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钟飞腾在《日本学刊》2020年第1期发表《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何以成为可能？》（全文约3.2万字）。

钟飞腾认为，中国学术界趋向从积极方向讨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国外学术界侧重于实用主义角度的解读，并且不少观点还用西方结盟式共同体与零和博弈理论等进行解读。深入理解作为一种对外政策话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运用于分析不同地区层面的中国对外政策时，需注意政策演化、地区差异以及其所具有的时代性。在中国官方用语中，“命运共同体”首先被用于描述两岸关系，早期阶段是一种国内政治术语，但建立在国内政治共识和民族独立历史认识基础上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很快转入国际领域，并首先运用于描绘全球化时代的亚太地区发展前景。中国领导人当前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冷战时代基于同盟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含义截然不同。中国更加重视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各方的平等和相互尊重，是一种以伙伴关系为表征的国家间关系。

为了增进国际社会对崛起的中国如何运用其权力的理解和认识，中国政府在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后不久，将它运用于对外关系领域，作为指导外交政策的一项根本原则。随着中国政府日益强调中国将与国际社会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学术界讨论命运共同体的文献日益增多，特别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文献增长颇快。对于学习和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来说，基于国际体系层面生成一种理论和在地区层面运用这一理论学说，两者往往不是一回事。因此，在将命运共同体理念转变为一种能够运用于推动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转变的政策主张时，需要充分注意其适当性。

（一）“命运共同体”的传播呈现出从国内到国际的趋势

在中国官方用语中，“命运共同体”首先被用于描述两岸关系，因而更多时候是一种国内政治术语。2007年10月，十七大报告中正式提出，“十三亿大陆同胞和两千三百万台湾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2009年9月发布的《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白皮书，从历史纵深角度论述了民族构建、国家认同与命运共同体的关系。

正是基于对中华民族近代由盛而衰的深刻体验，中国比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于“命运”二字有更加痛切的感悟，也比绝大多数发达国家更容易产生与发展中国家同为命运共同体的情感，因而建立在国内政治共识和民族独立历史认识基础上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就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在2010年版的《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中，命运共同体被拓展至描述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在2011年版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命运共同体已经上升为预判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从中国领导人的思路看，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的中国外交新战略，注重互利共赢，放弃传统大国关系中的争霸，倡导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和国际关系，因而更加侧重于规范和制度建设。中国领导人仍然重视主权、安全和发展等核心利益，同时也强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且，与欧洲思想家主要分析欧洲文明国家间关系不同，中国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关照到所有类型的国家。

（二）命运共同体建设需要超越民族国家范畴，重视地区差异

学术界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研究已经颇为丰富，特别是在阐述相关思想内涵方面，呈现出跨学科的特点。大体来说，在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运用于国际关系领域时，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和分析视角可以分为如下几种类型。第一类侧重于论述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关系，认为中国提出的这一理念是对人类社会美好构想的一种新论述。第二类主要与国际社会的一些理念进行比较，特别是与西方国家对国际社会“丛林法则”的判断以及发展趋势进行比较，认为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是“合作共赢”，强调各国普遍都能接受的共同价值，意在超越只能由西方提出话语以及被西方垄断的霸权格局。第三类则侧重于中国的对外关系，特别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周边外交，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中国外交实践与目标的一种思想概括。

与中国学术界趋向从积极方向讨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国外学术界侧重于实用主义角度的解读，并且不少观点还用西方结盟式共同体与零和博弈理论等进行解读，认为中国提出这一理念意图制衡西方、对抗美国，进一步拓展区域影响力、提升全球治理能力。抛开意识形态偏见不说，西方学者的批评也提醒中国学者，对领导人提出的概念与原则，要进行学理化论述，而不能照搬照抄政策表述。

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建构同一个民族或者共同体时，仍处于初级阶段，同一个社会中各个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远不如西方国家那样紧密，西方国家的社会蕴藏着国家和市场，有着复杂的法律和财产关系，处于发展早期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在使用“共同体”这个词汇时，则更加侧重于彼此之间基于血缘、地缘和文化形成事实上的共同体。在构建民族国家体制时，需要从政治角度夯实共同体的制度基础。因此，就“共同体”一词而言，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其主要含义相对一致，且简单易懂，国际关系侧重的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共同体建设。比较复杂的是命运共同体以及扩展为对外关系用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显然超越了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建构。

（三）构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需要超越反霸和联盟，面向共享的未来构建更加平等的伙伴关系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中国领导人已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创造出了与以往和亚非拉国家交往时不同的政策话语，为研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提供了新的重要思路和视野。需要注意的是，各个区域的命运共同体不尽相同。内容最为丰富的是中国与非洲共建命运共同体，包括“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战略利益和共同的精神追求”。如果我们将中国的各民族争取独立、反抗殖民主义侵略进而融为中华民族的命运共同体列为内容最丰富、层级最高的一种，那么中非命运共同体可以说紧随其后，而其他领域和区域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内容和目标上要弱一些。例如，中阿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侧重于分享共建的成果，中欧命运共同体重视利益关系，中国与20国集团（G20）共建命运共同体主要着眼于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因而是命运共同体中最为单薄的一种。

应当予以指出的是，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曾出现在冷战时代的东亚和太平洋国际关系中，其主要含义是反霸以及构建同盟体系。显然，这都不属于中国政府如今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内容。1965—2019年，《人民日报》曾登载过6500多篇含命运共同体的文章，其中2002年以前为110篇，2003—2012年间为120篇，2013年以来约为6300篇。从《人民日报》登载的文献来看，冷战时期，日本政府较早在其对外政策中使用命运共同体概念，适用对象分别包括韩国、中国和美国，不过曾引起较大争议。

中国领导人当前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冷战时代基于同盟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含义截然不同。一方面，中国在使用人类命运共同体时，首先是从亚非拉国家开始的，而中国长期以来将自己定位在发展中世界的一员，双方并不是一种基于外部军事威胁的权力关系，更多的是从共同发展的目标出发寻求建立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最后走向“共享的未来”。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对于西方社会使用“命运共同体”也有了解，比如美欧长期坚持认为建成了大西洋命运共同体，但美欧关系的不平等也使得欧洲人更加推崇欧盟自身。与美国基于等级制的大西洋共同体关系不同，中国更加重视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各方的平等和相互尊重，是一种以伙伴关系为表征的国家间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