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王铁军在《日本学刊》2020年第1期发表《从新古典现实主义看平成时代日本的防卫政策变化——兼论日本的和平路线能走多远？》（全文约1.5万字）。

一

新古典现实主义是对高度简约性的结构现实主义宏观体系层次分析框架的补充和完善。新古典现实主义主要的观点就是强调国家应该抓住体系中的结构条件，扩大自己的实力和影响，或是及时采取制衡行动。从理论上讲，新古典现实主义似乎对解释和理解平成时代日本的防卫政策调整具有着一定效力和说服力。

有鉴于此，我们对平成时代日本防卫政策的结构性框架进行探讨和分析，并按照高低层次的划分，将这一时期日本的防卫政策划分为由高到低的五个层次。其中，第一个层次是宏观层面的宪法和条约限定，即《日本国宪法》、《日美安全条约》和《联合国宪章》等。这些均规定了日本防卫政策的外围边界。第二个层次是为了落实第一个层次而由历届政府的解释组成的宪法上的自我限制。第三个层次是安全战略、方针和防卫计划。第四个层次是防卫政策的基本原则。第五个层次则是日本政府对防卫政策上的统一解释。

如果我们按照上述五个层次进行分析比对的话就会发现，在这一时期中，除了第一个层次的根本性法律规制未发生根本变化外，其余四个层次的内涵和外延在平成时代均发生了诸多变化。

二

平成时代的日本防卫政策实践，一方面建立在冷战时期政策逐步发展的延长线上，另一方面又具有基于新历史时期的鲜明特征与显著进展。具体而言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防卫体制机制显著强化。

战后以来，日本防卫体制与机制长期受到“和平宪法”及日本国内社会舆论的约束。而进入平成时代之后，在相关约束因保守化思潮兴起而受到削弱的情况下，日本政府采取了更为有力的改革举措，使得日本防卫体制与机制显著增强。这一期间，日本防卫体制与机制的强化集中反映在战略安全决策及执行部门的“再建构”上，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将“安全保障会议”升格为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并在强化防卫体制的过程中，打破了“文军界限”，提升职业军人即所谓“制服组”的地位权限，将“统合幕僚会议”改组为“统合幕僚监部”，逐步强化了“制服组”在军事决策及部队管理方面的权限。

第二，军力建设实现大跨步跃进。

进入平成时代后，在国内财政日益受限情况下，日本更加强调结构优化、“质量建军”，在重点领域强化军力优势。

在积极建设军力方针的推动下，日本的国防力量在平成时代明显提升，陆海空自卫队力量结构趋向高效合理，实战水平稳步提升。日本军力的大幅跃进，还很大程度体现在太空、网络等“战略新边疆”。日本将军事安全定位为当前太空战略的首要目标，投入巨大力量打造军民两用监测卫星系统，构建自动化指挥系统，筹建“太空军事部队”，建立了“网络自卫队”，积极提升网络战实战能力。

第三，日美同盟的转型强化及“全球指向”。

平成时代，日美同盟以“应对新安全挑战”的名义，进一步发展并持续转型，基本方向是从传统双边军事同盟到更具区域乃至全球指向性的、高度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进入21世纪后，日美在全球军事协作（如美国主导的所谓“反恐战争”）与亚太安全介入（特别是美国推动所谓“亚太再平衡”以来）两方面均加强了协调，同盟转型持续加速。2015年出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基本上确定了日美同盟新的发展形态。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里日美同盟逐步超越了“保障日本安全”的名义目标，具备了护持区域乃至全球霸权的色彩。

第四，安保法制的全面构建与“禁区突防”。

平成时代日本安保法制的内容“改编”与体系构建自20世纪90年代启动，并在世纪之交达到一个高潮。这一期间，日本先后出台了《联合国维和行动法》、《日美防卫合作指针》（“97指针”）的“相关三法”、《周边事态法》、《自卫队法修正案》与《日美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修正案》、《船舶搜查法》、《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有事三法”中的《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以及允许向伊拉克派出自卫队的《伊拉克复兴支援特别措施法》等。 

基于对日本防卫政策以上四方面关键要素的分析，可认为，平成时代的日本防卫政策在诸多方面发生了重要变化。总体上，相比其他大国，日本的防卫政策仍受到不少特定约束，考虑到“和平宪法”的存在、日本政府在形式上对“专守防卫”原则的坚持、行使集体自卫权受严格限制以及日美同盟条约所规定的双方基本义务并未改变等现实，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基本内容与核心支柱，在平成时代并未发生根本改变。但与此同时，支持日本自主防卫力量及其使用权限的物质、体制、法制、外部同盟基础均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强化，且正汇合成一股力量，或促使日本防卫政策在未来发生全局性质变。考虑到目前安倍政府仍在积极推动修宪进程，试图落实安保法制改革成果，以及在自卫队力量建设上推进的一些突破性项目（如“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的航母化），这一趋势显然还在持续并有可能得到加强。

三

平成时期日本防卫政策之所以有如此变化，与这一时期日本所面临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及日本国家战略是分不开的。

（一）确立新的大国定位与国际地位的需要

在“经济大国理应成为政治大国”的自我逻辑下，冷战后期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基于政治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大国化思潮就已明显抬头，保守政治势力宣扬的“正常国家论”乃至执政者推动的“战后政治总决算”集中反映了这一趋势。冷战结束后，日本执政精英尽管存在意见分歧，但日益形成了促使日本成为所谓“正常国家”、“承担更大国际责任”的战略共识。他们对打破战后体制约束的追求更加执着，对“自我价值的实现”与“来自国际社会的尊重”更加看重，并将其明确纳入国家核心战略利益。这也促使日本主动调整自身国家定位，旨在成为“与自身经济力量与国际贡献相称”的“国际上公认的大国”，“在世界政治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即以政治大国作为新的战略目标，以“自主与威望”作为公开的战略诉求。

（二）对美国战略的适应与利用

美国因素对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走向具有结构性影响。在日本外交及防卫政策中，日美军事同盟具有“基轴”式的重要地位。冷战结束后，美国大战略跳出两极对抗格局，寻求以新的方式维持全球霸权，但由于多极格局的发展，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主导国际体系的能力趋向下降，战略收缩倾向增强。基于维持在亚太的战略存在、制衡战略竞争对手的考虑，美国倾向于借重日本的“离岸平衡”作用，并在安全方面放松对日本约束，转而支持日本在同盟及区域安全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作为同盟关系从属者的日本认为，在新的时代，“美国已无绝对理由继续为日本承担和平与自由的代价”，但“缺少美国的支持，日本无法应对来自周边大国及拥核国家的威胁”。因此，日本需针对美国战略作出适应性调整，而防卫政策是调整的重中之重。

（三）对中国崛起的警戒与对冲

中日保持着密切的地缘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冷战结束后，中日间权力转移逐步加速。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在国际事务领域，中国的崛起给日本以特别强劲的心理冲击。在意识形态分歧与心理情感落差驱动下，日本对中国的认知总体趋向负面。加上两国围绕历史问题、领土及海洋权益的现实矛盾加剧，日本对中国崛起后的行为与意图充满警戒，尤其担忧中国崛起将打破日本赖以生存的国际及区域秩序环境。为此，日本必须以强有力的防卫力量，以及与同盟及其他“伙伴国家”的防务合作网络作为后盾。

（四）争取地缘安全外交优势

近代至今，地缘政治战略思维深刻植根于日本的国家战略当中。在危机感驱动下，日本对在其周边争取地缘政治安全优势的渴望始终极为强烈。在平成时代，基于全球化及各国间联系复合化、紧密化，日本已不满足于与周边国家单纯发展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而是希望建立涵盖政治安全的综合性、战略性关系。在日方看来，防卫政策上的“自我限制”制约了日本借助安全合作与别国强化关系，进而巩固对外战略基础的能力。因此，日本通过体制及法制改革，赋予防卫力量更大权限，使其“走出国门”、远赴海外，直接与其他国家交流合作乃至协同行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