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晓磊在《日本学刊》2019年第4期发表《冷战后美国学界的日本安全战略研究评析——兼论日本安全战略的走向及对中日安全关系的影响》（全文约1.8万字）。

张晓磊认为，近十年来，面对中国崛起和美国对外安全政策及理念的调整，日本安全战略的未来走向正在日美两国的政界、学界面临着双重审视。美国学界对此高度关注，并将研究焦点放在日本如何定位和发挥自身的安全身份，如何在安全政策和战略层面再分配美日同盟、自主防卫、国际协调三者的比例，如何最大化运用安全战略实现维护自身国家安全的根本目标，以及美日同盟在新环境下的作用和意义等问题上。

当前国际秩序正处于剧烈变动期，梳理冷战后美国学界的日本安全战略研究在国际关系的理论和现实层面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通过梳理冷战后美国学界相关文献，可将冷战后30年日本安全战略的演变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漂流期（1989—1999年）、共识形成期（1999—2009年）和酝酿期（2009年至今）。美国学界在这三个时期的研究各有侧重，但没有超出西方国际关系三大主流学术流派或三组核心命题的外延，只是随着国际关系实践进程因应现实需求而在不同阶段有所不同。近十年来，日本国家安全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面对中国崛起和美国对外安全政策及理念的调整，日本安全战略的未来走向正在日美两国的政界、学界面临着双重审视。美国学界对此高度关注，并将研究焦点放在日本如何定位和发挥自身的安全身份，如何在安全政策和战略层面再分配美日同盟、自主防卫、国际协调三者的比例，如何最大化运用安全战略实现维护自身国家安全的根本目标，以及美日同盟在新环境下的作用和意义等问题上，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中日关系与日本安全战略

近十年来，美国对日本安全战略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2015年以后，这一特征符合该时间段的历史发展脉络。如前所述，2009年到2015年间，受民主党执政时期的政治内讧局面，以及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初期忙于巩固内政的影响，日本的安全政策发展是非常态化的，需要潜心观察和评估效果；而2015年之后，日本安全政策发展脉络逐步清晰，为随后学术成果的集中出现提供了现实基础。也正因为此，2015年希拉·史密斯的著作《亲密的对手——日本的国内政治和崛起中的中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史密斯从中日关系特别是中国对日本国内政治的影响这一特殊的视角，对日本安全战略的调整和变化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一研究视角及其得出的结论都可以说是开创性的。希拉·史密斯在书中提出，“中国对日本的持续压力可能会打击日本人的战后成就感，并使其产生应激性民族主义情结，从而忽略国家对未来道路的正确选择”；反过来，“中国若增强对日本的可信承诺能力，使日本相信未来两国的合作前景可期，则可以减少日本民族主义活动的政治空间”。史密斯的结论说明，近十几年来中国对日影响和塑造力不断增强。中国实力的上升不仅促成了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更在重构其国内政治话语和政治文化，甚至推动日本对战后国家身份和发展道路的再定位。换言之，中国对日政策的智慧程度、理性程度日益影响到日本对华认知及其发展道路的选择。日本的政治动员力既可能因中国因素的消极影响而极度激化，也可能因其积极影响而舒缓平稳。从历史上看，日本自近代以来逐渐形成一种冲击—回应模式，回应方法又带来正负两种发展趋势，这条历史规律至今未发生实质变化。因此，日本安全战略存在着较大的可塑性，中国的对日安全战略将日益影响着日本安全战略的变化方向。

二、日本的“安全复兴”

如果说史密斯的著作是另辟蹊径，那么2017年欧阳安的新著《日本的安全复兴——21世纪的新政策和政治》则是延续了其近十年前对日本“正常国家化”问题研究的学术脉络。如同2010年欧阳安的著作梳理了此前十年的日本安全战略一样，他在新著中同样梳理了刚过去的近十年，并用“欧洲文艺复兴”（renaissance）一词来比喻这一时间段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称之为日本的“安全复兴”。“复兴”的内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公共话语中的禁忌（指和平主义的传统话语体系造成的日本社会舆论对军事、安全保障等的习惯性排斥）被逐步打破和重新讨论；第二，日本的安全实践正在促进亚洲安全生态系统进行转型；第三，执政集团对日本的安全需求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第四，更多民众对当前日本国家安全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变。

可见，欧阳安的分析焦点仍然集中在日本各阶层对自身国家身份以及国家安全观念的认知转变上，并以此为起点进一步分析了造成上述转变的国内外因素。他认为国际因素主要包括对中国经济和军事发展、朝鲜军事威胁升级的持续担忧，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恐惧和应急反应等；同期的国内因素则表现在日本经济发展的相对缓慢、软实力的下降，以及国内政治层面上的混乱和重新整合。欧阳安认为，上述国内外因素对日本更为重要的影响是改变了日本各阶层的观念，使日本社会在讨论如何应对外来潜在威胁、维护国家安全这一问题上的认知开始趋同。

那么，日本的“安全复兴”到底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日本国民和日本政治家的安全战略认知已经从根本上一致了吗？欧阳安得出了两个重要的结论：第一，尽管在过去十年中日本的安全政策出现了“复兴”，但日本国民对自卫队在解决冲突中所起效用的看法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对政治精英竭力营造的相关氛围接受得十分勉强。第二，未来关注的焦点应是日本的和平主义政治力量的影响力是否进一步下降，导致日本保守集团能够实现“夺回强大日本”的目标。然而，如果未来日本没有遭受足以导致重大政治转型的震撼性冲击，那么果断、全面放弃过往的反军事主义遗产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中国将继续成为日本不断发展的安全战略的主要推动力。很明显，欧阳安的第二点结论与史密斯的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都强调了日本未来安全战略走向的可塑性以及中国作为最大外部影响因素的重要意义。

三、美日同盟的再反思

在第三个十年这一阶段，美日同盟在日本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发展现状、存在问题以及未来趋势是美国学者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美日同盟在美日外交实践中的实际发展过程也的确与之前有着明显的区别。一方面，2015年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通过后，美日同盟的协调机制和管理流程日益深化和细化，目前已经形成24个从高到低、从对话到磋商、从务虚到务实的多层双边机制；另一方面，从美日同盟的战略态势来看，自特朗普上台执政以来，虽然美日同盟的战术手段日益加强，但战略理念和方向上存在弱化趋势。日本对美国的安全承诺愈加怀疑，日本的战略焦虑日益凸显。如何看待上述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是2017年以来美国学者普遍关心的问题。为此，詹姆斯·肖夫和希拉·史密斯分别于2017年和2019年出版了专著《为了共同利益的特殊同盟——冷战后的美日关系》和《日本再武装——军事政策》，两部专著分别从冷战后美日同盟的演变历史和日本国内安全机构及实力发展的视角，对美日同盟的未来定位和趋势做了深入探讨。

肖夫在其专著的序言中抛出了非常新鲜的观点，认为应该对同盟的战略进行反思，找到强化美日同盟的真正理想的战略，不能再将美日同盟的重点仅仅局限于军事安全领域，而应在地区和领域的广泛层面强化美日同盟。他在书中写道，“如果华盛顿确实夸大了与日本结盟的传统安全组成部分的预期，并将其大部分联盟努力放在军事领域，这可能会推动其联盟政策缺少平衡。从长远来看，更好地利用日本的非军事力量可以为美国和日本的政策目标带来更高的回报，特别是在南亚和东南亚。日本仍将是美国的重要盟友，但这并不意味着最近美国利用联盟的战略——一个允许安全问题占据主导地位并促进日本在世界上更加自信的军事角色——是最好的保护方式。美日需要从战略角度思考并考虑哪种额外投资将对增加其利益产生最大的长期影响。过分关注联盟的传统安全方面可能无法在中长期内提供最佳回报。相反，通过选择外交政策举措，做出更均衡的努力，可以为美日甚至世界带来宝贵的回报。”很明显，肖夫明确批评了特朗普政府的同盟政策太过狭隘，对美日同盟发挥作用没有益处，他甚至预测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结束之前，美日同盟又要经历一次冷战刚刚结束时的那种“漂流”。为了弥补上述短板，肖夫提出了美日应该如何强化同盟作用的建议。他指出，强大的美日同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是增强相互安全和改善全球状况的一种手段。亚太地区开始融合成为经济、创新和金融中心，而竞争性的军事能力对其进行着富有成效的补充，这是一个脆弱的进化过程，结果尚不清楚。为了自己的国家安全，美日应该尽可能全面地积极参与该地区的建设。美日同盟的下一个挑战是如何成为各领域合作战略的有效催化剂和领导者，促进该地区的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美日安全条约》仍然是这种双边关系的核心支柱，但经济、科技和文化联系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这些联系提供了额外的持久性和机会。同盟的未来将趋于更加多元和外向。

史密斯的新著与其四年前将焦点集中在中日关系上有所区别，毕竟其研究优势还是侧重于日本国内政治，因此《日本再武装》这本著作实际上是一种研究上的回归。本文之所以将这一研究成果放在美日同盟这一部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史密斯在结论中仍然将强化美日同盟作为日本安全战略的根本依赖。与肖夫一样，史密斯也指出了当前美日同盟存在的问题及对日本安全战略的消极影响。她在书中写道，“到目前为止，东京的答案已经很明确：日本的威胁观念使其更接近美国，因为亚洲变得更加不确定；然而华盛顿似乎对联盟的未来有些不一致的声音。一位不可预测的总统，似乎对利用美国力量捍卫他人不感兴趣，可能轻易颠覆日本人的期望。美国的可能性，最终将决定日本军事力量的未来。美国撤退或失去支配地位将使日本需要建立更强大的海上能力来保护其海上通道。这种调整将逐步发生，但日本要想扮演更强大的海上角色需要大量投资。东京决策者所设想的最坏情况是联盟在危机中走向失败。”可见，史密斯实际上指出了美日军事同盟的一个固有问题即安全承诺的可信度。在她看来，正是因为美国的安全承诺的效力下降以及中国的崛起，才直接促成了日本的“再武装”。但史密斯对日本的这一趋势是持肯定态度的，她认为日本的“再武装”是理性、可控和具有积极性的。该书结论部分如此评论道，“2016年日本在世界军费开支排名中名列前十，远低于美中的支出，但大致相当于美国在欧洲的盟友的程度。几十年来，自卫队已部署到国外，服务于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全球其他军事联盟；不再局限于自己的领土，而是协助冲突中的社会重建和平，以及与美国和其他先进工业社会的联盟伙伴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和海盗行为，以保持从波斯湾获取资源的开放性。在国内，日本自卫队现在是一个更受赞赏的合作伙伴，反复发生的自然灾害以及对公共安全的一些明显的人为挑战，已经磨合了国民和军警领导人之间的合作。日本的公众舆论现在将自卫队列为全国最具价值的机构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