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陆伟在《日本学刊》2020年第1期发表《领导力、均势与日本联盟战略的新选择》（全文约3.0万字）。

陆伟认为，一个国家是否结盟，以及与谁结盟，是由该国的战略文化决定的，相应地战略文化的嬗变也必然带来联盟战略的调整。二战战败后，日本和平主义战略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在联盟战略上一直以与美国结盟为基轴，从而获得后者提供稳定的核安全“保护伞”。然而，随着21世纪以来日本战略文化加速朝现实主义方向转型，其联盟战略的选择出现了新变化。所谓“新”，就是在坚持以日美同盟为日本对外战略的核心这一原则基础上，将联盟的实际建设和管理的重点放在区域、次区域大国以及具有特殊地缘政治意义的国家身上，构建自己主导的由双边战略联盟或志愿者联盟联结起来的、辅之以小多边安全伙伴关系的区域多层安全网络。这并不能在日美同盟的框架内做出充分的解释，体现出的是与日本传统的“与强者为伍”不一样的联盟战略理念。

军事上的攻守联盟不是衡量联盟紧密化的唯一指标。当今的国际关系中的联盟，虽然在很多时候没有明确针对的特定国家以及军事义务，但在合作的范围和机制化程度上丝毫不逊色于甚至超过了军事联盟，同时在合作领域的广度上也非单纯的军事联盟可比，因而同样具有联盟的属性和功能，又呈现出与大国无战争时代相适应的新特征。这种联盟可以姑且称之为战略联盟。其衡量的指标主要有以下三方面：（1）战略承诺，包括威胁认知的共识化程度和双方在核心安全利益上的相互支持； (2)安全合作的机制，包括领导人的战略引领、安全和防务部门的定期会晤等；(3)安全合作的内容，包括军事技术和装备合作、联合军事演习、军队互访和驻扎、军事情报共享、战略性援助以及针对联盟对象国的第三方区域合作等。如果在这三个指标上同时处于较高水准，双边安全合作的性质就属于战略联盟；仅在某些议题上展开合作或机制化水平处于较低层次的则称之为志愿者联盟。随着国家威胁认知的升级和战略利益的改变，不排除战略联盟转化为传统联盟的可能性。基于中美因素的叠加效应造成东亚权力全面失衡的认知，日本为有效应对中国崛起对地区领导力的维护带来的威胁，以构建多层安全保障为名，推进与印太地区国家的双边联盟建设，展开对外制衡的战略布局。根据自己战略需要选择结盟的对象，同时又必须兼顾与美国是盟友或者伙伴关系这一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以发展与印度、澳大利亚、越南和菲律宾的联盟关系作为联盟战略新选择的重点目标。但与此同时，考虑到这四个国家对日本的地区领导力和均势的目标诉求的贡献价值不同，日本对与它们双边合作的战略取向和资源投入也有较大差异，从而使四组安全合作的“联盟化”水平存在明显区别。

在周边候选盟友中，印度因其所具有的制衡中国崛起的“亚洲的战略平衡器”作用而成为日本最为借重的力量。日印安全合作虽经历较长时间的酝酿，但基于各自对“印太时代”安全角色的强烈渴望，因而基本没有受到两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干扰，日印关系是“世界上潜藏着最多可能性的双边关系”，已成为两国决策层的共同期许。与印度相比，澳大利亚除了民主国家这一共同的属性外，也被美国视为“亚太战略之锚”。对日本来说，与澳大利亚发展“联盟化”的安全合作关系具有“先天的条件”。同时，近年来澳大利亚对中国崛起抱有严重的戒心，并扩展至制度、观念上的威胁认知，与日本形成了广泛、强烈的战略呼应，双方的安全合作被两国的战略精英公开赋予 “准同盟”的定位。至于越南，日越具有较深的历史渊源，冷战时期分属两大阵营的经历并没有对彼此对对方的好感造成大的冲击，反而是“都与美国交过战，又同时在东海和南海与中国对峙”这一安保上的共同点使双方产生了历史共鸣，战略上的相互借重为两国深化安全合作提供了持续动力。最后是菲律宾，二战后日本将菲律宾作为在东南亚地区推行以援助改变国家形象工程的重要样板和成功范例，而菲律宾也把日本视为经济和安全上的重要依靠。基于日菲深厚的合作基础，以日本对南海事务的介入为契机，两国安全合作虽主要因菲律宾国内政治因素出现起伏，但其战略共识还是得到了双方历届政府的确认，并总体上表现出积极靠拢的姿态。从日印、日澳、日越、日菲安全合作的发展过程来看，经过10余年的实践，各组双边关系互动均达成了以互认对方的核心安全利益为基础的战略承诺，并建立了各层级的军事防务合作机制，实现了政策磋商的常态化和制度化，同时在不同领域付诸互动实践予以具体落实和执行，引导彼此之间的关系日益走向紧密，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展现出“联盟化”发展的趋势。

同时，这四组安全合作关系存在的差异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日印、日澳的安全合作着眼于对地区安全秩序的安排，“维持海洋秩序”“基于规则的行为”“航行和飞行自由”等成为双边战略承诺的关键词。地缘野心和国家能力之间的巨大张力给合作双方实施对外制衡战略带来巨大的动力，只要中国持续保持强势崛起的势头，双方为缓解战略压力感知，便会有不断深化安全合作的需求。而日越、日菲安全合作则以争夺南海权益为问题导向，明显受到它们与中国争端处理情况的制约，呈现出不稳定、不明朗、时断时续的发展态势。一旦南海争端得到缓和，双边的安全合作就会淡化，甚至被暂时束之高阁。这是日印、日澳安全合作关系得以升级，并被冠以“特殊”关系， 而日越、日菲安全合作关系只能停留在“战略伙伴关系”层面上的主要原因。

其次，日印、日澳安全合作具有比较完善的协商系统，其机制化水平达到了比较高的程度。日印、日澳领导人之间通过年度互访、重大国际会议场合的会见、小多边会谈和热线电话等展开密切的互动，更重要的是这些会谈所发表的联合宣言或声明都堪称双方安全合作的行动纲要，成为阶段性合作水平提升的标志；外长和防长磋商（“2 2”）这个几乎只在联盟内部使用的机制也被移植过来，并实现了常态化的运作，对协调政策立场和推行合作计划发挥了关键作用。而日菲、日越安全合作的机制化发展则停留在较低水平。由于菲律宾的安全政策受到国内政局变化的影响，而越南共产党执政保持稳定，且中越之间存在着机制化磋商的传统，因此尽管日本与越、菲两国领导人保持着频度较高的交往，但更多的是一种共识性的宣示，对向外传递合作姿态的重视胜过务实合作。而且，各声明间缺少连贯性，很难发现关系升级的清晰轨迹。在政策协商方面，不仅没有类似“2 2”机制的强力运作，而且对话级别低，主要是次官级的对话，且大多没有实现定期交流。

最后，在安全合作的广泛性和深度上，日印、日澳也远胜日越和日菲。在日本与印度、澳大利亚的安全合作中，联合军演接近于常态化，且规模大、实战性强；情报交换涉及机密度很高的层面，军队交流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正规军种，已经达到或接近日美合作的水平；武器装备和技术合作更着眼于尖端武器的销售、联合开发和优势互补，而且安全合作开始向网络、太空等大国竞争的领域拓展。同时，澳大利亚在促成没有美国参加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上的贡献，和印度坚持不参与“一带一路” 倡议的行为，使得日印、日澳能够将共同塑造区域制度规则作为安全合作的重要内容。与此相比，日越、日菲的联合军演，更多的只是联合训练，军舰停靠实际上也仅仅是一种存在宣示；军队交流主要在海岸警备队间展开，很少有正规军种的参与；武器装备和技术合作以日本单向提供为主，注重对越、菲武器的改良和补充，很少在尖端武器上进行合作。而且受越、菲资金的掣肘，日本的武器出售常常无法如约执行，需要其不断调整援助计划和追加援助金额，而这又是日本财力难以承受之重。越南也是CPTPP的积极参与者，因此日越的安全合作比日菲有更多的可能空间，但越南加入CPTPP主要是基于减少对中国经济过度依赖的考量，并非是附和日本的贸易规则，在这方面不可能像日澳关系那样构成安全合作的增长点。总之，根据衡量联盟的三大指标，日印、日澳的安全关系已发展为战略性联盟，而日越、日菲的安全关系更多地呈现出志愿者联盟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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