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刘江永在《日本学刊》2019年第5期发表《日本皇室与中日关系》（全文约3.0万字）。

2019年4月30日，年逾85岁的明仁天皇退位，改称“上皇”，美智子改称“上皇后”， 5月1日，德仁即位，称为“上今天皇”，成为包括神话传说在内的第126代天皇，雅子妃成为皇后，日本进入令和时代。

一 、日本天皇制的变迁与中日关系

日本古代史的记载主要源于中国的古籍。例如，汉代《史记》中记载秦朝的徐福东渡日本求仙而未归，被视为中日交往的历史发端。据日本最早的古代文献《古事记》记载，日本第一代天皇是神武天皇，但这实际上是神话传说。《古事记》记载的前33代天皇均无生辰年月和在位时间。自推古天皇（554—628年）起，日本天皇制的变迁可以说就是一部日本史的写照。中国文学家郭沫若曾把中日关系概括为“岁月两千玉帛，春秋八十干戈”。这种说法并无不可，但若笼统地把中日关系说成拥有两千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则不太恰当。从有记载的日本皇室变迁的角度看，中日交往大体经历了以下八个阶段：

（一）中日正式交往与日本古代天皇制的形成期。这一时期大约100年，日本处于飞鸟时代（593—710年），正值中国隋唐时期。日本第一位女皇推古天皇的侄子圣德太子摄政。他根据儒学思想于603年制定“官位十二品”，604年颁布“宪法十七条”，提倡以和为贵。607年日本遣使小野妹子与隋朝建立关系。圣德太子去世后，日本通过“大化改新”，建立起古代天皇制和以天皇为中心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倭国”改称“日本”，首次使用年号“大化”。663年，日本支援百济攻打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中日围绕朝鲜爆发了白村江海战。这是中日首次交战，以唐朝和新罗联军获胜告终。

（二）日本古代天皇制国家的兴盛与中日友好交流的繁荣期。这一时期大约持续了80多年，贯穿日本的奈良时代（710—794年），是历史上中日最友好的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的盛唐时期，是唐代文化输入日本的鼎盛时期。当时，圣武天皇酷爱佛教、儒学。自630年至894年，日本共任命遣唐使19次，真正到达中国13次；日本遣唐留学生有26人，加上留学僧90人，共计116人。阿倍仲麻吕、鉴真等中日友好佳话传颂至今。

（三）日本古代天皇制国家的衰落与中日官方交往的疏离期。这一时期大概持续了390年，中日双方和平相处，不即不离。日本进入平安时代（794—1185年），天皇大权开始旁落到藤原家族手中。其后，日本从模仿唐朝的律令政治转向武家政治，迁都平安（京都）。906年唐朝灭亡，代之而起的五代十国，与日本没有正式来往。

（四）镰仓幕府掌权与中日对立期。这一时期大约120年，日本进入镰仓时代（1183—1333年）。1192年击败平氏的源赖朝迫使天皇封其为“征夷大将军”，在镰仓建立起幕府统治构架，天皇被架空。1271年元朝建立后，1274年发兵日本失败而归；1281年又派兵伐日，再遭惨败。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两次均遭遇台风，日本称之为“神风”。

（五）皇室衰落的战乱时代与中日从海禁到勘合贸易期。这一时期从1333年到1603年，其间中日两国不睦约70年，通过勘合贸易交往约140年。明太祖朱元璋于1369年遣杨载出使日本遭拒。其后倭寇不断骚扰中国沿海，明朝政府被迫实施海禁。1401年足利义满开始与明朝政府修好。明成祖同意中日开展“勘合贸易”。1404年至1547年，日本共派出17次勘合船队。后因日本国内矛盾上升及倭寇盛行而终止。

（六）德川幕府统治与中日从交恶到恢复交往期。这一时期大约270年，中日交恶约50年，恢复交往约220年。丰臣秀吉1590年统一全日本。1592年和1596年，丰臣秀吉两度率军侵朝，欲占中国，结果兵败病故。其后，德川家康于1603年迁都江户（东京），建立德川幕府，天皇被架空。1609年萨摩藩入侵琉球国。日本国内稳定后，中日重开交往。1654年，中国福清万福寺大和尚隐元应邀赴日，其传授黄檗文化，对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

（七）日本近代天皇制与军国主义统治下的中日战乱期。德川幕府垮台后，1868年日本确立了以明治天皇为中心的君主立宪制。1871年中日刚签署《中日修好条规》，翌年日本便开始侵吞琉球国。1889年日本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天皇统帅陆海军。”从1874年首次入侵台湾到1941年发动太平洋战争，几乎每隔十年日本就发动或参与一场对外战争。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嘉仁天皇即位，日本进入大正时代。1914年日本企图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取代德国占领山东半岛；1915年大隈重信内阁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1926年大正天皇去世后，裕仁天皇即位，日本进入昭和时代，建立起以天皇为核心的军人法西斯统治，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直至1945年战败投降。战后美国为有效控制日本而采取了庇护政策，才未深究天皇责任。

（八）二战后日本象征天皇制与中日和平期。二战后日本天皇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天皇作为虚位元首不掌实权。1947年5月3日生效的《日本国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国和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战后的《日本国宪法》不仅在客观上挽救了因侵略战争惨败而濒临崩溃的天皇制，而且使日本极右势力企图再度利用天皇制复活军国主义成为幻想和泡影。

二 、从邓小平与裕仁天皇的握手到明仁天皇访华

中日两国虽为近邻，两国关系源远流长，但中国古代的皇帝并不出国访问，截至1992年日本的天皇也从未访问过中国。

（一）裕仁天皇对侵略战争的反省与邓小平的胸襟。二战后，裕仁天皇没能实现访华。1975年9月，裕仁天皇曾表示，日中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后，若有机会访华将很高兴，但此事应由日本政府决定。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同年10月23日邓小平副总理访日，出席互换和约批准书仪式。中国领导人历史上首次与日本天皇会面。裕仁天皇表示:“在日中两国悠久的历史中，虽然其间发生过不幸的事情，但正如您所说，那已成为过去。今后两国要永远友好下去。”

（二）明仁天皇访问中国来之不易。1989年1月8日，明仁继承皇位，定年号为“平成”，并决心要做致力于和平的天皇。早在1973年7月，明仁作为皇太子就曾向中国驻日大使陈楚表示：日中两国有悠久的文化交流历史，曾经一段时间里，日本对中国做了非常有愧的事情，希望两国永远友好下去。在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下，1992年10月23日至28日，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访问中国。明仁天皇在欢迎晚宴上的致辞中提及历史问题时表示：“在两国关系悠久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我国给中国国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不幸时期。我对此深感痛心。战争结束后，我国国民基于不再重演这种战争的深刻反省，下定决心，一定要走和平国家的道路。希望日中两国的良好关系进一步发展为不可动摇的关系。” 这次访问开创了有史以来日本天皇、皇后访问中国的先河，意义十分重大。

然而，天皇访华后的中日关系并未像许多人预期的那样向良好稳定的方向发展。主要是中日之间的历史认识矛盾、台湾问题及钓鱼岛主权归属认知争议等相互关联的结构性矛盾，再次严重影响了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其重要的国际背景是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苏联解体，这导致日本国内政治力量对比的结构发生根本变化。日本右翼势力在政界失去制约，使日本政治右倾化抬头，原有矛盾再度集中爆发，影响了中日关系健康发展。

三、德仁天皇对中国充满善意与好感

德仁天皇1960年2月23日出生。2015年德仁在他55岁生那天时表示，在战争记忆逐渐淡去的今天，谦逊地回顾过去，向对战争没有直接认识的下一代正确传递悲惨经历和日本走过的历史道路，十分重要。同年5月，他指出：“日本战后正是因为以和平宪法为‘基石’，重建国家，才享受着和平与繁荣。我希望，战后70年成为把和平的珍贵铭记于心，重申我们和平信念的机会。”2019年8月15日，德仁作为天皇首次表示，在此回顾历史，“深刻反省”的同时，殷切期盼战争灾难不再上演。

2002年3月，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曾就邀请德仁和雅子访华答日本记者问称：“关于邀请皇太子、皇太子妃访问中国，我们早就予以推动，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能够接受邀请，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在中国受到热烈的欢迎。” 可以相信，德仁天皇夫妇在方便时访华将为新时代的中日关系注入活力。

未来三年，中日关系改善与发展将迎来新机遇。2020年日本将主办东京奥运会，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明仁天皇访华30周年。届时，将举行北京冬季奥运会、杭州亚运会。中日可以通过多样化的纪念活动和友好交流，促进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与此同时，中日还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需要通过对话、沟通得到缓解和解决。防止这些结构性矛盾引发不测事态或激起民族情绪的对立，是中日危机管控的当务之急；跨越结构性矛盾的干扰，就生态环境、防灾减灾、医疗养老、经贸合作等进行务实合作，是中日两国的明智选择；努力扭转中日两国民间感情改善的不对称性和两国人员往来的不平衡性，是中日关系进一步改善面临的现实问题。关于未来中日关系的前景如何，日本能否在《日本国宪法》下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关键。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