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游国龙在《日本学刊》2016年第6期发表《国际问题研究范式探讨：以日本研究为例》（全文约1.7万字）。

    游国龙认为，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有三个国际问题研究范式。第一个是人类学文化与人格学派。它受整体主义影响，从整体来把握人，利用心理分析的视角研究日本，较好解释并预测了日本的国家行为，但后来的发展受到弗洛伊德人格心理学的制约。第二个是地区研究。它基于还原主义思想把社会区分成不同部分，强调通过跨学科合作，把不同专业的知识整合起来，但如何把部分整合成整体的学问仍然困扰着研究人员。第三个是国际关系体系理论。它预设国家行为体的属性相同，探讨国际体系对行为体的影响，有化约主义的影子，但从日本的例子来看，除非日本失去独特的文化特性，否则其学说很难有解释力。总的来说，整体主义形成的范式更符合人存在的本质，未来在从事国际问题研究上可能有较大发挥空间。

    游国龙在文章中指出，华勒斯坦等人认为，西方社会科学的学科分类系统成形于19世纪后期，有三条明确的分界线，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对“现代文明世界”与对“非现代世界”的研究是不同的，前者包括历史学，以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三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后者包括专门研究原始部落的人类学，以及研究没落的东方古老文明的东方学。日本本是东方学的研究对象（还包括波斯、中国、印度），但它偏向人文性质的研究，主要研究日本的经典古籍、语言、历史。公认能解释日本人的行为、具有因果关系的日本研究，是二战期间美国人类学家所做的国民性研究。二战中，人类学家受美国当局所托，以心理分析为视角，从原始部落研究成功跨入日本研究，为美国最终获胜做出了重要贡献。二战后，美国为维持世界霸权，大力支持地区研究（area studies），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纷纷跨入日本研究，使得日本成为国际问题研究的主要领域。但这些学科都不是为研究日本而产生的，被用来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是否具有足够的解释力？他选择了三种范式进行讨论。

    第一个是基于整体主义（holism）产生的范式，人类学文化与人格学派从整体来把握人，认为文化乃建立在一个各部分相互联系的整合体，是整体主义思想的体现。

    第二个是基于还原主义（reductionism）产生的范式。还原主义可细分为本体论还原（ontological reductionism）与理论还原（theory reductionism）。地区研究强调跨学科合作，把社会各个部分的知识整合起来是“理论还原主义”，认为社会整体可以通过不同学科的研究逐步揭示则是受“本体论还原主义”的影响。在组成社会整体学科的案例上，选择了政治学进行了讨论。

    第三个是基于化约主义（methodological reductionism）产生的范式。国际关系理论预设行为体具有相同的属性，研究国际体系对行为体的影响，所体现的就是化约主义的思想。

这些范式的前提假设（assumption）都不相同，所做出的国际问题研究也有很大差异。该文分析了其起源，如何进行研究，以及所存在的问题。

    一、人类学的日本研究

    人类学诞生于1883年，这门学科源自于西方人的猎奇，人类学家尝试解释各民族的发展差异，形成了以“文化”研究为特点的学问，后来凭借对异民族的了解，逐渐演变为替殖民统治服务的学科。但人类学家跨入“文明社会”研究是以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为契机。由于对日本人缺乏认识，美国当局号召对异文化学有专精的人类学家为战争出谋划策。他们成立了战时情报局，招募包括克拉克洪在内超过25个人的人类学团队专门研究日本文化。

    日本这样的大型文明社会出现了聚集大量人口的巨型城市，各种职业有专门分工，阶级分化明显。人类学家面临的挑战是找出城市与村落、精英分子与贩夫走卒、古人与今人看似迥然而异的行为方式的共同点。文化与人格研究假定每一个民族都具有类似文化基因的传统，可以通过社会遗传一代代继承下来，而且成为同一个民族中每个人都具有的行为模式，称为国民性或文化模式，然后借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解释其形成的内在因素。实际应用结果表明，这个新的研究范式具有解释力。如日本士兵在战争中表现出的奋勇精神，使美国军方判断他们不可能在被俘后替美国军方工作。但《菊与刀》作者本尼迪克特指出，日本人是处境型行为，不同于西方人的绝对标准，一旦处境改变，日本士兵的行为也有可能发生变化，因此，建议美国军方大胆利用日俘。结果出乎美军将领意料之外，有些日俘在被俘48小时之内就能为美军工作，而且其态度异常认真。

    然而，这个研究路径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关键的是借用了弗洛伊德人格心理学。弗洛伊德学说说到底是一种还原论，他把影响心理与行为的因素归结于生理因素，即性本能。人类学家不是不明白人类的存在的前提是生活在群体之中，除家庭之外，还有各式各样的社会团体会影响人的行为之塑造，但当时弗洛伊德的学说是最前沿的理论，只能借用他的学说来做解释。后来一些学者盲目强调婴幼儿经验的重要性，把婴儿的喂养时间，甚至襁褓的方式都作为变量来解释不同民族人格的形成，导致其解释力受到质疑。简言之，它发展出的研究框架是整体主义的，但内核却仍是还原主义的，影响了后来的发展。

    二、以政治学为代表的地区研究

    近代政治学成为一门学科则发端于1880年。政治学主要是西方人研究公共事务，探讨西方社会内部管理众人之事的规律。它跨入日本研究与地区研究兴起有关。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强国，为了保持世界霸权的地位，发挥国际政治上的引领作用，鼓励大学与研究机构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在这个大背景下，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以探寻西方社会的普遍规律为宗旨的学科，为得到政府重视以及课题经费的支持，纷纷投入地区研究。但这些本来是为研究现代文明世界产生的学科，如何研究日本呢？学者采取的手段是声称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的方法及模型不仅适用于研究欧洲和北美洲，而且也适用于研究西方以外的地区。于是，成形于19世纪的对于西方世界的研究与对非西方世界研究之间的学术壁垒被打破了。

    以研究现代文明世界的学科从事非现代世界的研究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作者检验“自民党得票率与日本的米价——对自民党统治与其农业政策关系的数量分析”这个案例发现了三个问题：（1）它提出的问题可能是一个伪命题。日本式集团本来就拥有很长的生命力，从西方政党政治的角度来看，自民党长期执政是特别现象，但从日本社会组织的角度来看，并不特别。（2）冻结了其他影响人们投票的因素，有把影响人类行为因素简单化的倾向。（3）它很难给决策部门提出对付日本的有效建议。

    美国呼吁进行地区研究，是要求打破学科界限，进行“跨学科合作”，对一个国家的不同部分展开研究，最终进行整合，得到一个完整的知识。但社会科学的产生是源于18世纪后期孔德、史宾塞等人倡导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他们受还原主义影响把社会整体与生命有机体进行比较，认为社会是部分与整体直接分化与合作为特征的结构体系，解释构成结构整体的各个部分的功能，因而产生了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等各个学科，但这些学科发展到如今，有各自的范式，形成诸多学派，要如何对它们的知识进行整合呢？其次，在自然科学领域，整体也大于部分的总和。第三，社会科学研究还有概念工具的问题。它大大增加了整合的难度。

    三、国际关系学的日本研究

    国际关系学诞生于1919年，迄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国际关系研究本来与历史学的联系较为紧密。早期学者主要通过历史事件来探讨国家的兴替，但后来成为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不再试图解释某一个体的历史事件，而是受化约主义思想影响，致力发现国际政治的规律和事物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尽管国际关系学起源于二战之前，但它很少或基本没有在战前起到政策建议方面的作用。二战时，国际关系学的影响力主要在思潮方面。然而，这门学科如今已经成为国际问题研究的代名词。研究人员更多以国际关系或者国际问题研究进行定位。美国还出现了大量的智库机构，国际关系学者在其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那么，将国际关系学的主流理论用来研究日本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国际关系学者尝试将研究欧洲国家内部得出的规律，扩展至国际社会。他们的做法是假定国际体系是一个整体，而每个国家都是其中的一部分，认为所有国家的行为没有差异，这样国际体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变成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非西方国家也会受到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影响。

    在《序列意识与大东亚共荣圈》一文中，作者以日本尝试建立的国际体系检视温特的建构主义，发现日本人不是西方人，日本并没有因为学习西方，就成为与欧美一样的西方国家，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要解释日本的行为有一定难度。

    受化约主义影响，国际关系理论家冻结了许多外在因素，使得它可以通过极为简单的一两个变量，来解释国际政治发展规律。理论是简洁了，但解释力却受到局限。一些敏锐的学者会从更具体的国家间关系进行研究，如日美关系、中日关系等，做出了更有解释力的日本研究。

    四、国际问题研究之有效途径

    作者总结出西方国际问题研究的一个谱系。从西方学科发展脉络来看，它们或者是某一学科的分支，但从国际问题研究来看，它们是三个主要范式。那么，这三种范式，哪一个更具有解释力、未来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呢？

    文化与人格学派的路径是从整体来把握人，尽管如今学科的分类越来越细，不同学科跨入日本研究越来越多，但即便对部分的研究再精细，也不可能从而认识到整体。就像盲人摸象一样，对于象尾、象腿的认识再深入，也不可能认识到大象本身。所以，笔者认为，从整体人的角度来进行研究更符合人存在的本质，有可能对一些国际问题做出更合理的解释。

    前文提到这个范式遭遇的问题是所借用的弗洛伊德心理学理论，它不能解释社会关系与文化因素对心理的影响。但一些有创造力的学者已钻研许久，逐步完善这个范式。值得一提的是华裔心理人类学家许烺光，他在20世纪70年代就建构了心理社会均衡（PSH）理论，并以“基本人际状态”（human constant）这个概念取代“人格”（personality）为研究工具，弥补了弗洛伊德人格心理学的缺陷可以解释受社会关系与文化因素影响的心理，是一个整体主义的心理学理论。他对中国、美国、日本、印度等几个文明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较好地解释了不同文化下个人的行为模式，以及文明总体发展趋势。

    中国学者尚会鹏在这个学说的基础上，用了20余年的时间，打破了原有的理论框架，细化、完善这个学派的理论，命名为心理文化学。主要原因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原始部落，但如今原始部落已不复存在，“心理人类学”这个学科名容易使人误会其研究对象，而“文化”研究如今也是国际问题研究关注的问题，所以用“心理文化学”取而代之。但更重要的是方法论的更新，他把心理文化学理论从“亲属关系”中心调整到“基本人际状态”中心，构建了以“心理社会均衡理论”为核心，许氏假说、次级团体假说、等意义交换理论、自我认知理论、情感控制理论为支柱，三类别层次需要论、心理文化取向理论为辅助的完整理论体系，形成了一个“整体人模型”。由于这个范式存在的问题已经得到较好的解决，用来解释文化认同、文明冲突等可能做出比较合理的解释，但如果要用在更宽广的国家间关系研究，则还有一些环节需要解决。目前尚会鹏已经在进行这项工作，如提出了行为体侧面分析法。

    以政治学为代表的地区研究诸学科，所面临的是把部分整合成整体的难题。当年，社会科学的产生把社会整体拆分为各个部分，形成了对各个专业进行细致研究的学科，而如今，由于不同国家的交往增多，又鼓励这些原本研究西方社会内部的学科研究其他国家，然后还要把所得到的知识进行整合。但这个范式的产生是美国政府主导的，不是随着学术的研究自然发展的。所以，迄今为止学界仍然没有找到整合各个专业知识的较好途径。的确，有一些特别杰出的学者精通不同学科的学问，他们可以吃透所涉及问题的相关知识、做出较为出色的研究，但一般而言，仅限于较小的范围。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否定社会科学各学科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价值。以政治学来说，它对日本政治制度、国家形式、政治过程等方面的研究，让人们对日本人所从事的政治活动有了更深的认识，而这些都是从事日本研究的基础。不过，以这个范式的学科进行研究必须避免生搬硬套。这些学科都是为研究西方社会所产生的，它的研究方法、工具不见得能直接套用。二战后，许多非西方社会的学者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他们发现了许多西方学说的适用性问题，开始强调本土化研究。在日本政治研究方面，京极纯一、升味准之辅、筱原一、三宅一郎、福井弘治等几位学者，就提出了研究日本政治的本土化理论研究。中国学者王新生也指出国内学术界对日本政治的研究在引用外来理论和方法上存在尚未完全消化，甚至仅为一个术语的现象。他们的研究值得借鉴。

    国际关系体系理论主要研究国际政治的发展规律，它预设国家行为体的属性都是相同的，但除非每个国家的行为没有差异，否则研究国际体系所发展出来的理论就难以有较强的解释力。一些国际关系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哈佛国际与地区问题研究所在20世纪末开始推动文化研究复兴工作。他们召集国际关系学者、国会议员、政府智囊、拉美专家、非洲专家探讨“文化价值观”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并且提供奖学金招收年轻学者，研究非西方大国或地区的语言、文化、社会状况。后来这个研究所的所长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尝试构建一个能够解释文明差异的理论。尽管它不像强调国际体系因素的主流理论那般简洁，以及一些相关论点遭到批评，但它对学界还是有很大影响。2005年巴里·布赞和阿米塔夫·阿查亚发起了“为什么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的研究项目，提出了“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理念，也是试图厘清缺乏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应当承认，国际关系学者提出的一些概念，如软实力、地缘政治、公共外交等，对于国际政治研究有很大的影响。但由于这个范式预设行为体具有相同的属性，使得通过这个途径所构建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受到局限。

    综上，科学研究是随着社会发展而有不同的主题变化。最早西方人关心的是自身社会的运作，所以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以有机体类比的方式，研究社会组织。而今，随着全世界的交往增多，了解异文化、研究其他国家反而成为最重要的主题。当年，他们借鉴还原主义的做法，对社会内部展开细部研究，形成了今天的学科分类系统，但对于国际问题的研究，不能以这个学科分类系统来理解。经由以上研究表明，在现有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基于还原主义与化约主义形成的范式还存在着硬伤有待学者攻破，而从整体的角度来把握人最符合人存在的本质，而且其方法论已逐步完善，如果能提出解释国家间关系的前提假设，如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单位、国家间关系的类型等，来解决人的行为与国家行为之间关系的环节，那么，未来在从事国际问题研究上可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