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徐梅在《日本学刊》2022年第1期发表《新形势下日本强化经济安全保障及其影响》（全文约1.5万字）。

徐梅认为，近年来，日本不断强化经济安全保障，谋求科技优势，维持产业竞争力，增强经济自主性，并通过与欧美等国家加强协作以参与和引领国际规则、重塑国际秩序，提升自身的存在感。这些趋向会给日本带来一些影响，也会波及相关国家以及地区乃至世界的发展。

其一，维护日本国家利益，加快推进国家战略。

保障国家安全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国家战略目标，而确保国家利益是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衡量基准。根据日本官方文件，日本的国家利益不仅包含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继承文化和传统，确保国民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以及维护和捍卫以西方价值观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等内容，也强调维护日本的和平与安全、实现国家存在感、维护自由贸易体制。保持国际竞争优势和较强的经济实力，是实现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目标的基础。日本在关键技术、供应链、对外经贸方面积极增强自主性和主动性，与欧美国家加强合作，旨在确保本国资源的有效供给、整体经济福利不受损害、维护经济体系独立稳定运行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进而实现基于日本国家利益的国家战略。

在逆全球化思潮涌动、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民族主义对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安倍晋三二度执政后，公开提出“积极和平主义”国家战略方针。日本为摆脱“战后体制”及其影响采取更为主动的外交政策及对外战略，谋求国家独立性。修改“和平宪法”是新时期日本重要的战略目标，安倍内阁时期日本就已加快推动扩军修宪。在中美博弈叠加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革提速，日本也加快推进国家战略调整。岸田文雄首相一上任就将强化经济安全保障作为政府要务之一，并试图增加国防支出，推动修宪进程，寻求在国际新秩序塑造中获取战略主动性。

其二，增强日本经济韧性，抵御风险和不确定性。

在经济数字化转型加快、军民技术融合加深、国家战略调整提速、供应链风险凸显的背景下，日本通过资源配置功能调整国家安全保障对策，尤其注重从经济方面寻求战略性提升风险应对能力，以减少外部冲击、保持经济社会稳定发展。鉴于科技竞争力是经济、政治、军事安全领域竞争的关键，也是引发国际摩擦的重要因素，日本积极促进高新技术研发的同时，陆续出台了一些措施以防止敏感技术外溢，其目的在于保持日本在全球的技术优势和产业竞争力。

对于那些发展经济所必需的资源、供应链等要害环节，日本官方较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一要储备，二要构筑与同盟国之间的供应链。尽量减少日本与非同盟国之间的供应链依存，如果必须与这些国家组建供应链的话，尽可能开发相关替代品”。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增强经济自主性、稳定性的政策思维，并且已经付诸实践。近十年来，在政府政策导向下，日本积极寻求稀土的替代供给，对中国的稀土进口依存度逐渐下降，目前已不到60%，今后这一趋势将会持续。

其三，参与和引领规则重塑，提升地区及国际存在感。

掌握国际规则制定权，可扩大国家利益空间，推动全球竞争版图朝着有利于本国利益的方向转变。这比单纯的经济贸易增长更加重要，也是衡量强国地位的一个主要标志。历史上每一次国际秩序的重大变革，都会引发有关国际规则的激烈竞争。在百年变局下，日本对外战略“在倡导以规则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的同时，通过国际合作建立危机管理体制、与‘志同道合国’加强协作，促进经济安全保障合作，以此作为两个轮子，引领未来国际秩序的形成”。可见，日本通过强化经济安全保障，试图在国际规则及秩序重构方面发挥引领作用。2020年6月，日本自民党成立“新国际秩序创造战略本部”，旨在推动形成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国际秩序，保障国家安全。

推进FTA/EPA战略、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全球治理，是日本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形成的重要表现。截至2021年3月，日本已生效和签署的FTA/EPA覆盖其对外贸易的80.4%。由于数字、绿色低碳领域日益成为各国促进经济增长的抓手，也是大国争夺经贸规则主导权的焦点，2018年以来日本签署的日欧EPA、日美贸易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均涉及数字化内容。随着主要国家设定“碳中和”目标，世界经济出现低碳化、脱碳化发展趋势，在该领域具有一定优势的日本自然希望“通过灵活运用这些科技能力在国际上有所表现”。

其四，降低对华经贸依存度，制衡并削弱中国影响力。

继特朗普之后，拜登政府对华继续实施打压和遏制政策。2021年3月，美国公布《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指针（暂定版）》，将中国视为“唯一能够通过经济、外交、军事、技术力量来持续挑战稳定、开放的国际体系的竞争对手”。作为美国盟友，日本在对华政策上有追随美国的一面。在科技方面，日本出现对华设防、牵制中国高科技发展的倾向。2018年12月，日本政府对自卫队、中央省厅使用的有关信息通信设备采购指导方针进行了汇总，将华为、中兴等中国产通信设备排除在外。日本长期从事经济安全保障问题研究的专家村山裕三认为，拜登政权的诞生对日本来说是机遇，日本应将具有“战略不可或缺性”的技术积极应用于国防领域，与美国等盟国及伙伴国之间构筑国防产业供应链，尽快引进前沿技术，建立一个可以抗衡中国的系统。

在供应链重构方面，日本与东盟于2020年7月达成“经济复苏行动计划”，2021年4月与澳大利亚、印度宣布启动“供应链弹性倡议”，均涉及地区供应链问题。在2021年9月召开的日美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上，涉及启动半导体供应链计划、确保半导体及其重要部件的供应链安全、联手打造稀土供应链等议题，虽未明确针对中国，但客观上对中国的影响最大，很可能会弱化中国在相关领域的地位并延缓发展进程。在网络建设、数字经济转型等方面，日本还积极援助东南亚等国家，以防止中国将强有力的政府领导与产业竞争优势相结合、对外输出“中国标准”和“中国模式”，从而削弱日本在该地区的存在感。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对华政策上也有区别于美国的一面。在对美关系上，日本谋求提升自身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在对华关系上，日本在极力形成战略优势的同时，也因自身经贸上的“刚需”而希望中美关系“斗而不破”。

其五，加剧大国竞争与矛盾，引发地区及国际局势紧张。

由于发展军事力量受限，战后日本一直重视产业技术的军民融合，民间企业掌握了大量可转化为军用的技术，日本的这些技术很多也被美国用于国防领域。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电子技术在国际市场形成竞争力，80年代初其半导体存储器DRAM在全球的市场份额超过美国而居世界首位，到1986年这一份额高达约80%，其中很多民用半导体技术被美国用于武器制造。目前，日本已经具有将国家财富、民用技术快速转化为军事力量的能力。而且，日本虽然是无核国家，但一直被称为“没有核弹头的核国家”。

鉴于上述情况，加之科技的迅猛发展，使民用技术与军用技术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强化经济安全保障、扩大保障对象的范围，会导致相关政策出现随意性倾向，使经济问题政治化进而引发纠纷。不仅如此，在国家经济安全保障的名义下，日本可以更加灵活地运用ODA等经济外交工具及经济制裁等手段，将民用技术更多地运用于军事领域，增强日本的防卫力量。这会破坏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加剧大国军备竞赛，使地区和国际安全形势趋于动荡复杂。

其六，有悖于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原则，影响企业效率且易形成利益集团。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经济安全保障，实际上是调整政府对经济生活的介入与市场机制之间的组合比例，即相对增加了政府干预的成分。基于经济学基本理论，经济安全保障的范围过大，则意味着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介入过多，会影响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不利于提高产业竞争力和促进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日本以安全保障名义调整政策、制度，强化对经济活动的审查和干预，会扭曲市场行为，降低对外开放程度及经济运行效率，也会给正常的科技经贸往来增添壁垒，弱化本国的营商环境，影响外资、人才的流入。

在新的形势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变局更加复杂，市场、技术的可获得性减弱，以往那种生产中心相对集中在少数地区、效率优先的经营方式正在发生变化。在产业布局中，成本因素的分量下降，而兼顾成本与产业安全的考量因素上升，这对市场效率及国际经贸体系会产生负面影响。日本扩大对贸易、投资、技术等的监管范围，强化产业、经济“自主性”，实际上是推行带有保护色彩的产业政策。一些产品和技术成为被限制或制裁的对象，相关企业也会被迫调整经营策略，比如，对于半导体芯片等供给短缺或存在供给风险的零部件，需要保持一定库存和供应链多元化。“当经济问题必须从政治角度来做决定的时候，通常消费者的利益会被忽视，而只顾及劳工及厂商等特殊团体的利益”，这会加大企业运营成本，最终转嫁给消费者，同时也容易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挑战现有市场秩序和监管。

综上可见，日本强化经济安全保障的根本目的在于获取国家利益、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无论日本政局如何变化，在大国科技竞争日益激烈、国际秩序重构加速、中国发展势头不可阻挡、日本谋求国家存在感和独立性的社会思潮升温的态势下，强化经济安全保障是日本未来发展的一大趋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