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高洪、吴限在《日本学刊》2017年第5期发表《中日关系的既往、现实与未来——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全文约1.3万字）。

高洪、吴限认为，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至今的道路并不平坦。20世纪90年代前期，中日双方尽管在台湾问题、历史问题、领土问题等方面产生过一些矛盾和摩擦，但本着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精神处理重大问题，友好合作仍是两国关系的主流。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政治右倾化加剧，开历史倒车的浊浪泛起并不断向整个社会扩散，两国结构性矛盾凸显，“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和“战略互惠关系”，先后经历了严峻考验。今天的中日两国的战略关系与真正意义上的民间和解仍在调试、变化、发展过程中。尽管日本并不希望看到中国逐步超越自己，但最终也只能接受这一客观现实。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双方更需夯实新形势下相互依存与合作的基础，由此开创健康稳定、和谐相处、互利共赢的新阶段，造福于两国人民、亚洲乃至世界。

文章指出，中日两国交往源远流长，相对于两千多年的历史，45年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在这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中日关系的主线几经变化，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复交努力到80年代蜜月般的友好往来，再到90年代以后频发的矛盾纠葛，伴随发展的变化从未停息。进入新世纪后，两国关系在政治、经济、人文交流等各领域、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同时也经历了复杂的波折和极为严峻的考验。在国际局势急剧变化背景下，中国的快速崛起与日本争夺地区主导权的战略目标迎头相撞，历史认识问题、钓鱼岛及海洋权益冲突、台湾问题等矛盾斗争叠加在一起，中日结构性矛盾凸显，推动两国重回正常轨道成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改善关系的目标。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日邦交正常化45年以至久远的中日交往史，始终昭示着一个真理——“和则两利，斗则俱伤”，这应成为双方共识和共同敬畏的“历史法则”。

一、邦交正常化是现代中日两国关系的原点

1972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日两国经过多年“以民促官”的努力，两国老一辈领导人运用政治智慧，经过艰苦细致的谈判，终于成功开启了复交的大门。

时隔45年，我们重读《中日联合声明》这一标志着“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的现代两国间第一个政治文件，深刻地感受到其原则精神对于处理今天中日矛盾仍然具有重要的规范意义。其中“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等内容，直指困扰今天两国关系三大问题中的两个——“历史认识问题”和“台湾问题”，而复交谈判中以“搁置争议”的默契方式处理的“钓鱼岛问题”，更是当前两国矛盾的焦点。

（一）至今横亘中日之间的历史认识问题

历史是螺旋式上升发展的。1972年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签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98年发表的《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和2008年签署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等四个纲领性文件，不仅是中日领导人代际上的里程碑，也鲜明地标示出中日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为两国关系的持续发展确立了共同遵循的政治原则，在今天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现实的指导意义。尤其是1972年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既锚定了现代两国关系的历史原点，更是今天改善两国关系必须遵循的“精神原点”。

总体上讲，从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日双方尽管在台湾问题、 历史问题、领土问题等方面产生过一些矛盾和摩擦，但以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和急速发展的经贸合作势头为背景，两国关系经受住了国际形势和各自国内政局变化的考验，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都达到空前高度。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政治右倾化加剧，政治领域中开历史倒车的浊浪泛起并不断向整个社会扩散，在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实现邦交正常化中运用政治智慧妥善解决的历史问题上出现了反复和倒退。

1995年，日本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出版《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对日本的侵略历史进行全面、系统的翻案。1996年，桥本龙太郎以现任首相的公职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打破了1985年中曾根康弘之后日本“现任首相不再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承诺。1998年，日本上映为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翻案的电影《自尊——命运的瞬间》，公然为其鸣冤叫屈。进入新世纪后，日本总体保守化加快。2001年，“新编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了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教科书，并开始在部分学校使用。同年，小泉纯一郎上台，更变本加厉地每年到靖国神社祭拜战争罪犯亡灵。日本右翼甚至公然叫嚣：“参拜靖国神社是大和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政治人物参拜与否是日本的内政，其他国家无权干涉”，“日本要有独立的立场，不能让中国牵着鼻子走”。

2012年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执政后，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不仅不肯真诚反省道歉，反而在翌年12月参拜了靖国神社，给中日关系造成了新的冲击。2015年夏季，随着日本战败日临近，安倍政府在准备“安倍谈话”时，抱定了“只表示反省却不再道歉”的错误思路，不断试探中韩“日本最起码讲到哪一点，你们才能认可和接受？才能忘掉过去的历史？”这样的询问，让战争受害国民众对日本执政者的“反省”感到十分不解。人们不禁要反问日本：你为什么不能跳出这个“最起码”，像德国那样以深刻的反省、真诚的谢罪，从而获得彻底的原谅与和解呢？2015年8月14日，安倍晋三发表了在重大原则问题上闪烁其词的“安倍谈话”，一方面完全背离了“村山谈话”精神，另一方面公然暗示日本今后不再向战争受害国“道歉”。结果致使历史认识问题仍旧横亘在中日之间，日本自身也因未能以切实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而付出更多的国际政治成本。

时至今日，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与日本还要不要向战争受害国反省道歉，依然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两个标志性问题。关于前者，中国人民永远无法接受日本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毕竟，那里供奉着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各级战争罪犯，这些人或者曾在中国多次屠城虐杀平民百姓，或者违反战争法展开施放毒气的化学战，或者用战俘甚至抓来的无辜平民做活体解剖实验，这些丧尽天良的刽子手是永远不会得到战争受害国宽恕的人类公敌。所谓首相参拜是“文化传统”、“信仰自由”或“国民意志”的说辞，也完全站不住脚。关于靖国神社对侵略战争炮灰的片面祭祀并不符合传统神道的理念和祭祀习俗，日本宗教文化研究权威梅原猛2004年曾在《世界》杂志上著文《参拜靖国神社脱离日本传统》，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不合理性做过宗教学和民俗学的解释。

至于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和道歉，表面上看“已经向中国方面做过多次道歉”，但由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以及右翼政治势力驱使右派政治家不断发出歪曲历史事实的狂言和妄语，日方出于外交需要所做的反省与道歉就只能“归零”。更何况日本政府极力回避以正式文件形式向战争受害国道歉。

各种研究清楚地表明，围绕侵略战争，中日两大民族之间真正意义的“民族和解”，即草根层面的宽恕、谅解还远未形成。倘若安倍首相真的为日本民族着想，真的希望对华关系转暖，就应当在这一类问题上谨言慎行。

（二）事关“一个中国”原则立场的台湾问题

1972年实现的中日关系正常化，是我国领导人出于高度的战略谋划和政治判断，捐弃前嫌，以宽广的胸怀与日本达成的和解。其中关于邦交正常化后如何处理台湾问题，双方也形成了重要原则立场。

1972年4月13日，中日友协代表团与到访北京的日本民社党代表团发表了联合声明，提出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三原则。即：(1)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2)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以废除。

中国将这三条原则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必要先决条件，说明中方自复交努力之始便把坚持“一个中国”基本立场作为核心和前提条件，始终着眼于祖国的统一和台湾问题的解决。这一原则精神在此后的一系列中日政治文件中得到贯彻。按照中国学者的分析，“这是一种从政治外交出发、在战略的高度上考虑和处理国际问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而采取‘双方都同意’的方式，实际上就是要求日方像中方那样避免纠缠于烦琐的法律文书，通过最高决策层的政治决断排除国内政治的干扰，尽快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

然而，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日益复杂，到了安倍第二次执政期间，日本支持台独的政治势力蠢蠢欲动，尤其是蔡英文上台执政后，日台关系有发生实质性提升的趋向。2016年底，日本在台湾的官方窗口“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在其脸书及官方网站同步宣布，将从2017年1月1日起更名为“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并表示，今后将继续“扮演日台间之桥梁，尽心竭力使日台关系更上层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立即做出回应：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企图，对日方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消极举措表示强烈不满。中方敦促日方恪守中日联合声明确定的原则和迄今向中方所做的承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不要向台湾当局和国际社会发出错误信息，不要给中日关系制造新的干扰。

这种情况也同样引起中国学者的警惕。有学者撰文明确提出：“中日关系要顺利发展，就必须恪守《中日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精神”，包含“日方继续遵守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明的关于台湾的立场，重申中国只有一个”内容的第三个政治文件《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警告安倍政府不要在台湾问题上倒退。可见，不断提醒日本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精神，防止其在台湾问题上开倒车，仍是不可掉以轻心的大是大非问题。

（三）复交谈判中的钓鱼岛主权争端问题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20世纪70年代，中日在实现邦交正常化和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着眼两国关系大局，就将“钓鱼岛问题放一放，留待以后解决”达成谅解和共识，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在复交努力过程中放弃过维护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的努力。很多史实清楚地证明，不仅中国方面始终坚持钓鱼岛是自己的领土，日本方面的进步团体也支持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声索。

1972年3月8日，日本外务省就“尖阁列岛”（即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下同）的领土主权问题发表见解，仍称中国钓鱼岛等岛屿为日本“领土”的一部分。3月10日，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安致远在联合国海底委员会上强调，钓鱼岛等岛屿是中国领土。1972年7月7日，日本田中角荣内阁成立，田中首相当天表示，要努力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就在同一天，日中友协中央本部发表《关于“尖阁列岛”问题的见解》，并发表详细资料说明“尖阁列岛”是中国的领土。

据张香山回忆，虽然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没有明确约定钓鱼岛问题，但这个问题在1972年9月27日第三次首脑会谈快要结束时由田中首相首先谈起。田中说：我还想说一句话，我对贵方的宽大态度很感谢。借这个机会我想问一下贵方对“尖阁列岛”的态度如何？周总理回答说：这个问题这次不想谈，现在谈没有好处。田中坚持说：既然我到了北京，不提一下，回去会遇到一些困难。现在我提了一下，就可以向他们交代了。周总理于是说：对！就因为那里海底发现了石油，台湾拿它大做文章，现在美国也要做这个文章，把这个问题搞得很大。看到中方没有深入追究这一问题，田中立刻表示：好！不需要再谈了，以后再说。周总理再次强调：以后再说。这次我们把能解决的基本问题，比如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先解决。这是最迫切的问题。有些问题要等到时间推移后再来谈。于是，田中近似于表态地说，一旦邦交正常化，我相信其他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实际上是认同了中方关于“搁置”钓鱼岛问题的主张。

英国国家档案馆解密的1982年9月20日英日两国首脑会谈的谈话记录同样显示，时任日本首相的铃木善幸在会见赴日访问的撒切尔夫人时称，日中双方就钓鱼岛归属问题达成谅解和共识，同意“维持现状”。

然而，诚如中方发表的《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所言：“近年来，日本不断对钓鱼岛采取单方面举措，特别是对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严重侵犯中国主权，背离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达成的谅解和共识。”表现之一就是日本外务省片面删除篡改了日本方面关于复交会谈时的外交记录。针对日方的片面解释，作为事件亲历者的前驻日大使徐敦信就指出：“1972年9月27日，田中首相向周总理提及钓鱼岛问题的会谈记录并不长，白纸黑字，应该是留给后人的重要历史依据。中日双方各自记录的开头部分基本一致，不可思议的是日方记录的后半部分竟不翼而飞，断章取义不仅于事无补，而且毫无诚信可言。”在日本国内，也有学者注意到了日方对于当时谈判记录的篡改，横滨市立大学名誉教授矢吹晋就将矛头直指时任日本外务省中国科科长的桥本恕，认为桥本正是篡改历史档案的黑手。

为了维护中日关系大局，中国方面的专家学者对钓鱼岛主权争端做出深入、详尽的客观研究，基于大量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理依据，反复证明了钓鱼岛归属中国，同时也解读并驳斥了日本官方关于钓鱼岛的错误主张。

二、现实状态是中日国力对比在持续变化

诗人巩丕钧说：“历史是凝固的现实，现实是流动的历史。”这首言简意赅却又深刻透辟的“迷你哲理诗”，经王毅外长在对日交涉中多次引用，成为提醒日本不可忘却或割断历史的外交名句。我们今天回顾中日复交45年走过的道路，很多活生生的人物、事件都成了回忆录、教科书以及影视记录中二维的历史片段，但 “现实”既可以是浩然长卷中的“一帧”，也可以是位于既往与未来之间的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毋宁说，给国家关系的“现实”的时长作量化赋值，其标准主要取决于观察尺度的大小。

为了扭转中日关系因日本政治领域的错误认识与错误行为造成的扭曲局面，中国领导人亲力亲为，主动开展对日工作。2014年11月，中日双方就处理和改善两国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习近平主席应约会见了安倍晋三首相。此后，两国领导人先后在北京和雅加达、杭州、汉堡举行会见，努力使两国关系从前几年的困难局面向正常轨道回归。2015年出版的《日本蓝皮书》为今天的中日关系作了一个形象的表述：目前，中日关系正处于一种“战略错肩”的非常时期，从这种特定的历史大周期看，“今天的中日关系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用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同步完成战略的磨合、利益的调整以及大众心理的调适”。而且，这种“战略错肩”的总体趋势是从过去的“日强中弱”向历史的常态回归。2016年5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中日关系前途掌握在两国人民手里，只要中日两国人民真诚友好、以德为邻，就一定能实现世代友好。

最近，中日关系出现了改善的新迹象，从事日本研究与中日关系研究的专家学者对此提出了见智见仁的分析。“乐观派”希望顺势而为，加快推进中日关系早日回归正常轨道；“谨慎派”则强调安倍领导的自民党的本质没有变化，日本政府的对华战略并没有发生转变，不过是为了某种现实目的做一点政策性、手段意义的调整而已。显然，这两方面意见是从中日关系的不同视角，以及安倍政府的对华两面性提出的不同判断。

中日关系出现新变化，是因为过去几年无论是中日关系本身还是作为宏大背景的中美、日美乃至全世界都发生了许多从量变到质变的变化。中国克服经济下行压力，在政治外交、经济社会、科技、金融，乃至“一带一路”合作等诸多领域成功取得了创新发展。尤其是在军事技术、航天工业、海洋钻探、量子通讯、移动互联网，以及全产业链经济结构、包含民间企业在内的高科技研发投入等，中国正在快速跨越式地超过日本。而日本发展速度无论是增幅还是绝对值都比不上中国，外交上安倍政府为孤立与围堵中国的“价值观外交”“俯瞰地球仪外交”都很不成功，丑化、遏制中国的种种做法也未能收到预期效果。同时，日本也看到美国的相对衰落以及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中美关系的改善、调整逐步打碎了日本“联美制华”的幻想。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是中国从追赶日本到“并肩竞争”，再到越过日本、开始追赶美国的“错肩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日本并不希望看到中国对自己的超越，但今后逐步接受中国成功发展这一客观现实，并随之逐步增强对华两面性中的合作的一面，已经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三、开创中日关系的光明未来

社会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无论是生命个体还是国家行为体都不能摆脱时代的制约。置身时代洪流与国际风云变幻的中日两国，唯有正确看待过去的历史，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同时稳妥处理好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才有可能赢得光明的未来。

作为从事日本问题研究和致力于中日关系改善工作的从业者，我们盼望中日关系能够早日摆脱矛盾纠葛，将积累的宝贵经验凝聚成正能量，使两国朝着健康、良好的方向发展。但我们也深知，光明的中日关系离不开双方的扎实努力，从曲折历史中走来的中日关系，道阻且长，两国的仁人志士需有“路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做不成”（《荀子·修身》）的执着精神，坚定信心，不畏艰难，持之以恒，努力推动中日关系开创光明的未来。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作为国家对日研究智库提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关于发展中日关系的基本见解》。其基本精神，认为今天的中日关系处于爬坡过坎、转型发展的历史关头，双方更需夯实新形势下两国间相互依存与合作的基础，由此开创健康稳定、和谐相处、互利共赢的新阶段，造福于两国人民，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基本见解”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认为它为未来中日关系指明了方向，因此愿意将其附录如下，作为本文的结语：

（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正确看待过去的历史，深刻反省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罪责，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只有汲取历史经验教训，中日两国才能携手共进，建立起面向未来的国家关系。

（二）恪守原则，积累互信。改善中日关系，关键在于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及四点原则共识精神，妥善处理台湾问题等涉及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双方应客观看待对方的发展和面临的问题，逐步积累政治互信，确保两国关系不偏离正常轨道。

（三）经济合作，互利共赢。经贸合作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中日互为重要经济合作伙伴，相互依存，优势互补，双边经济交往已与世界经济和区域经济融为一体。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中日经贸合作开辟了更广阔的前景，未来双方应继续加强财政金融、节能环保、技术创新、旅游和全球产业链及全球经济资源配置等领域的高质量、高水平合作。

（四）加强往来，和谐共处。“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间交流曾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更需要发挥民间交流的优势和传统，努力消除误解和偏见，进一步加强两国社会、文化、教育及青少年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为中日关系赋予新的内涵。

（五）求同存异，化解矛盾。中日互为重要近邻，实现邦交正常化45年来，中日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深度与广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同时，中日间也存在东海问题等影响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不利因素，需要通过对话协商，加强风险管控，寻找妥善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六）平等相待，世代和平。21世纪的国际关系正经历着深刻变化，经济政治中心向东方转移的趋势在加强，全球化推动国家利益高度互融，亚洲面临着历史性复兴机遇。中国和平发展、永不称霸的庄严承诺，不仅源自文化基因的天然引领，更是基于对世界大势、时代潮流的科学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