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日本学会理事孟晓旭在《日本学刊》2019年第6期发表《日本“印太构想”及其秩序构建》（全文约3万字）。

孟晓旭认为， 关于日本“印太战略”的目标和本质，学界观点大致为：（1）“印太战略”是外交战略，是日本新的外交战略的开始；（2）“印太战略”是安全战略，核心内容是安全，尤其是海洋安全；（3）“印太战略”是囊括政治、经济、安全的综合性战略，是针对中国的专项计划。2018年11月，安倍将“印太战略”表述为“印太构想”。“印太构想”的本质是秩序战略，主张在印太地区强化“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实现“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毕竟“印太”概念本就是对国际秩序动态变化的一种反应。

一、“印太构想”旨在构建印太秩序

（一）国际秩序要素、秩序变动以及国家行为选择

当前国际秩序是美国主导下的自由国际主义秩序，是“具有自由主义特征的等级政治秩序”，基本架构包括：（1）一系列的制度及其安排；（2）“指导性联盟”，是由众多有共同利益和偏好的国家组成的集团，主导着价值观，引领国际秩序走向；（3）约束国际成员行为的社会化的规范、习惯和程序等。其中主导性价值观决定制度安排和规范的“道义”方向，制度安排和规范保证指导性联盟受益。“大国无战争时代”权力转移直接改变的是国际格局，并不意味着原有秩序的必然崩溃。实际上，崛起的中国更多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与促进者，是从内部促进国际秩序向更合理的方向发展，而非从外部将其推翻。反而是守成霸权国因其本身具有超出他国很强的实力，较易选择“重立新规”，成为既有国际秩序的自我破坏者。与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不同，在当前国际秩序面临变革、地区秩序重要性凸显的背景下，地区大国选择在地区而不是全球层面谋求主导秩序。作为既有秩序的受益者，地区大国更倾向把既有国际秩序中的制度、规则等“制度性权力”移植于新地区，并加以强化，以形成对己有利的新秩序，进而应对崛起国。

（二）日本“印太构想”追求印太秩序

日本关注印太秩序。伴随中国崛起的进程，日本越来越认识到在印太地区构建秩序的重要性。对于中国注重“发展和平”理念，以及“一带一路”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受到欢迎和潜在支持的现实，日本判断“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观存在扩大的空间”。作为美国的盟友和指导性联盟的一员，加上长期受惠于战后国际秩序，日本自认对护持现有国际秩序、对抗挑战者具有独特的优势与责任。在2018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日本时任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强调日本等国家有必要通过分担责任和加强合作来对美国进行“秩序支援”。日本认为，中国崛起本身是不可阻止的，但日本可以“塑造”和“规范”中国的崛起进程，对中国采取“规则制衡”，使中国的“做事风格”朝日本希望的方向发展。日本相信，如不在印太地区对秩序采取主动和及时的应对，最终将会损害日本的长远利益。为赢得美国的支持，日本“印太构想”将构建印太秩序的切入点落在“基于规则”上，并对国际社会加以引导。日本“印太构想”不单是一个被动应对性的战略（包括应对中国崛起、“印太”地位的提升、美国“不靠谱”等），也是主动出击性的战略：“早筹谋”“先下手”，在新的地缘政治地区“印太”提前“画圈子”“定桩子”，通过建立新的联盟、划定规则、构筑秩序来赢得日本的主动权。

二、日本对印太秩序的构建

（一）重拾“民主价值观”，构筑秩序“指导性联盟”

 “印太构想”对“民主价值观”的强调，一方面是夯实指导性联盟的基础，另一方面就是设定地区制度和规范的“价值取向”。日本“印太构想”在对“民主价值观”的运用中，以多边的日美印澳“钻石联盟”为核心。“钻石联盟”潜在的能力和特殊的结构为日本试图构建一个实用的、有功能的区域合作议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尽管其他三国对日本“印太构想”存有一些不同看法，但在政策上是支持与合作的。

（二）普及“规则”，形成规范

作为既有秩序指导性联盟的一员，日本与多数发达国家一样认为支持基于规则的秩序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最佳路径。日本多次在各种场合宣传“法治”规则的重要性。“印太构想”重视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其规则设定，以强化印太秩序的稳定性。为形成规则被遵守的环境，日本大力支援“印太”其他各国的法治建设，培育其“法治意识”等。

（三）推进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连接性

加强基础设施的连接性，实现互联互通的一体化，是实现印太秩序构建的物质基础。通过经济手段来实现对外战略目标是战后没有正常军事力量的“非正常”国家日本擅长使用的重要方式。在此“路径依赖”下，日本也将推进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置于构建印太秩序的重要位置，旨在通过加强印太地区的连接性来提升经济活力，促进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提前规避“被隔绝”和“被排斥”的风险，进而增强日本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存在。日本注重联合指导性联盟国家加强在印太地区开展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

（四）提升“印太”安全能力，强化安全秩序

“印太构想”在安全领域注重提升地区整体安全能力，强化安全秩序体系。日本认为“印太”陆路秩序挑战主要来自经济层面，海路秩序挑战则来自安全层面。日美安保同盟的深化是“印太”安全体系的核心。日本积极支援“印太”沿岸受援国的海洋安保能力和海洋执法能力的提升，帮助这些国家在领海和专属经济区提高安全管理能力。通过这些方式，日本既显示了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存在和维护安全的决心，还提升了地区的安全信心和对“他者”的安全对抗底气，间接实现“印太”的扩大性“开放”。

三、“印太构想”的主要特征

（一）基于连接的一体性

鉴于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主义秩序在全球面临挑战并出现碎片化的现实，日本“印太构想”把防止其他秩序及规范在印太地区出现主导性影响作为主要的战略应对，并采取自由主义制度的方法增强“内力”，强化地区连接来增强印太秩序“一体性”塑造，包括价值连接、规范连接、基础设施连接、经济连接、制度连接、人的连接等，并期以此将其他国家“一体化”到日本的秩序愿景中。

（二）结构格局的差序性

“印太构想”对印太秩序的差序性安排体现了日本对“印太”权力格局的认知与战略意图的设计，其以日本和日美同盟为核心主导，以与主要民主价值观国家的合作为主动构建的上层，以与印太区域内其他国家的合作为积极引领的下层，形成了新差序性结构。其中，日美处于发挥引领作用的上层位置，日美印澳及拥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构成主要支架；印太区域内的众多其他国家构成庞大的尾部；在印太地区具有特殊角色的英法则处于侧翼，发挥支持作用。

（三）合作与对抗并存的矛盾性

 “自由”“开放”的印太秩序需要得到多边的广泛支持，日本表示要“和所有赞同的国家一起合作，具体推进”。但日本“印太构想”深藏对抗性，导致该构想下的印太秩序成为以日本利益为核心、以盟友利益为主要关切、以价值观为标准进行“朋友圈”认证的对抗型秩序。出于各种考量，“印太构想”逐渐隐藏其针对中国的一面，但对抗意味并未消失。另外，对于印太地区的一些重要国家和自己的周边国家如俄罗斯、朝鲜等，“印太构想”并没有给予重视与合作，造成日本“印太构想”事实上的“空洞化”。

四、对“印太构想”的初步评价

“印太构想”是日本在国际秩序变动期试图抢先在新的地缘战略板块“印太”构筑出自己主导的秩序。日本通过构建指导性联盟强化共识，定出“规则”，发挥自身“高质量基础设施”等经济优势，在“大国竞争时代”通过地区秩序谋求来维护开放的国家利益，体现了新时期日本的战略性秩序观。但“印太构想”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包容性、开放性的战略构想，偏重以认识论来定义国家利益，对价值观不同的国家在国际秩序上所做的积极努力持疑虑和否定态度，本质上维护的仍然是美国式“自由霸权”，有可能带来民主主义的扩张和新式霸权。日本充满应对色彩的“印太构想”及其隐含的单边性“规则定义”也会被地区秩序所排斥，体现出日本狭隘秩序观下的“战略贫乏”。“印太构想”下，日本在国际安全领域日趋活跃，“军事化”意味浓厚，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另一种突破。从战后安全秩序上说，日本并未存在于安全框架内的指导性联盟之中。从制度主义的视角看，日本“印太构想”通过话语构建、制度安排及议程设置等构建新秩序的努力，在客观上也有可能带来新一轮秩序竞争和制度过剩。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