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师范大学教授陈秀武、吉林省社科院日本所助理研究员李晓晨在《日本学刊》2021年第2期发表《安倍晋三执政时期的“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评析》（全文约3.1万字）。

陈秀武、李晓晨认为，安倍晋三第一次执政期间，日本制定《海洋基本法》，设置综合海洋政策本部，明确了以“新海洋立国”理念为特征的海洋战略。2012年底安倍再度执政，制定《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又相继出台第二期和第三期《海洋基本计划》,日本海洋战略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框架下逐步明确了“海洋安全保障”向“综合海洋安全保障”转变的走向。第一届安倍政府以来日本出台的一系列海洋相关法律，是其海洋安保战略的法律基础。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安倍政府的“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与“印太战略”“北极政策”形成了互补态势。“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是安倍政府意志的“完美体现”，以“利益、遏制、否定”为主要特色，以宣扬“海洋法治”对冲中国海洋政策为目的之一。菅义伟政府的海洋战略，既存在对安倍政府“综合海洋安保战略”的继承，又有相应的变化。

（一）“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的践行措施

第三期《海洋基本计划》明确提出“综合海洋安全保障”后，日本相继出台了《2019年度以后的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2019—2023年度）》以及《关于F-35A获取数量的变更》等，为配合海洋安保战略变化提供了政策支持。它们为日本海洋安保战略提供了新的政策保障的同时，还提供了具体行动方案。

1.“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的基础实施方针和辅助政策支持

第三期《海洋基本计划》确立了“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勾画了具体实施的基本框架，将“海洋安全保障”的政策支持分为基础性措施和辅助性措施两种。

2018年内阁府还公布了《宇宙基本计划工程表》，将“MDA体制”纳入其中，在太空领域配合海洋安全保障，进而赋予海洋安全保障更加鲜明的“综合性”特征。“太空领域的海洋安保”同样在日美合作的前提下展开，使“综合海洋安保战略”更为立体。

2.“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与“北极政策”的关联性

2013年4月内阁府出台的第二期《海洋基本计划》，提出将北极的开发利用作为海洋安保战略的重要内容。2015年10月，日本综合海洋政策本部制定了《我国的北极政策》,以研究开发、国际合作、持续利用等三个领域为中心，为日本在经济利益上共享北极航线、共同开发等提供政策支持。同时，《我国的北极政策》阐明，日本“关注北极的必要性”之一是“安全保障”，北极成为日本海洋安保的重要对象。在《北极政策研究计划报告书》（《北极政策 PT》）中，规定北冰洋为日本综合海洋政策本部出台的《强化我国海洋状况把握（MDA）能力的对策方针》的对象海域。将北极纳入综合海洋安保战略的对象范围，有效推进“北极政策”，有积极应对域内相关国家以求保障日本自身安全的考量。从逻辑关系角度分析，日本的“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对象水域北向延伸直接指向北冰洋，而日本的“北极政策”恰好是该战略在北极问题上的细化。

3.《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对“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的充实

围绕“海洋安全保障”，安倍政府出台的《2019年度以后的防卫计划大纲》是带有全面性的“防御大纲”，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2019—2023年度）》则是对防卫力量建设和发展进行规划的基本方针。

《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2019—2023年度）》规定，依据海上自卫队的整备力量，以“开放稳定的海洋”为共识，根据“印太构想”与拥有共同价值观的相关国家共同进行训练、演习，在装备技术层面展开合作，做到信息共享，进而推进日本的海洋安全保障。该计划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印太构想”以及“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等全部连接起来。近年来，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执行能力和作战能力大幅度提升。

4.设立“强化海上保安体制的相关阁僚会议”与“经济协作基础设施战略会议”（简称“经协会议”），针对重点提升综合海洋安保战略的统筹实行力 

2016年12月21日，安倍内阁通过了召开“强化海上保安体制的相关阁僚会议”的决议，并通过了《关于强化海上保安体制的方针》。设立“强化海上保安体制的相关阁僚会议”的真实目的，即是针对中国公务船实行所谓的“领海警备”。在日本全国11个管区设立海上保安本部和海上保安部，实行一元化组织管理。2019年12月20日的第四次会议上，对实现“印太构想”做了部署，鼓吹“海洋法治的基本价值观”，协助“海上通道沿岸国家强化海上保安能力”。2020年12月21日的会议，提出了以增强海上警备力量为主要内容的强化海上保安体制。   

2013年安倍晋三设立“经协会议”，一个重要的目的是推进对东南亚的经济开发与基础设施投资。之所以将重点放在这个地区，是由于东南亚处于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连接处，亦即两洋的交汇处。从地缘政治学角度观之，东南亚海域位于“第一岛链”的前沿，因此被日本视为推进海洋安全保障战略的重点水域。从日本政策的连续性看，“经协会议”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为日后“印太战略”打下了基础，在经济上为日本“海洋安全保障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助力。

综上所述，日本的“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从海域范围看，该战略涉及印度洋、太平洋以及北冰洋等水域；从战略实施的手段看，在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为指针的前提下，与“印太构想”、“北极政策”、“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太空基本计划”、“强化海上保安体制”以及“经协会议”等相辅相成、协调发展；从执行的部门看，包括首相官邸、内阁官房、内阁府、外务省、文部科学省、国土交通省、防卫省、海洋政策本部、海上保安厅等。

（二）“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的评价

以国家安保“总纲”为指导，日本的海洋基本规划从“海洋安全保障”升级为“综合海洋安全保障”，并动员省厅的力量参与其中。而且，“综合海洋安全保障”与“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北极政策”等形成了“相互补充”态势。

1.日美同盟是其后盾

安倍晋三执政时期，日本在外交政策上始终不变的是坚守日美同盟，调整同盟机制，使日美关系不断升级。在“日美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与“印太战略”上，安倍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深度合作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以日美同盟关系升级扩容为核心的日本防务政策的变化，都充分说明日美同盟已经是“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的后盾。2017年11月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利用互访达成了诸多共识。除此之外，日美还共同与澳大利亚、印度开展多边战略协调，分别举行了日美澳、日美印三边首脑会谈，发表共同声明，宣布将联合推进“印太构想”，加强在基础设施投资、地区经济开发与海洋安全保障方面的合作。这标志着以日美同盟为基础，日本同盟圈的扩大。

2.安倍内阁统合力的体现

2007年1月，安倍政府将日本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将其置于和外务省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不仅仅是称谓的变化和日本内阁政治结构的改变，还意味着为“日本自卫队壮大实力创造了条件”，为突破“专守防卫”打下了基础。此后，安倍政府出台了《海洋基本法》，并成立了由首相主导的“综合海洋政策本部”。这样就可以根据事实或“想象的海洋国际形势”，由首相主导国家海洋战略的走向。虽然第一期《海洋基本计划》是由继任的福田康夫完成的，但是其基本上继承了安倍内阁的想法。直到第三期《海洋基本计划》明确提出“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完成了安倍内阁的海洋战略构想，补充和完善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安倍政府海洋安保改革的核心目标是进行“战败束缚总清算”。具体体现在：通过立法及修改法律构建法律保障；以国家安保战略为顶层设计，将“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与“印太战略”和“北极政策”对接；确立新安保法由专守防卫转向战略扩张。安倍政府“相当程度上实现了破除战败束缚、架空宪法第九条的目标”。

3. 以“利益、遏制、否定”为主要特色

“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体现了安倍外交走向的趋势，尤其在对华政策上，将“利益、遏制、否定”诠释得淋漓尽致。安倍政府将“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放在国家的整体利益上加以思考，本没有更多可指责的必要。但是仔细研读安倍政府出台的《外交蓝皮书》、《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等文件发现，其在阐释制定相关战略的必要性时，过分渲染了中国的海洋活动。从利益层面考察，此举有抢占亚太地区主导权、为国家谋利的考量。从遏制层面考察，“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继承了以日美为轴心的对华遏制战略，并与“印太战略”和“北极政策”相衔接，以在国际社会寻找同盟、联手遏制中国。与此同时，日本还不断对中国的海洋活动和主张予以否定。

4.以政府间的国际峰会和民间主办的国际会议为平台宣扬“海洋法治”，以此对冲中国

2019年11月4日，在第14届东亚峰会（EAS）上，安倍晋三发表演讲时再次谈到“印太构想”，将其对接到《东盟印太展望》（“AOIP”），以实现“相乘效应”。在中国南海问题上，他再次发声，提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平解决纷争”的重要性，“强烈期待《南海行为准则》框架文件（COC）能够成为有实效性的实质内容”，“完全支持东盟的‘法治外交全过程’和‘航行及航空自由’以及‘非军事化及自我控制的重要性’”等。

在“亚洲安全会议”（ASC）上，日本也强调海洋安全保障，以拉拢西方国家对冲中国的东海与南海政策。在2014年5月第13届亚洲安全会议上，安倍晋三正式提出“海洋法治三原则”，企图以此树立日本法律捍卫者的“光辉正义”形象。日本还利用“慕尼黑安全会议”（简称“慕安会”，MSC）兜售“印太构想”。2019年2月15至17日，参加第55届“慕安会”的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宣称，“日本正在推进‘印太构想’，除日本外，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法国和英国也将参加，德国也将参加”。在2020年2月14至16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召开的第56届“慕安会”上，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在“亚洲安全保障问题”的小组讨论中，继续兜售日本的“印太构想”，并阐释了改善“物理连接性、人才连接性和制度连接性”的重要性。此外，茂木敏充与中国外长会谈提及的东海海域相关话题，与美国蓬佩奥在会上针对南海等问题的对华直接责难形成了互动与配合。

在某种意义上，安倍政府的“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促发了太平洋海域的“非安全”状态。该战略与“印太构想”“北极政策”等发生连接后，成为覆盖西太平洋与印度洋等广大水域的战略。2020年8月底，安倍晋三因病辞去首相职务，菅义伟上台执政，象征着“后安倍时代”的到来。虽然菅政府的施政方针并非对安倍路线的原样继承，但是日本的“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仍有延续性，我们应该警惕其未来走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