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在全球蔓延，对国际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也将中日关系推到了一个新的关口。面对新的考验，2020年10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疫情下国际形势与中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中日两国的学者及智库专家深入探讨了疫情下的国际形势演变，重点关注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本刊依托会议，围绕“疫情下国际形势与中日关系”选取重要发言刊载，以期为中日两国应对危机、强化合作建言献策。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全球变局与中日关系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国家全球战略智库首席专家）

新冠肺炎疫情确实对世界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不过2021年全球经济有较大可能进入正增长。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20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将是-4.9%，为二战以后最低，仍然维持负增长态势，但是从这个数值中还可以看到积极的一面，IMF 7月份公布的预测增速为-5.7%，三个月之后就将其提升了0.8个百分点，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反映出在全球抗击疫情特别是各国采取形式多样的政策刺激经济发展之后，全球的经济增长大体进入了稳定时期。当然，接下来还充满不确定性，但是总体来讲，2021年全球经济大概率应该会进入正增长。

此次疫情对全球的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对供应链的冲击非常大。受疫情冲击，供应链问题变成了学术界、企业界以及政策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企业界担心供应链因为各种各样的不可控因素而出现断裂；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的配送提出了新要求；原本是影响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基本因素之一的劳动力要素价格，在新技术大发展的条件下，对贸易和投资的作用也在下降。这几点都对供应链产生了影响，使得投资于供应链弹性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变得有利可图，大家想让供应链尽可能短、尽可能有弹性。这可以理解，但需要强调的是，有一些国家对贸易链、供应链的政策发生了重大调整，出现了所谓的“脱钩”以及制造业回流等政策。比如，美国已拿出一部分资金或出台一些优惠政策，鼓励美国制造业回流。这会对全球价值链、全球供应链带来非常大的挑战。

按照常理，在疫情出现的时候，各个国家应该加强合作，因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但是，这次疫情期间我们看到的却是各种各样的杂音不断出现，各种各样的障碍阻挠、干扰着全球合作，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供应链问题。在今天，贸易和投资仍然是帮助人类走出危机的一个基本手段，同时也是迫在眉睫的工作。这里面有一个平衡问题，一方面，我们要最大化得自贸易的收益，而得自贸易的收益来自开放的世界市场、开放的世界经济、开放的政策；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最小化供应链断裂可能带来的损失。对这两者关系的精准把握，是我们走出此次经济衰退、让世界经济恢复常态的基本途径。

要维持国际分工基础上的供应链的有效性、合理性和可预期性，我们须特别警惕鼓励制造业回流、“脱钩”等人为政策。这种做法与市场规律和人类发展的趋势是相悖的，其结果一定是损人不利己甚至损人损己。保证供应链安全的基本途径在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这其中特别包括建立开放型的区域贸易机制以及完善全球的经济治理。

中日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承担着抗击疫情和使世界重回正常发展轨道的巨大责任。在全球层面，中日两国可以就世界贸易组织（WTO）、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公共卫生政策等议题进行协商讨论；在地区层面，两国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今后还应该为加速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进程等做出贡献；在双边层面，中日应该共同努力，充分利用和升级已有的各种经贸合作框架，包括货币金融合作机制。

最后，我特别想强调的是，中美关系的深刻变化把中日关系推到了一个新的关口，中日之间的经贸关系要有自己的特点，不受外界干扰，这一点非常重要。中日两国都是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处理好三边关系在今天也显得特别重要。当今世界，构建更加稳定的国际架构对东亚地区最大的两个国家——中国和日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后疫情时代的日中经济合作

宫本雄二

（日本国前驻华大使） 

1991年8月，日本时任首相海部俊树在“北京政治风波”后正式访问中国，这是西方对华发起制裁后发达国家首脑首次访问中国。海部首相在中国发表的讲演中倡导“世界中的日中关系”，其主旨是日中关系不能从狭窄的、短期的视野来看，而应该有一个广阔的、长期的视角，这样的话日中之间围绕个别问题就能够找到正确的定位，从而将两国关系从狭窄的框槛中拉出来，找到一种新的发展可能性。这种基本想法后来也得到了继承,到2008年5月福田康夫首相和来访的胡锦涛主席一道签署《日中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可以说达到了趋于完善的程度，但基于日中关系的现实，也不得不承认两国还没有成功地全面落实约定的诸多事项。如今，日中两国应该去践行的是以构成日中关系基础的《日中联合声明》为首的四个基本文件中的理念和原则，落实国家间的约定，同时构筑起相关的具体规则和实施机制。2010年秋天以后，日中关系急速恶化，虽然2017年开始出现转圜并逐步回归正常轨道，但两国关系的改善绝不是一帆风顺的，其深层有国际社会的重大结构性变化在发挥作用，这种影响直到现在仍然存在。

国际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首先表现为一直以来发挥主导作用的美国与欧洲国家出现了对现行秩序的不满，这种现象被称为“领头羊疲劳”或者“领导疲劳”。美国认为现行国际体系对其自身是不利的，如果不进行纠正，美国就退出，或与之保持距离；欧洲国家也开始强化其内化性格。欧美的这种态度也可以称作“全球化疲劳”，尤其是美国，认为自身在维持全球秩序和国际体系中背负了很多负担，而所得的利益却很少。

其次，国际社会的结构性变化还表现为中国的急速崛起，或者说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使世界的力量平衡发生了显著变化，尤其是中国的崛起大大动摇了既有国际秩序。所谓的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之间出现矛盾甚至摩擦，结果是世界头号大国美国与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之间的关系到了今天这种状况，两国之间的矛盾已经被纳入国际结构中。

大家经常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上述国际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就是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使这种变局进一步强化；加之科学技术加速发展，科技领域的国际治理缺位，使得事态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稳定甚至恶化。在这样的国际环境变化中，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世界中的日中关系”具有的意义和内容。

我认为，在当下，“世界中的日中关系”所具有的意义可以归纳为维护现行国际秩序的理念和原则，根据客观状况的新变化进一步改善并使其更接近理想；同时，要共同努力去解决全球性课题。日本和中国是从现行国际秩序中获得最大利益的两个国家，又同为世界大国，对于地球的未来也应非常严肃地负起责任。

众所周知，现行国际秩序是人类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前所未有的惨痛教训中进行反省总结而建立的，旨在维护人类和平、实现共同发展，中国和苏联也积极参与了这一新国际秩序的构建。现行国际秩序由以WTO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和以《联合国宪章》为代表的政治民主主义构成,为了维护和改善这一国际秩序，日中两国应该和其他有着相同想法的国家共同努力。人类社会已经开始认真思考一些所谓超越国境的问题并付诸实践，诸如环境、传染病以及人口等问题。未来，人类社会所面临的超越国境的课题只会进一步增加，日中两国对于解决这些问题，对于维护东亚的和平与繁荣负有责任。这些是后疫情时代日中合作的最大课题，也是日中两国的使命。

以经济合作为议题焦点，目前中美两国已经进入全面博弈状态，不仅表现为高科技领域的竞争越来越激化，意识形态的对立也更加明显，世界分裂趋势进一步增强，所以即便是单纯经济领域的双边合作，也会被人戴上有色眼镜来看待。但是，日中两国的经济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对地区和世界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在经济一体化发展到如此程度的情境下，日中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对地区乃至世界来讲，应该是有正面作用、有好处的。今后的日中经济合作应基于“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视点，也就是说日中经济合作是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而做出的共同努力，诸如第三方市场合作、与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两国在非洲问题上的合作等。我们应该明确阐释其重大意义，宣介其具体做法，积极发声，让世界对此有正确的认知和理解。诸如对环境破坏、人口老龄化等问题的应对，日本所积累的经验和中国新开发的技术相结合，可以形成新的解决方案、新的行动模式，这不仅对日中两国有好处，也有利于这些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改善与解决。

同时，比起语言，行动更为重要，而相比行动，结果更为重要。日语当中有一句话叫“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意思是不光要考虑到自己的利益，更要考虑到对方的利益，为对方着想，真诚地帮助对方，结果是自己会得到一些更长期的、广泛的利益。其实，中国也有类似的说法，比如《易经》当中就有“利者，义之和也”，“义”是出发点，“利”是结果，“义”是因，“和”是果。这与中国提倡的“义利观外交”不谋而合。为了地区，为了世界，我们共同努力，如果有这样的强烈意识并取得一些成果，我相信会让世界了解到日中合作的真正价值，也能获得认可。这将是东亚文明的胜利。

以深化中日合作增加世界形势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杨伯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一、疫情冲击下的世界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世界形势不是孤立、割裂的，是处在疫情前形势发展延长线上的。疫情的冲击使之变形，或是持续、强化、加速，或是中断、减缓甚至逆转。总的来看，受疫情影响，“百年大变局”进程加快，大国力量对比演变加速，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多边机制变革需求上升。疫情最终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改变世界，取决于疫情持续的时间有多长、造成的损失有多大，而且冲击必定是不均衡的。

在世界力量格局的变化中，首先是东亚的发展和全球重心东移的加速。其次，与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相对其尚不完善的公共卫生条件和经济社会水平而言，其防控疫情及重振经济的效果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很明显，疫情带来不同“梯队”内部的分化，广泛涉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以及“中等力量”国家的分化。中国是2020年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此外，根据亚洲开发银行2020年6月的预测，还有越南、埃及、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尼泊尔、老挝、缅甸、孟加拉国等约30个国家将实现正增长。

“分化”是早在疫情暴发前就已经出现的长期趋势。北美和欧洲以外、人口占世界85%的国家和地区近年来经济表现良好，贸易实力增强，城市化进程加速。疫情暴发以来的事实进一步说明，部分发展中国家可能率先摆脱疫情、重振经济，如越南、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甚至孟加拉国等。同时，作为防控疫情表现欠佳的国家，在全球新冠病毒相关人均死亡病例数据排名中，欧洲国家和美国占据了前十名中的六位。基于疫情防控与经济重振的密切关联性，从疫情后趋势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存在一些有利条件，如全球经济更加数字化、更趋多极化、更具流动性。还有，发展中国家人口结构更年轻，这不仅有利于降低人均死亡率，也有利于经济增长。

疫情后的世界可能更加无序，形势的不确定性增加。围绕未来世界格局、国际秩序的前景，存在各种各样的预测，如“新冷战”“两个半球化”“G 0时代”以及“战国时代”等等。疫情加剧了中美之间的分歧和竞争，但对未来格局、秩序而言，中美关系是关键但非唯一的因素，欧洲、日本、俄罗斯同样重要。

二、“第二梯队”中的日本

新冠肺炎疫情对日本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这源于日本经济对外部发展环境的高度依赖，也是由于疫情暴发与日本景气周期的下沉形成了叠加效应。2019年下半年日本经济出现明显下滑，第四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6.3%，长达71个月的“安倍景气”宣告结束。2020年第一季度，日本实际GDP下降3.4%，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日本进入“技术性衰退”；第二季度环比下滑7.9%，按年率计算下滑28.1%，降幅创二战后最差纪录。第三季度以来，日本经济恶化的程度有所减轻，但反弹力度还是比较疲弱。

东京奥运会延期对日本的冲击更为深重，国民士气、国际形象受到影响，直接、间接经济损失难以估量。疫情还导致了日本的制度危机感上升，日本学者金子将史在《确保（日本的）“战略不可或缺性”》一文中提出“疫情就像是一次对体制间竞争的测试”，如果中国取得了控制疫情的胜利，那么“可能会让人们感到中国社会体制的优越性”。在国内政治领域，疫情加剧了安倍执政的颓势与困境，最终酿成自民党政权更迭。但是，疫情也反向激发了日本的“综合战略活跃度”，积极外交趋势更加明显。

世界范围内，伴随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增长的分化，将出现“上中等力量”的下移和“下中等力量”的上移，“中等力量”群体呈现数量增多、范围扩大的趋势。这些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正变得不容小觑。加拿大战略学界就提出，“为免受大国过度竞争的影响，支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第二梯队强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欧洲国家、日本及韩国必须站出来，超越以往经由美国建立起来的中心—辐射型关系，采取更具实质性和有组织的方式，展开更多合作，稳定全球秩序。”实际上，早在疫情暴发之前，日本政界、战略学界已经开始就加强“中等力量”合作发出类似声音，采取了类似行动。

在中日关系方面，日本也出现了一些新动向。2020年4月，日本政府出台政策，资助在华日企从中国撤资。但结果证明，日本无法做到对华“脱钩”，现实中日本经济界也没有这样做。美国发明的“脱钩”论至少说明迄今为止彼此是“挂钩”的，而“挂钩”体现的利益交织是带有两面性的，它既是谈判的筹码，也是从根本上维护稳定的工具。日本更是如此，受国情限制，其产业链、供应链重组其实在相当程度上是“挂钩”的重构。日本政府出台资助在华企业回撤政策后，5月底首批报名申请截止，共有90家企业提出申请，57家获得资助；7月底第二批申请截止，共有1670家在华企业申请撤离。2014年以来，在华日企回撤比例每年都在2.8%至3.5%之间，假设1670家申请企业也按第一批的比例获得资助，那么前后两批回撤企业占全部在华日资企业的比例将略超3.5%，并没有大幅超出以往。疫情及日本政府的相关举措反而显示，中日之间的纽带是不容易被割断的。

实际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十年间，全球贸易增速较之前的十年就已放缓了一半，调整早已势在必行。疫情下经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有所上升，但“跨越国界的思维”不会消失，甚至反而强化了各国要协调合作的认知。在这种前提下，生产链、供应链的调整既是必然的，也是企业合理化运营的一部分。

三、中日合作潜力无限

冷战结束30年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形势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加，中日关系的发展面临历史性新机遇，同时也面临不少新挑战。唯一合理、智慧的选择，是努力加强合作、保持稳定发展，为不确定的世界增加一些确定性因素。

一是千方百计继续加强各领域合作。中日双方应在传统的贸易、投资合作外，广泛拓展合作空间。相较核武器出现后冷战中的世界维持着“恐怖的和平”，今天的世界更多是靠利益相互持有来维持的，这是一种“质子的变异”，本质是利益的相互渗透、相互质押。对中日关系来说更是如此，新形势下，两国合作的潜力无限。如日本曾提出“Society 5.0”即所谓“超智能社会”概念，2019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课题，彼此存在合作潜力。在多边层面或者基于第三方视角，日本时任首相安倍晋三2018年访华时就曾建议两国建立共同援助第三方开发的合作机制，此后又提倡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与“一带一路”对接。这些都有共同深入探讨的必要，其中一些议题不排除未来有合作的可能。RCEP的签署，为中日合作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中日合作对地区和平繁荣的重要性也将由此变得更为突出，两国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需要更紧密的沟通、协调与合作。

二是切实管控好突出敏感问题。2020年3月以后，日本国内围绕中日关系的消极言论有所上升，中日之间信任赤字问题更加突出。构建互信，转变观念、深化认知很关键，诸如“6·18共识”究竟是包袱还是外交资产？对此，2019年6月27日中日于大阪达成的“十点共识”中明确写有：“双方将继续推动落实东海问题原则共识，共同努力维护东海和平稳定，实现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的目标。”我们应当抓紧落实，挖掘外交资产。再比如,如何理解、有效实现中日之间的互利互惠？日本著名媒体人池上彰与傅高义先生的一番对谈给人启发，他说：“近年来我有好几次访问非洲的经历，无论是在苏丹、南苏丹、肯尼亚还是乌干达，所到之处都能真切感受到中国援助的强大存在。”“在苏丹，最初由日本援助的项目被中国接管，建成了漂亮的公路。而当地的日本人告诉我：‘中国帮助修建了基础设施，这没什么不好的，日本也可以利用这些路开展经济活动，我们应该改变思路了。’这真的让我大彻大悟。”

三是以有效措施，切实增进中日双方互信。在过去30年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中，经贸投资领域的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保持双边关系基本稳定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但是，务实合作是中日关系稳定向前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要实现关系的全面发展、行稳致远，还需要付出不懈的政治努力。实际上，在“十点共识”中，中日两国领导人重申，“中日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共做和平发展的伙伴”。和平发展是中国坚定不移的国策，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第12部分的标题就是“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自主选择的科学发展道路，也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政策宣示。中日两国研究界，在研究中日关系的同时，应当加强对“中国和平发展”课题的研究，深化认知，也希望中日媒体就此给予足够的关注和报道。中日增进互信，志在高远，始于足下，需要从眼前做起、从具体事例做起。譬如，要避免“疑心暗鬼”、战略猜疑并陷入不必要的相互消耗，中日各界应当就美国大选后对亚洲政策、对亚太政策等深入交换看法。

四是从历史、文明的高度认识中日关系，理解亚洲的崛起。疫情防控过程中，东亚地区表现出了一定的“文明共性”，明显有别于西方的社会、政治规范，值得中日这两个亚洲大国深入思考。面向未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关键似乎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2017年以后改善向好的势头是否应当维持下去，“十点共识”所确立的目标方向是否应当坚持？第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如何才能做到？第三，中日如何能为疫情下、疫情后世界和地区的稳定繁荣共同做出应有的贡献？

出口管制与日美中关系

丸川知雄

（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

今天，美国实施的各种政策对日中经济合作造成了阴影，我想围绕这些政策谈一些想法。众所周知，从2018年开始，美国和中国相互加征关税，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当时我们认为这是由于美国对中美双边贸易表现出一种不均衡关系而感到不满。2020年1月美国和中国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达成了一定共识，按照约定，中国将从美国增加2000亿美元的货物和服务进口。应该说这个结果对于美国而言是很好的。但是之后，美国对中国华为公司实施出口管制政策，反而加大了对中国的施压。的确，关贸总协定允许其成员限制有关武器和核技术方面的出口，但是华为既不生产武器，又非涉及安全保障方面的企业，应该说美国的做法违反了关贸总协定的原则。而且，美国不但限制本国企业向华为的出口，还要求第三国的企业也遵守美国对华为的出口限制规定。

关于出口贸易管制，在美国有一部被称为《出口管理条例》（EAR）的法规，这原本是东西冷战时期关于出口管制的规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拉开序幕，美国限制本国向苏联、东欧、中国的出口，也要求其他盟国采取同样的限制。美国干涉别国出口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主要方式是如果其西方盟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美国就会停止对其的战后援助。当时，中国向朝鲜战场派出了志愿军，直接与美军交火，因此中国遭受了最严格的出口限制措施。日本1952年恢复独立后，也加入了美国主导的出口限制条约中，虽然当时也有呼声认为日本应该同中国扩大贸易，但实际的情况是刚刚有所提升的日中贸易额一下子又跌落下去。到20世纪60年代前期，日本开始有一些大型设备出口到中国，并向中国提供了日本进出口银行的融资，但很快遭到美国以及台湾当局的极力反对，日本遂停止对中国出口大型设备。1972年日中两国恢复邦交后，双边贸易虽然也经历了一些风雨，但一路保持着不断扩大的态势。80年代的日本可以说已经成了高科技国家，其产品出口有时也会触碰到出口管制，比如1983年程控电话交换机没能出口到中国，录像机生产设备的出口也遇到很多阻碍。这种状态直到进入90年代冷战基本结束后才得以好转。此后，日本高科技产品向中国的出口基本上没有被限制，1997年NEC就成功向上海华虹提供了当时最先进的集成电路生产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西方出口管理制度限制了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而围绕“战略物资”的定义，西方国家之间也经常发生意见分歧乃至冲突。比如20世纪50年代，围绕天然橡胶的性质，美国说天然橡胶是战略物资，英国则认为出口天然橡胶没什么大不了，两国之间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再比如，1984年联邦德国与美国之间围绕前者向匈牙利出口程控交换机发生争执，联邦德国认为，要说战略物资，美国对苏联出口小麦等粮食，苏联士兵吃后增强了战斗力，难道这些就不是战略物资吗？另外，80年代时日本高科技产品向中国和苏联的出口，也多次被美国阻拦。而且，日本企业申请购买美国半导体公司的时候，美国政府以涉及本国的安全保障为由，阻止了并购。日方开始怀疑美国这些行为的真正意图不是要减少社会主义国家的威胁，而是要阻挡日本高科技产业的崛起。总之，围绕冷战时期的战略物资所涉范围，西方国家之间出现了很多矛盾和冲突，但也进行了一些对话，做出了一些调整。然而，就当下的华为事件而言，第一，这是美国单方面实施的；第二，使用美国的技术软件、零部件的外国企业也被纳入对华为的出口限制范围内，这是一种很随意的法律解释，以此为理由，所有的集成电路对华为出口都有可能受到限制。但是，美国政府在实施限制出口的时候，有些器件的对华为出口又是被允许的，像英特尔的芯片以及三星的显示器等等都是可以出口的。由此可见，美国似乎要阻止华为发展5G手机和基站。

现在与东西冷战时期相比，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中国与东亚以及其他地区的产业合作势头很强。日本、中国大陆、韩国以及中国台湾之间的区域内贸易总额里，集成电路贸易占了24%。如果集成电路贸易被隔断，就会丧失1/4的贸易量，其影响是巨大的。也有消息称，中国会尽可能促进集成电路国产化，但中国政府否定了这种说法。我认为，中国不考虑所有集成电路产品的自给自足，但是遭遇出口限制以后会考虑增强国内生产能力。现在中国的超级计算机“申威”和北斗卫星系统的芯片已不依赖美国，都是中国自主开发的。军民两用技术上的中美“脱钩”不应该影响民用技术领域的国际分工发展，在军事技术上“脱钩”是有可能的，但是在民用品尤其是会影响国际分工的产业领域，必须要尽量避免这样的事态发生。

疫情加速世界经济变局

江瑞平

（外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们都在讲“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中自然也应包括世界经济。进入2020年，已经处在大变局中的世界经济，又遭遇了百年不遇大疫灾的强烈冲击。对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这一冲击是阻止还是进一步加速了大变局，是改变还是强化了大变局已经显现出来的一些主要趋向。我的答案是，疫情不是阻止而是加速了世界经济大变局，疫情没有改变而是强化了世界经济大变局已经显现出来的主要趋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疫情加速了大国实力对比变化。21世纪前19年，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关系已发生显著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发生在中国、美国和日本这三个大国之间，其他大国实力对比关系虽也有所调整，但变化幅度不是很明显。这19年间，中美日三国实力对比的基本变化态势是，中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上升了12.7个百分点，而美国下降了5.5个百分点，日本下降了8.4个百分点，结果是中国与美国的GDP之比在2000年是11.8%，而2019年已经提升到了66%，也就是从1/10稍多提升到了2/3，同时中国从仅相当于日本经济总量的1/4左右提升到了2.7倍。新冠肺炎疫情没有改变大国实力对比关系的这种变化趋势，而是使其空前提速。根据IMF 2020年10月13日发布的预测，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1.9%，美国是-4.3%，日本是-5.3%，2021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8.2%，美国是3.1%，日本是2.3%。如果按照这一预测值推算，2020年中国的GDP将达到美国的71.5%。这个数值大致与日本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一路追赶美国时的最高点接近，大概在1995年前后，日本的GDP达到了美国71%左右的水平。到2021年，中国的GDP将相当于美国的75%，将是日本的3.12倍。这意味着经历疫情冲击，中国经济由于“衰退更轻，回升更劲”，其与美国的GDP之比一举由疫情前的2/3攀升到了3/4，增长了9个百分点。

第二，疫情加速了多边治理机制变革。实际上，在疫情之前，全球治理赤字已经非常严重，无论是联合国、WTO、IMF，还是其他多边治理机构，似乎都对它们应该担当的责任显得力不从心。疫情的暴发更显示出，无论是联合国还是世界卫生组织（WHO），面对空前严重的疫情，其作为非常有限；面对金融剧烈震荡，IMF没能发挥稳定全球金融市场的作用；面对产业链条断裂、贸易保护主义抬头，WTO也没能发挥预期的功能和效用。疫情在进一步凸显全球治理存在严重赤字的同时，也强化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需求。

第三，疫情加速了区域合作格局重构。20世纪90年代以后，各种形式的区域合作框架全面展开、快速推进、蓬勃发展，形成了三极格局：欧洲有欧盟，北美有美国主导的两个合作框架——北美自贸区（NAFTA）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东亚，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也启动了“10 3”合作机制。但在疫情暴发之前，无论在欧洲还是在北美，区域合作都遭遇反动，代表性事件是英国的“脱欧”和美国退出TPP。与之相对，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本来是滞后的，但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尤其是日本，进一步加大了推动区域合作的力度，一举在区域合作全球格局当中占得战略先机。就在疫情暴发前，参与RCEP谈判的15个国家已经达成一致，要尽快签署协议。新冠肺炎疫情对这一区域合作格局的变化也发挥了进一步强化、加速的作用。疫情暴发后，无论欧洲还是北美，其区域合作框架基本无所作为，其成员基本是各自为政甚至以邻为壑，尤其是在疫情暴发初期的欧洲，居然发生了在边境上抢口罩、呼吸机等事件。反观东亚地区，在这次抗疫过程中充分展现出各个框架下的区域合作，无论是复工复产还是防疫抗疫，都取得了明显成效。尤其是RCEP的成功签署，更进一步加速了区域合作格局的重构态势，东亚区域合作后来居上的势头得到加强。

第四，疫情加速了全球产业链条重组。疫情之前，全球产业链条的重组已经开始，疫情只是进一步导致了产业链条的中断，从而使重组显得更加迫切进而提速。在产业链条重组方面，重点可能是要解决三个悖论。这些悖论有的是早就存在的，比如效率与公平的悖论。在疫情暴发前，之所以出现逆全球化的动向，很大程度是由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形成虽然提升了效率，但也加重了不公平，在全球产业链条重组过程中利益遭受损害的行为主体，可能是国家、非政府组织（NGO）、社会阶层或者政治团体，就会反对全球化，要求重组产业链条，这是一个悖论。第二个悖论是效率与安全的悖论。参与全球化，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毫无疑问会提升效率，但疫情暴露出安全成了问题，美国、德国这些制造业强国居然连口罩都生产不了，安全问题进一步凸显出来。第三个悖论是效率与政治尤其是地缘政治的关系。在疫情暴发前，已经出现了“去中国化”的现象，要求强行与中国产业乃至中国经济“脱钩”；疫情暴发后这一趋势得到进一步强化。未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重组，一定是在平衡好这三对关系，也就是效率与公平、效率与安全、效率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基础之上,才可能得到稳步推进。

第五，疫情加速了世界经济中心转移。疫情暴发前，世界经济中心已经显现出向东亚地区快速转移的势头，疫情进一步加速了这一势头。其主要背景和原因，显然是东亚各经济体在全球防疫抗疫和复工复产中有更加优异的表现。根据IMF的最新预测，2020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亚洲的经济增长率是-1.7%，降幅比全球平均值-4.4%低了2.7个百分点；到2021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亚洲的经济增长率将一举回升到8%，比全球平均水平又要高出2.8个百分点。这种“衰退更轻，回升更劲”态势，意味着疫情进一步加速了世界经济重心向东亚转移的进程。

第六，疫情加速了中国发展格局转型。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全会为“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愿景目标提建议、定基调，提出要进一步加速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就经济总量而言，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从经济增量来看，中国早已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动力，中国发展模式因疫情恶化而加速转型，势必产生全球性影响。中国之所以要转换发展模式，构建新发展格局，毫无疑问与疫情导致的安全环境问题有关，包括产业安全、经济安全甚至是国民的生命安全，这些方面都使中国在面对越来越多的逆风逆水的国际环境时，必须更加重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疫情对世界经济及产业链的影响

姜跃春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的长期化可能导致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庸化”，但不排除少数国家经济恢复出现V字形反转的可能性，不过复苏的势头难以同步。首先，疫情将严重影响世界经济整体复苏的脚步。目前看，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趋势没有减弱，相反，西方主要经济体的第二次疫情高峰正在到来。这将为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复工复产增加困难，不少国家开始考虑二次“封城”和“封国”，因此全球经济的整体复苏尚需时日，未来一个时期或将延续“低利率、低投资、低增长、高债务、高风险”的基本格局。2020年11月中旬，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考察东京奥运场馆，并表示“非常有信心让观众坐在明年的奥运会赛场上”。日本新任首相菅义伟则表示，举办奥运会将是人类战胜病毒的标志。其次，走出衰退、实现复苏的关键在于找到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的最佳平衡点。这次全球经济大衰退的最大特点，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导致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自主性”停摆，因此控制疫情成为经济重启的重中之重。世界卫生领域多数机构认为，本次疫情可能会延续至2025年。在此情况下，各经济体如何实现控制疫情和复工复产的平衡，是能否走出危机的关键所在。再次，尽管未来的全球经济恢复可能呈现L形复苏趋势，但不排除某些国家出现V字形反转的可能。中国由于疫情防控卓有成效，可能成为世界经济中为数不多的靓丽风景。

第二，经济全球化基本趋势难改，但其表现形式或将发生变化。过去几年里，由于全球经济发展失衡、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加剧，民粹主义不断上升，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世界范围内“逆全球化”思潮涌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无疑会进一步加剧逆全球化思潮的蔓延。各国纷纷采取隔离防控、海关监管等疫情管控措施，短期内人员、要素流动必然受阻，这将导致全球化和开放发展在短期内受阻。不同国家对疫情的认识和应对方式不同，围绕疫情引发了诸多争论和矛盾，这会导致民粹主义、保护主义进一步发生、发展，进而造成部分国家把“内向化”作为经济对策的首要选择。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疫情在某种程度上放大了全球化的负面作用，因此可能导致全球化发展出现重大调整和结构变化。

需要指出的是，人类社会的生产要素跨境流动是科技不断进步和生产力不断提高的必然结果，不会以某些个人意志和个别事件的驱动而发生根本性改变。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进程中，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融入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之中，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通过在全球进行资源配置获得更多利润，发展中国家也通过参与国际贸易带动本国经济发展、实现经济赶超。世界各国在共同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红利时普遍受益，各国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关系。回顾国际经济史，无论是中世纪流行于欧洲的黑死病，还是20世纪初席卷全球的西班牙大流感，都对当时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带来危机和破坏，但最终都没有阻断经济活动的跨国运行。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全球重大危机，对经济全球化的破坏力也许是空前的，但从一个较长的历史周期看，疫情难以中断经济全球化的总体进程，世界不会重新回到互不相干的黑屋时代。可以预见，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新技术革命引发的新一波经济全球化的车轮必将滚滚向前，“碾压”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各种阻碍。

尽管经济全球化的内在逻辑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但其表现形式可能会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中美博弈不断升级，与中国“脱钩”已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选项。尽管两个大国要在经济上完全脱离十分困难，但美国“国家安全”概念的泛化发展，导致一些国家在科技的某些领域与中国“脱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加上美国逐渐切断与华人往来，不能排除未来形成以中美两国为中心的两个半全球化经济体系的可能性。此外，由于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单边主义盛行，自由贸易体系正面临严重破坏，以争端解决机制为核心的WTO陷入困境。随之而来的是区域性自由贸易区加速发展，欧盟在英国脱离之后继续发展，北美、亚太地区各类自贸区呈现向高端化方向发展趋向。未来，以各大主要区域经济合作为中心的合作发展或将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表现形式。

第三，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会加速重构，但经贸领域“去中国化”的图谋难能实现。疫情冲击可能使全球供应链出现三个趋势：一是对外投资的多元化趋势。为防控风险、确保本国供应链的平稳运行，各国纷纷把对外投资导向多个国家和地区，避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以实现对外投资的安全化。二是内向化趋势。事实上，近年来确有一些国家经济持续萎靡不振，却把原因推给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因而产生制造业回流本土的政策主张。疫情暴发后，这样的政策主张更加强烈，将导致未来会有更多的国家做出产业发展“内向化”的选择。三是区域化趋势。即以周边国家作为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的重点区域，以该地区某一主要经济体为中心，以一定区域为半径，重点发展该地区的产业联合，形成以周边国家为重点区域的供应链，求得本国经济发展的相对安全。

在疫情流行和中美博弈加剧背景下，个别国家开始考虑以“撤离中国”为特征的所谓“去中国化”。美国强调与中国“脱钩”，日本政府也出台紧急经济对策，为在华日本企业撤出中国提供财政支持。事实上，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任何经济体想彻底摆脱与中国的经贸联系绝非易事。全球价值链、地区供应链的形成有其内在的经济规律和各自的优势基础，人为阻断不可避免地会伤害链条上的各个利益相关方。中国在这些链条上的作用和贡献已经成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又是经济高增长国家，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让全球经济遭遇重创，但2020年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中国经济还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去中国化”将严重干扰全球经济复苏的脚步。而且，中国作为东亚三角贸易的加工地，其产能、地域、劳动力优势依然明显，谁脱离中国，就意味着谁放弃了自身发展的机会。

中日科技创新合作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张季风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创新”概念由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最初提出，此后学界关于创新理论方面的研究没有中断过。科技创新大致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三个层面：（1）知识创新，如诺贝尔奖获奖项目等原始性、基础性创新；（2）技术创新，如开发核心技术，推出新的产品、新的生产（工艺）方法等；（3）管理创新，如开辟新的市场，建立效能更强、效率更高和费用更低的生产经营系统。可以说，科技创新是包括科技、组织、商业和金融等一系列活动的综合过程，实现路径包括内源型科技创新（自主研发）、外源型科技创新和国际合作型科技创新。其中，国际创新合作无处不在，且越来越重要。

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双边经贸合作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其中两国围绕科技创新方面的合作虽然在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个别项目上出现过问题，但也基本获得健康发展。目前，在不断克服各种困难的过程中，中日之间仍然在科技创新方面进行着扎扎实实的合作，正常来说不应当提出“中日科技创新合作的可能性”这样的幼稚问题。但是，近一段时间美国加大遏制中国的力度，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进而胁迫日本与美保持一致，在科技创新方面同步遏制中国，日本也或多或少采取了与美同步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不是问题的问题”就成了问题。即便如此，我认为中日科技创新合作仍具有可能性。从短期看，中美关系恶化可能对中日科技创新合作产生一定的干扰；着眼长远，美国遏制中国只能使中国更加强大，并可能促进中日科技创新合作。

进一步而言，中日科技创新合作存在客观必然性。一是因为中日经济相互依存度很高，其中也包含科技创新合作，只要中日经贸合作不停止，中日之间的科技创新合作是不会停止的。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是中国（按国别统计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两国之间每年有3000多亿美元的贸易合作，其中技术贸易占很大比重，而且占比越来越高。日本在华大约有3.5万家企业，好多大公司都在华建立研发中心，有些独资公司也设立了有中方人员参加的研究机构，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只要中日经贸合作不断裂、不“脱钩”，隐含于其中的中日科技创新合作就不可能停止。

二是中日科技创新存在互补性。比如在理论基础方面，日本走在了中国的前面，诺贝尔奖获得者频出，甚至出现了井喷现象，而中国截至目前只有一个。每一个诺贝尔奖项后边都有一个高端行业在跟进，因此可以说日本处于产业链条上游，在技术领域尤其是核心技术方面的水平总体高于中国。具体来看，日本不仅在国家或地区的科技竞争力排名中高于中国，而且在科技贸易水平上优于中国。就科技投入而言，近年来中国的研发经费急剧增加，但是如果按照科研人员数量加以平均，就少于日本了；研发经费的投资强度，日本早已达到3%以上，中国才刚刚达到2.1%左右。再从产出来看，中国的论文发表数量和专利数量都在急剧上升，但其中也存在不足。虽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申请专利数最多的国家，但基本都是国内专利，国外专利的数量还不如韩国，和日本的差距就更大。当然，中国有自己的优势，比如说研究人员、科研机构比较多，市场非常广阔，资金相对比较充足。但短板也很明显，如整体研究水平还比较低，科研体制和制度上与日本有相当大差距，而且产业基础比较薄弱，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以及核心零部件等都需要从国外进口。可见，中日之间在科技创新上有很大互补性，而且这种互补性在未来一段时间会继续存在。互补性的长期存在意味着中日未来的合作空间广阔，巨大的经济利益完全可以克服干扰，保持合作。

三是中日科技创新合作有强大的韧性。改革开放以后，大量中国学生赴日留学，发展到今天，中日的大学、研究机构以及企业之间在创新方面的合作已经相当紧密。科学没有国界，国际合作是必然趋势；而且，科技创新也是有周期的，前期投入了巨额资金，自然希望尽可能扩大收益，任何一个研发主体都不愿意看到“有技术无效益”的局面出现。因此，即便现在日本政府愿意屈从美国对中国采取封闭的政策，作为创新主体的日本企业家、科学家也未必会不顾利益地与其采取同步行动，师生之间、企业之间形成的合作机制与坚实基础不会因为美国干扰而轻易坍塌崩溃。

未来中日之间的科技创新也存在合作的必然性，在此主要提及两点理由。一是中日双方存在科技创新合作的内在需求。先看日本方面，战后以来科技创新也是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创新不足。随着日本的人口少子老龄化，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等要素投入越来越受限，创新将成为最大的驱动。从全要素生产率来看，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攀升至最高，后来逐渐下降，2012年以后有所上升，现在又开始下降，未来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而其关键就在于进一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国也是如此，全要素生产率不及日本，更需要进一步推动创新。而且，中国正在推动经济发展从数量增长走向高质量发展，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十四五”规划的一个重点就是科技创新，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格局下，中国离不开国际性的创新合作，也需要同日本进行合作。

二是科学技术进步必将促进国际合作。在全球化背景下，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包打天下，加强国际合作是必然趋势。日本作为发达国家，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双方在创新方面各有所长，可以优势互补、共同前进，这样也能够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中日两国未来的创新合作大势是任何势力都不能阻挡的。中国已经敞开建立了很多中日创新合作示范区，日本的企业、科研机构以及研究人员也有与中国进行创新合作的意愿。可喜的是，虽然日本此前也曾参与对华为的围堵、对接受中国留学生加以限制，但菅义伟内阁成立以后发生了变化，比如暂缓参加美国主导的所谓“清洁网络计划”，这应该算是中日双方加强合作的一个良好开端。

总之，中日两国存在科技创新合作的内在需求，而且具备良好的合作基础，继续进行合作有可能性也有必然性。中日两国经济依存度很高，经贸合作应该再上一个台阶，科技创新合作就是其中最重要的选项之一，某一个国家的讹诈、封闭、极限施压是行不通的，是短期的。未来的中日合作充满了挑战，但前途是十分光明的，如何加强合作取得双赢需要智慧，需要中日科技界以及其他各界的共同努力。

从产业层面看中日创新合作

丁可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日本和中国的企业创新模式和产业创新体系都有很强的互补性，日中两国存在巨大的创新合作空间，同时也面临诸多课题，需要认真思考。

具体来看，首先是企业的创新模式，日中之间的对比很明显。日本的企业擅长连续性创新，而中国企业的强项是颠覆式创新。日本企业针对对生产率和产品的性能或者精度等起关键作用的长周期技术，比如半导体材料、精密仪器、机器人、机床等上游产业以及汽车、纺织、食品等传统行业，坚持反复试错、积累经验、寻求突破，实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新。这种持之以恒、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应该说是日本企业非常拿手的。反观中国企业，更擅长颠覆性创新，在商业周期短、技术变化快且更容易被颠覆的创新领域取得了较大成功，最有代表性的包括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云计算等数字经济及相关行业。要在这些行业取得成功，好的想法、活跃的企业家精神、庞大的市场、充足的资金以及快速的反应等等都是必需的，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正在经历这种发展模式，实现了高速经济成长。

其次，关于产业创新体系。日本的产业创新体系大致有三个特点，即国内本土创新企业主导，以大企业的中央研究所或者地方产业集群为基地，产业上下游所涵盖的创新主体以及产官学之间长期深入高质量协同发展。由此，日本在微观领域培育了大量隐形冠军，拥有自己的技术优势，这是日本的特色。而中国的产业创新体系，也是一个相对完善的系统，包括以强劲的全球联系为前提、高度开放的创新系统以及孵化基础科学成果的强大生态系统。

基于上述企业创新模式和产业创新体系上的互补性，中日之间有很大的创新合作空间，迄今为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以二维码技术为例，二维码是日本汽车零部件生产商电装公司开发的，而在世界上推广开来的却是中国，现在全球每天有一百亿的使用量。

最后，关于日中创新合作面临的主要挑战或者说课题，可以说是三个悖论或困难：一是开放的创新体系和逐渐严格的敏感技术管控之间的矛盾；二是大数据广泛应用和不断强化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矛盾；三是重视实现创新双赢的企业与受地缘政治左右的政府之间的矛盾。中美之间的对立使这些矛盾进一步深化，但是作为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以及世界闻名的创新大国，中日一定会克服这些困难，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创新成果。

中日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经验互鉴

冯文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

在人口老龄化这个领域，中日交流和合作的空间非常大，而且在这个领域不存在大的争议，两国无论是政府还是研究人员或者民间，应该都希望推进双方合作。日本已经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国家，中国的老龄化也在不断深化，老年人口规模全球第一，应对老龄化成为两国共同面临的问题。

二战后，中日两个国家分别经历了不同的人口生育高峰，中国是三次，日本是两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现在开始进入老年期，自然造成了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另外，从生育水平角度来看，中日两个国家在战后都经历了从高出生、高增长到低出生、低增长的转变，由于具体人数和出生率不同，所以出现的时期也有所不同。按照国际惯用标准，一个国家65岁以上人口的占比超过7%为老龄化社会，超过14%则进入老龄社会，日本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进入了老龄社会，而中国预计将在“十四五”期间的2022年从老龄化社会变成老龄社会，未来老龄化趋势将更加严峻。

对中日两国进行比较发现：从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间来看，日本是在1970年，中国是在2000年，晚于日本30年；从倍增时间来说，从老龄化社会发展到老龄社会的时间，应该说两个国家差不多，都是20多年；老龄化导致人口结构变化，带来了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但中日两国又有点差异，在日本备受关注的少子化问题在中国刚刚有所抬头，未来中国也可能会走向老龄化和少子化并存的方向，应对生育问题在中国也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老龄化问题已经成为两个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中日都需要在各自制度环境下探求应对策略。

中国为应对老龄化而实施的政策，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计划经济时期、20世纪80年代对“老龄化”做出新的拓展、90年代出台法律为老年人提供保障，以及2013年推进养老服务的全方位发展。2013年，中国进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详细数据出台，中国的老龄化速度比预想快很多，国家开始全面应对老龄化发展。具体政策包括：（1）老年经济保障。中国为筹集财源进行了一系列改革。（2）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中国以居家为基础，以社区为依托，也进行了一系列政策调整。（3）老年健康服务体系。随着老年人护理照料需求不断增加，尤其是进入“十三五”规划期，中国开始推行医养相结合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在90个城市做试点，医养结合机构超过4000家。（4）老年参与体系。近年来中国全力推进上述四个体系的建设，事实上这几个体系在日本都存在，中国在完善相关制度过程中也学习了很多日本经验。

最近，中国应对老龄化的举措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使政策服务对象进一步覆盖全部人群。截至2019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达到2.64亿人，比日本总人口还要多一倍，居家养老、家庭养老将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重点。二是从医养到康养，通过医疗服务提升健康水平，让更多老年人以健康状态安享晚年。三是促进老年人的经济参与。这也是日本正在做的，我们向日本学习经验的同时，推进制度构建。四是探讨如何在新技术革命的背景下，将养老服务事业发展和产业发展相结合推进。围绕上述领域，无论在产业界还是政策界，以及在大学、研究机构，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交流都越来越频繁。中国政府和企业从不同角度去学习日本，把日本经验引进来；同时中国也在自己特殊环境下探索如何为老年人构建良好的养老服务体系，有一些独特的模式设计，包括发展互助养老解决农村留守老人的问题等。

老龄化问题是中日两个国家都面临的共同挑战，而且这个挑战在不断深化。日本较中国更早面临这一问题，提供了好的经验和尝试，现在又面临新的问题；中国向日本学习的同时，也能反过来在一些领域提供自己独特的贡献。可以说，中日两国在过去有非常好的合作，期望未来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方面也能展开更深层次的合作。

日本环境治理的产业化制度与中日合作的可能性

李国庆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新阶段，而日本在环境经营方面已经积累了出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

“环境经营”这一概念指通过积极的产业活动，供给有助于环境保护的生态产品与服务，实施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实现社会经济体系向环境友好型转变。环境经营具体包括事前的降低环境负荷的技术、事后的针对环境污染的治理以及绿色经济的形态，还有节能节水和再生资源的利用等。在传统的工业理念之下，保护环境的投入将增加企业的负担，导致企业的收入降低，进而引发产品需求减少、企业竞争力降低。而在生态文明理念之下，环境经营强调的是资源循环利用、废弃物处理和生物资源利用，从而创造出新的环保技术，激励技术创新，扩大投资机会。

环保产业的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已吸收就业人口280万人，其中“废弃物处理和资源的有效利用”吸引就业效果最为突出，该领域就业人口一直占环保产业的50%—60%。近年来，“防止气候变暖”相关环保产业的就业人口增加显著，占环保产业的1/4左右，2017年其规模已增至2000年的6.6倍。环保产业中其他相关产业的就业人口占比分别为“防治环境污染”产业约占5%，“自然环境保护”产业约占15%。

就日本的环境发展机制而言，首先是日本政府对环境产业有很大扶持力度，针对未来发展重点出台扶持环保产业的项目并加以规划，最为著名的是1997年设立的生态工业园项目。根据这一制度，北九州设立了生态工业园区，和地方政府联合对环境产业进行投资，开展资源再利用技术和设施的研发。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日本按照行业组建跨企业的废弃物处理体系，共同设立前端处理技术研发体系，对环境的治理向前推至产品设计环节，开发新的产业技术包，并逐步推向市场，形成新的投资热点。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各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在此背景下探讨未来中日在各个领域的合作，我想具体就环境经营领域的合作提三点看法。第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是固体垃圾的处理。中国自2020年9月1日开始实行《固体废物污染环境治理法》，而且早在当年1月就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新的限塑令明确限制塑料产品的生产、销售和使用。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有成功的经验。以电冰箱为例，以往一台冰箱上需要使用十余种不同类型的塑料，这种设计提高了产品耐用性，却给产品的分解回收带来了巨大麻烦。现在生产厂家把塑料种类减少到三种，并在设计环节就考虑便于分解的技术，从前端开始介入废弃物的再利用。日本这种从设计环节开始的家电再生技术在世界上遥遥领先，未来中国和日本在环保产品设计领域具有很大的合作潜力。

第二，评估气候事件的风险对城市群的影响。这里需要用城市社会学的概念来划分空间类型，探讨每一种类型如何去应对气候风险，建设韧性城市和韧性城市群。在这个领域，日本已有值得借鉴的经验。日本千叶县柏之叶市是一个新型智慧城市，由三井不动产公司设计，创新性地提出与环境共生的低碳城市、就业产业创新城市、健康长寿城市理念。日立公司承担技术设备研发，开发新技术，如地区能源管理系统、楼宇能源管理系统、家庭能源管理系统，探索未来的城市形象。日本的韧性城市和智慧城市建设经验，对于正在建设中的雄安新区的气候风险调适具有重大参考意义。针对雨洪、高温等极端气候灾害的“城市韧性”指城市基础设施韧性、经济韧性以及社区韧性，是通过事前的科学规划，确保在遭遇突发自然灾害过程中，城市系统在不破坏其基本结构的前提下吸纳灾害、维持城市基本运转的能力，以及灾害后恢复初始状态的能力和速度。在解决现代城市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扰动、探索适应性调整方法和途径领域，中国和日本的合作潜力巨大。

第三是“东亚一日交通圈”问题。东亚一日交通圈是“双循环”的重要切入点。在保护主义抬头、自由贸易受阻、全球技术供应链重组的国际大环境下，对外大循环结构难以一蹴而就，需要加以分解，优先形成若干个区域、次区域“小循环”，作为建立国际大循环格局的切入点。为此需要具体分析地缘政治形势，选择条件好的周边比邻国家区域、次区域，培育合作支撑能力，逐步形成多极分散型循环结构。中日韩三国由于地理区位、产业经济互补性和历史文化渊源，具有实现东亚地区产业循环、市场循环、人员跨境流动的基础和可能性。实现以上海自贸区新片区为核心的东亚一日交通贸易物流圈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努力，一是建立高层次工程技术人员往来一日交通圈，二是依托新片区“东亚科技自由港”，推进与东亚国家在极端制造领域合作，三是创新数据流动制度，实现一日物流圈。

建设一日交通贸易物流圈的路径，一是在新片区建立境外高端技术人才备案制度，实行特殊的工作落地签制度，确保在新片区落地的高科技企业技术人员实现快速入境的便捷服务。二是推动一日物流圈建设，搭建中日韩自贸区编码统一的物联网，建立货物的数字身份证制度，提升物流效率。三是加大新片区内在的制度创新动力，建立增值电信业务，特别是在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建立独立体制，实现互联网接入自由、推特和谷歌等接入自由，打通跨境资金流通和数据贯通渠道，让数字经济的优势在新片区得以充分发挥。在东亚一日交通贸易物流圈建设领域，中日两国合作既具有迫切性，也具有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