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高洪在《日本学刊》2020年第1期发表《新时代的中日关系：核心内涵、主要途径》（全文约1.2万字）。

高洪认为，在中国领导人从大局出发亲力亲为地推动中日关系改善的新形势下，日本政治领导人意识到以往对抗中国的政策难以为继，两国关系自2014年11月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后始有改善迹象，逐步回到正常轨道。”中日关系的历史走到今天，相向而行已经是大势所趋，以与时俱进的态度正确认识中国乃至世界新变化，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两国关系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新时代的中日关系”这一提法，正式见诸中国官方话语体系是在2019年春。2019年6月，前往大阪出席G20峰会的习近平主席在会前会见了安倍晋三首相，双方达成“两国关系发展十项共识”，由此开启了作为新时期双边国家关系的崭新提法，舆论界、学术界随之出现了不同语境下与之相关联的表达方式。

一、围绕“新时代的中日关系”概念的对比界定

目前，关于“新时代的中日关系”，大体有三种不同角度的表达语式。第一种表述是“新时代的中日关系”，即按照时间状语加主语的搭配。“新时代”这个时间状语是“中日关系”的关涉对象，重点在于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与日本的国家关系。第二种表述是“中日关系发展的新时代”，从语言结构和逻辑关系讲，“中日关系”作为主语与谓语“发展”相结合，并由助词“的”将前面词组“中日关系发展”为后面中心词组“新时代”构成定语，强调的是中日关系进入了历史意义上前所未有的发展新阶段。第三种表述是“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这是一种既有政治高度，又在修辞结构上相对严谨、完整的逻辑表达，其落脚点仍然是中日两国关系，但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中日关系”。其蕴含着现在及今后中日关系同新的历史时期（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适应、相匹配这一特殊要求。所谓“新时代”，既指两国关系发展中不曾经历过的机遇窗口——彼此间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切不断增多，改善关系、寻求合作共赢的客观需要压倒摩擦对抗，成为矛盾运动的主导方面；同时，也指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斗争加剧，世界上热点频发、更加无序和混乱的激荡变局。此外，科技革命推动下人类文明的各种基础变量飞速发展，也促使两国利益交融日益扩大，中日在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经贸投资、财政金融、医疗康养、养老照护、节能环保、旅游观光等广泛领域互利合作空间快速增长，两国携手发展、互利共赢既有实现可能，也有实际需要。

那么，能够“契合”这个新时代的中日关系应当是何种状态，或者说怎样定义“新时代的中日关系”的核心内涵与本质特征呢？笔者认为，“新时代的中日关系”概念既应是对过去原则立场的忠实遵循，也应是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有着深刻的继往开来意义。有鉴于此，深入理解今天的中日关系，既要重温中日建交48年走过的历程，也要从对照和归纳入手，梳理出今天中日关系发展原则共识中新的成分，通过分析其变化成因与发展规律，揭示出核心内涵。

二、以往中日关系的核心内涵是“和平友好”

纵观人类历史，国家关系往往因利益交错呈现出高度复杂的流动状态。不过，学者出于研究的需要，经常将国际关系抽象化、理论化，以突出某些特性。结果是这种简约手段往往导致只强调国际关系的某一个方面。例如，现实主义认为冲突是国家间关系的本质特征，自由主义却强调国际合作,建构主义则主张理想化的安全合作，喜欢鼓吹“安全共同体模式”。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理论与实践中，历来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将其具体转化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独立自主是中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处理同一切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这样一种“三位一体”的中国外交总方针。

具体到中日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按照自己的外交宗旨、根本原则和基本准则，经过“以民促官”的外交努力过程，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审时度势，同日本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并在此后几十年中达成系列双边关系框架。从象征复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到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两步走”，及至第三、第四个政治文件所体现的“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共识表述，其中始终贯穿着1972年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原点上确立的基本精神：中日两国要世世代代和平友好，坚持互利互惠共同发展。

众所周知，中日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并非空泛的宣传口号，其中包含着正确认识过去的历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妥善处理矛盾、管控分歧，以睦邻合作精神实现战略互惠等重要的核心内涵，并由此指导中日关系不断克服前进中的阻力和障碍，总体上保持了平稳的正常发展。

三、构建新时代中日关系，“和平友好”应有新意义

在日本,有很多人主张与中国的“和平友好”已经过时，甚至把中国方面主张的“坚持和平友好”歪曲为“用历史问题敲打日本的斗争策略”。而在中国，也有人将“中日和平友好”简单等同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日蜜月期”的状态。两者都暗含着放弃“和平友好”的错误思路，究其缘由，是脱离了两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将中日间的“和平友好”进行了浅表化、庸俗化的误判误解。

发展新时代中日关系的前提是对“和平友好”做出正确解读，是按照两国关系原点与基本精神，为“和平友好”增添与时代发展相匹配的实质性内容。换言之，就是要“从时代潮流与文明高度来定位和思考中日关系。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一个大背景同双边关系问题衔接起来，去考察世界中的中日关系”。同时，“这样的良好定位和愿景也要有实际内涵支撑”。目前，中国学术界不乏主张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和平友好”增添新内涵、赋予新能量的议论，其中姜跃春教授的观点一针见血地触达了问题实质，“中日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不仅是中日老一代政治家的良好愿望，也是多数普通国民的美好愿景。然而，我们必须看到，随着两国关系交集的增加，相互之间的矛盾与摩擦也随之增多。中日之间单纯友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上世纪70年代中日刚建交后的蜜月期今后不会再来。在未来中日关系发展中，有多领域的合作，但更多的可能是在全球层面的竞争，甚至不时还会出现激烈的对抗……随着中日之间面临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未来中日关系的友好内涵可能也要复杂一点，不能说简单地碰杯和握手就叫友好，也不可认为有一些摩擦就是不友好。未来的中日关系将是一种多种因素并存的状态，有摩擦，有碰撞，同时还有合作。”简言之，国际环境与两国发展阶段与状况时移事疏，中日两国之间关于“和平友好”也需要有新的理解和作为。可以说，今天的中日和平友好，已经不再是用鲜花、干杯等来代表的浅层符号。不断积累政治互信、开展积极的对话沟通、凝聚起广泛的国际问题共识、探讨可持续安全以及“草根”层面的相互理解，无一不是新形势下中日“和平友好”的组成部分。

   新时代的中日关系已经拉开了历史大幕，将给两国历史进程，乃至世界历史进程带来新的变化。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中日应当与时俱进，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的中日关系。为此，凝聚发展两国关系新的共识，从以下四方面促进发展显得尤为必要。首先，树立起同舟共济、携手创造美好世界的进取意识。其次，继续深化互利合作关系，共同维护正常的国际机制与秩序。再次，在有关历史和台湾问题上重信守诺，不含糊、不懈怠、不倒退；共同担负起新时代的历史责任，求同存异，妥善解决争端问题。最后，作为一衣带水的近邻，应当推进更为丰富多彩的人文交流，同时坚持多元共生的文明观，以东方智慧积极寻求精神融合。

   中日关系能否在新时代取得长足的发展，事关人民福祉与国家前途，人们期待着两国逐步积累政治互信，相互秉持真诚友好感情，深化平等相待、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精神，最终使国家关系趋向稳定成熟，跨越坎坷迈向坦途。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