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范强、日本新潟大学现代社会文化研究科博士后研究员徐学斐在《日本学刊》2021年第6期发表《美日同盟台海危机管理机制与日本角色的转变》（全文约2.5万字）。

作者认为，美日同盟对中国的威慑手段由美国单方面军事威慑转变为依靠提升同盟威慑力。日本与中国的领土纠纷提升了其维护同盟的需求；更加支持美日同盟的舆论拓宽了日本政府的活动空间；行使集体自卫权提升了日本对台海危机的影响力，日本由不愿过度卷入的旁观者转变为积极介入者。美国通过积极的对华沟通机制成功避免误判，而日本的言行却加剧了中国对其介入台海危机的疑虑。根据国际危机管理的相关理论，本文将重点关注美日之间如何协调以向中国发出威慑信号，如何与中国进行增信释疑以确保彼此不会误判。

（一）威慑信号的发出与传递

为应对台海危机，美日认为必须向中国传递强硬的遏制信号使中国意识到战争的风险，迫使其放弃武力进攻台湾的意愿，从而防止台海危机升级、维持台海地区现状。但是，由于中美国力的此消彼长，美日威慑信号由美国单方面实施军事威慑转变为更加注重提升同盟遏制力，日本则从消极应对、不愿过度卷入的旁观者转变为重要的参与者，其对提升同盟威慑力方面的影响明显提升。

第三次台海危机时，美国在台海地区占据全面优势，中美实力的巨大差距让美国并不认为中国具备在台海问题上真正挑战美国的军事实力。美国基于中美军事实力的巨大差距认为中国大陆不会真正进攻台湾，但为了捍卫地区安全承诺，决定通过派遣两艘航母向中国传递威慑信号。至于日本，由于当时国内政局不稳定、法律限制以及对日中关系的顾虑，其不愿过度卷入台海冲突，美国也不愿被日本国内政治和法律限制行动自由，因此美日之间并未进行有效协调。

随着中美实力差距迅速缩小，在台海问题上，美国开始强调对中国发出更加强硬的威慑信号。目前美国认为所谓台海军事平衡已经被打破，天平开始向中国大陆倾斜，这使得美国只能拉上日本，提升美日同盟威慑力。一方面，美国对日本施压，要求其在2021年3月美日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2 2会议” 声明和4月美日首脑会议声明中提及台海问题；另一方面，除了美日之间一系列军事演习之外，美国还积极推动美日同盟一体化，其中的典型事例就是推进在日本部署中程导弹议题，试图借助日本的力量恢复对中国的导弹威慑能力。

从日本角度而言，东亚安全环境的改变提升了日本维系日美同盟的需求，日本国内政治、法律和舆论环境的转变又明显提升了日本在同盟威慑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东亚地区安全环境的紧张提升了日本对日美同盟的需求，而美国实力的下降又迫使日本必须提升对同盟的支持，特别是以介入台海危机来换取美国兑现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安全承诺。其次，地区局势的变化也在客观上改善了日本国内舆论对日美同盟的态度，拓宽了日本政府的活动空间。根据日本内阁府民调，日本民众对《日美安全条约》给予积极评价的受访者占比在2012年升至81.2%，2015年甚至一度高达82.9%；对安保体制（日美合作 自卫队）给予积极评价的占比在2015年达到84.6%；认为自卫队规模合适的占比保持稳定，而认为应当增加自卫队防卫力量的占比持续上升至29.9%，是2009年的两倍有余。这种认识变化也影响了日本民众对台海形势的态度。根据2021年4月26日《日本经济新闻》公布的民调数据，74%的日本受访民众赞成日本参与维护台海稳定，反对日本介入台海的受访者占比仅为13%。另外，目前日本国内政治和法律环境的变化改善了日本政府履行同盟义务的条件。目前日本国内政局较为稳定，在野党无法挑战自民党的执政地位。稳定的政权促使安倍晋三在任时设立国家安全保障局，强化了首相官邸权力，并于2015年通过颇有争议的安保法，解禁集体自卫权，明显提升了日本对日美同盟的支持能力。

上述认识和环境的转变提升了日本介入台海危机的意愿，其对日美同盟台海危机管理机制的作用也明显提升。在政治层面，日本以“战略模糊”姿态进行法律准备，提升介入能力和同盟威慑力。在军事层面，日本更加积极地推动日美同盟军事合作，有意在同盟分工体系中突破“盾”的定位、承担更多“矛”的责任。总之，日本在台海问题上已经由不愿被卷入的旁观者转变为积极介入者。

（二）增信释疑：对华沟通

美日并未与中国建立关于台海危机的统一对话机制，两国均单独与中国进行沟通。美中通过积极对话，减少了对战争风险的误判，而日本的一系列言行却加剧了中国对其介入台海危机的疑虑。

中美之间围绕台海危机进行对话的时间更早、人员级别更高、内容更为详细，而日本则缺乏对华沟通的意愿，对华沟通的时效性和效果明显逊于美国。第三次台海危机期间，为了确保不发生误判，中美两国充分利用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访美的机会进行沟通，实现了中美高层之间的顺畅沟通，避免误判。但是，与美国形成对比的是，日本未能在危机期间与中国领导层实现有效沟通，导致中国对日本跟随美国在台海问题上表态大为不满。1997年，时任外交部部长钱其琛与池田行彦外务大臣会晤时，就曾批评日本是唯一介入美国挑起的麻烦之中的国家。

第三次台海危机后，对于中国对美日同盟再定义是否针对中国存在疑虑，美国通过积极解释取得中国谅解。1996年6月，与克林顿总统关系密切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安东尼·莱克访华时向中国详细介绍了美日安全合作的目的和方向，并与中国进行充分讨论。这次沟通取得了良好效果，其中一位参会的中国官员向莱克表示，“如果在共同宣言发布之前就与我们进行如此详细的讨论，我们就不会对它有这么多的疑问”。而与之相对，日本则缺乏相应的意识和行动。虽然日本也向中国进行了通报，但与美国相比，通报人员级别太低，内容不如美国详细，而且时间太晚。日本直到1997年3月进行第四轮中日安全对话时才不得不被动回应中国的质询，而且司局级对话明显低于中美对话级别，难免会让中国怀疑日本的诚意。

在应对当前台海问题时，美日之间在对华沟通方面的差别仍然存在。2021年3月10日，美国在美日“2 2”会谈之前就主动邀请中国外交高层举行会晤，这种积极的姿态有利于消除中国的疑虑。而同一时期，日本的对华沟通却十分消极。我们并未看到日本在“2 2”会议前后主动向中国通报会谈内容的公开信息，中日之间的沟通还是美日首脑会谈即将举行之际才由中国主动发起。2021年4月5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主动致电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表达中国对美日首脑会议决议继续写入台海问题的关切，表示“中方希望日本作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客观、理性看待中国的发展，而不是被一些对中国持有偏见的国家‘带节奏’”。日本媒体认为，王毅选择在中国清明假期致电日本外务大臣，体现出中国对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异常重视。

当前，面对台湾岛内政治势力引发的台海紧张局势，虽然中美均尝试以突破传统框架的新方式向对方传递威慑信号，但是中美两国的自我克制和积极对话机制有效降低了台海危机迅速升级的风险。虽然日本政府一再表示遵守中日政治文件中对台湾问题的承诺，重视台湾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但是日本个别政界人物不时发出的与政府表态的“不和谐”声音直接加剧了中国对日本的不信任。

通过上述研究，本文认为：在威慑信号发出和传递方面，由于中美两国实力此消彼长，台海军事平衡被认为已经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变，这使得美日同盟对中国的威慑手段由美国单方面军事威慑转变为依靠并提升同盟威慑力；日本由不愿过度卷入的旁观者转变为积极介入者，且影响力明显提升，日本已经成为影响台海危机管理的重要参与者；

在增信释疑方面，美国通过积极的对华沟通明显降低了双方发生误判的可能性，但是日本一系列的外交言行却加剧了中国对其介入台海危机的疑虑。

未来，我们需要研究如何巧妙利用日本国内出现的对华政策分歧促使日本提升对华政策积极性，使日本民众对本国行使集体自卫权介入台海危机的态度向和平主义方向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