早在17世纪末的《万叶代匠记》中就指出了该句的两个来源：一是东汉张衡《归田赋》‘仲春令月，时和气清’，二是唐代杜审言的五言律诗《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淑气催黄鸟’。”可见，菅义伟官房长官或安倍首相关于“新年号出自日本典籍”的说法是有问题的。当然，不应以通晓学术研究，尤其是中国古典文献研究这样深奥的学术标准来要求今天的日本政治家。但反过来思考，仅吸纳几名社会名流和贤达的意见，而没有足够的时间听取真正通晓古典文学的学者的意见，这种做法是否妥当，也值得反思。姑且不说这些社会贤达人士的职业分类选择是否合理，单就一般逻辑讲，一位安于艰深学术研究的饱学之士通常是不愿出任很多社会职务或拿其他大奖的。所以，政治家只认头衔、光环或社会影响力的深度偏见，导致政府犯下低级错误。而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像日本这样从蛮荒时期起就在大陆文明哺育下繁盛起来的国家，想要割裂其文明早期与母体的联系，就如同切断腹中胎儿的脐带一样，不仅可笑也十分荒事、可悲。不消说天皇的年号其根源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中国古典文献，就连天皇这个词汇本身也脱不了与中国文化的干系。诚如东京大学著名的中国道教研究权威福永光司教授在《道教与日本文化》中指出的那样，“天皇”一词也来自中国。日本文化中存在大量“中国元素”本来就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影响日本历史文化的独立性。相反，出于政治目的的“去中国化”，反倒因其去也去不干净而显得十分可笑。政治家出于政治目的的权力运作所导致的结果是：虽有良苦用心，却有用典谬误，在这种局面下若采取自欺欺人或者掩耳盗铃的做法，恐怕只能招致败笔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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