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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江永:论大选后安倍的修宪政治及影响

 

作者:刘江永     时间:2017/12/4 11:34:48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江永在《日本学刊》2017年第6期发表《论大选后安倍的修宪政治及影响》(全文约3.8万字)。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国宪法》实施70周年之际宣称,将在2020年东京举办奥运会之年实行新宪法。安倍为长期执政,最终实现修宪政治目标,决定于2017年10月提前举行众议院选举并获胜。围绕修宪问题,日本各种政治势力将继续较量,总体形势对安倍更为有利。安倍意在通过修宪或制定新宪法,最终在历史问题、天皇地位、自卫队运用、靖国神社、国旗国歌、国内统治等问题上,彻底瓦解体现日本战后和平进步势力所有主张的国内法基础,为根本改变战后体制、全面推行右倾化大国路线确立国家根本大法。尽管日本修宪未必会马上导致军国主义复活,但修宪后的日本国家战略走向及其对亚洲安全带来的影响,值得密切关注。

一、日本修宪动向为何备受关注

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决定了或反映了近代以来日本的国体与政体,代表着日本不同的国家战略模式。迄今,日本有两部宪法,恰恰反映了两个不同的时代背景,书写了两部不同的日本历史,给日本带来截然相反的命运,对亚洲邻国造成迥然不同的影响。

(一)日本宪法的重要性与战后以来修宪与护宪之争

日本第一部宪法,是1889年2月由日本第一任首相伊藤博文率领起草、明治天皇钦定、1890年11月施行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又称明治宪法。其中规定:日本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正是在这部明治宪法下,日本形成军国主义的天皇制国体和政体,不断对外侵略扩张,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策源地,最终战败投降。

日本第二部宪法,是二战后日本在美军占领下于1946年8月在日本国会通过、同年11月3日公布、1947年5月3日施行的《日本国宪法》。因其中第九条规定“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等,故又被称为“和平宪法”。正是在这部世界公认的和平宪法下,二战后日本才走上和平发展道路,重新回归国际社会并与邻国建立起外交关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

日本历来奉行对外结盟的外交模式,但结盟未必都会导致对外侵略或战争。关键在于日本是在什么样的宪法下奉行结盟政策。正是在明治宪法下,日本先后两次参与甚至挑起世界大战,而且都与结盟有关。例如,1902年的日英结盟后发生日俄战争,以及1940年结成德日意法西斯同盟导致太平洋战争。二战后,在和平宪法下的日美同盟则没有导致日本对外发动战争。未来的问题是,一旦和平宪法被颠覆,在新宪法下的日美同盟及日本的结盟政策会否令日本再度变为亚洲邻国的加害国。

冷战后,美国在中东地区发动多起局部战争和政权更迭的“颜色革命”。美国的北约盟国积极参战。参战的美国、北约盟国沦为国际恐怖袭击的重灾区。近年来,比利时、法国、德国、英国、美国等国恶性恐袭事件频仍。然而,同样是美国盟国的日本则得以偏安一隅。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日本得益于和平宪法而没有行使所谓“集体自卫权”,直接参与美国发动的各场局部战争。

二战结束以来,在日本主张维护和修改和平宪法的斗争持续至今。这实质上是日本右翼保守势力与和平进步势力之间的一场长期的政治较量。较量的核心问题涉及日本如何对待历史和未来走什么道路。一些日本首相也持有修宪主张,但除了鸠山一郎和安倍晋三以外,大多都表示自己任内不修宪。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和主流民意对和平宪法表示认可和遵守。包括明仁天皇作为日本国的象征和国民统一的象征,也对战后和平宪法表示尊重与恪守。然而,安倍晋三2013年再度执政后便把修宪作为志在必得的最大政治目标,修宪被纳入《自民党2014年度运动方针》。

(二)安倍修宪意图的根子与历史认知问题有关

日本形形色色的各种政治决策,追根溯源,说到底还是由持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决定的。例如,如何认识上次大战的性质,一直决定着日本安全保障政策领域的判断与走向。修改宪法也不例外。

其突出表现形式之一,是安倍晋三对参拜靖国神社的执着。2013年12月26日参拜了靖国神社,而后每年都以总理大臣身份献供品等方式变相参拜。安倍晋三曾表示:“中国动辄反对日本总理大臣参拜靖国神社,原本一国领导人对殉国的人表示崇敬之念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与信仰自由相关的话题,并不是外国可以干涉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第一条、第三条写有不干涉内政原则……更令人吃惊的是,有一种意见认为‘靖国神社是军国主义化的象征,违反波茨坦宣言(波茨坦公告)’。对此我很难苟同。日本由于缔结1951年《旧金山和约》而恢复独立。如果拿该和约说事还可以,当然参拜靖国神社并不违反该和约,而援引终战时的波茨坦公告为例就真是可笑了。”安倍还对日本国内坚持遵守《波茨坦公告》的人讽刺说:“这个逻辑本身就是战败国民悲哀的典型……这种以波茨坦公告进行追究就像是向胜利者献媚的小丑一样滑稽。”

安倍的这种立场,既是对日本政府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承诺遵守《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立场的公然违背,也是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精神的严重歪曲。必须指出的是,日本首相参拜把甲级战犯亡灵合为“英灵”的靖国神社,绝不是日本的内政问题,而是直接涉及日本领导人是否遵守战后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承诺遵守的国际法渊源——《波茨坦公告》的国际关心事项。

(三)安倍修宪动因之一来源于其外祖父岸信介的政治基因

安倍晋三曾毫不掩饰其继承了外祖父岸信介的政治基因,而修改战后宪法正是岸信介的夙愿。岸信介堪称战后日本政治右倾化的鼻祖。岸信介1937年任伪满洲国产业部次长,1939年3月任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1941年任东条英机内阁商工大臣。战后初期岸信介曾被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受到美军关押,1948年获释,1957年成为日本首相。从1957年成立宪法调查会开始,岸信介一直积极推动修宪和修改教科书,企图美化侵略历史,成为日本政界右翼势力的代表人物。安倍对其外祖父缺乏正确认识,妨碍了其正确历史观、战争观的形成,因此他执政后必然执着地带领日本向右猛拐,走历史的回头路。

 (四)安倍修宪的要害是改变国内战后体制和国际秩序

即,对内彻底否定战后的《日本国宪法》和《教育基本法》,以新宪法取而代之;对外彻底否定《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以《旧金山和约》取而代之。在安倍的心中,这部《日本国宪法》从1951年日本签署《旧金山和约》以后就应修改或废止。其实质,是对战前明治宪法及日本对外扩张历史的肯定,以及对战后日本宪法和国内体制的否定。

二战结束时,东亚地区国际法体系是以规定日本战败投降及战后领土划分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为国际法基础的。日本政府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承诺:“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又确认了“联合声明是两国间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联合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因此,尽管修宪是日本内政,但仍不能不引起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邻国的高度关注。

二、安倍修宪政治目标的“理据”是否成立

(一)战后日本宪法并非GHQ单方面强加给日本

早在1957年,岸信介内阁成立的宪法调查会便开始强调战后宪法是日本被占领时期美国强加的,所以必须修改。长期以来,日本国内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日本宪法第九条究竟是美方还是日方提出的。

1.时任盟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早在1964年撰写回忆录,对所谓战后日本宪法“强加论”予以了澄清和反驳

1945年8月30日,麦克阿瑟到达日本,作为盟军最高统帅负责占领和管理日本。据麦克阿瑟回忆录记载:“总有人指责我通过个人命令的形式将‘非战’条款强加给日本政府,甚至一些了解内情的人也随声附和。这实在是不实之词。日本宪法的‘非战’条款实际上是这样诞生的……币原(时任日本首相币原喜重郎)1946年1月24日正午来到我的办公室……提议在新宪法最终稿中加入‘非战’条款。他同时还表示,希望宪法能禁止日本建立任何形式的军事机构。这样既可以消除旧式军国主义集团再次夺取政权,又可以向世界表明日本不再发动战争的决心。他还指出,现在日本已经耗尽了财力,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把资源浪费在军事战备上……对于币原首相的提议我当然举双手赞成……我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我对战争的体会比任何人更为深切。我一直认为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形式早已过时,应予以摒弃和废除。原子弹的蘑菇云则将我的厌战情绪推上顶峰。”

因此,麦克阿瑟才于1946年2月3日就战后日本宪法问题,向GHQ民政局提出了三项原则:一是保留天皇制,但其权力必须受到宪法的限制并从属于人民的最高意志;二是永远放弃战争和战争准备;三是废除日本国内现存的一切封建制度。第二项原则是麦克阿瑟与币原首相达成的共识,也是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的原始雏形。日方对美方起草的宪法草案进行了多次讨论和修改,最终形成《日本国宪法》,并于1946年8月24日在日本众议院大会以412票赞成、8票反对的绝对优势获得通过。它充分反映了当时美国的对日政策基调和日本国内和平主义的民主诉求。

2.时任日本首相币原喜重郎也坚称,战后日本宪法制定是他下定的决心,绝非美国“强加”

1951年币原撰写的回忆录《外交五十年》与麦克阿瑟的记载基本一致。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经裕仁天皇与麦克阿瑟认可,币原成为日本首相。币原目睹了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民众对政府欺骗他们支持战争的极度不满和失落,并决心绝不能让子孙后代再被迫参与违反自己意愿的战争。他认为,要重建日本,最重要的是制定一部新宪法。币原认为,“对于丧失世界信任的日本来说,明确向世界宣布放弃战争才是日本可以取得世界信任的唯一自豪”。币原明确指出:“常听人议论说,美国人到日本来,这次的新宪法违反日本人的意思,是被盟军总司令部强加的。这在我相关的范围内并非如此。绝非任何人强加的。”

(二)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并未过时

1.安倍的修宪逻辑有内在矛盾

安倍以时代变化为由提出,战后宪法诞生70年来已经出现明显不合时代要求的部分,包括宪法前文和第九条。2017年5月3日,他通过视频致辞强调,日本“国民对自卫队的信赖已超过九成,而在许多宪法学者和政党中现在仍存在违宪的议论”。鉴于多数日本民众,特别是联合执政的公明党反对修改现行宪法第九条,安倍只好表示:“可以考虑在保留宪法第九条第一项和第二项的基础上,增加明确认可自卫队存在的条文。”

 然而,安倍可能忽视了如今大多数日本国民信赖自卫队的前提之一,是因为日本有宪法第九条的制约。既然九成的日本国民都信赖自卫队,反而说明日本宪法第九条实际上并未妨碍自卫队的存在。那还有什么理由非要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呢?因此,安倍的上述说法难以自圆其说。

2.日本坚持和平宪法才符合其国家利益

从当今世界潮流看,战后日本和平宪法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堪称日本继续免遭战祸的“护身符”。21世纪以来世界有两股潮流:一是和平的多边主义,通过经济合作、安全对话,谋求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二是暴力的多边主义,通过军事集团或多国部队行使武力,谋求部分国家的绝对安全和主宰地位。前者带来的是和平发展,后者招致的是战争冲突。

日本的和平宪法可以确保本国成为和平多边主义的积极贡献者而免于被卷入暴力多边主义害人害己,所以和平宪法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正是日本当前和未来最需要的。相反,和平宪法一旦被修改,日本注定会积极参与和助长暴力的多边主义,并从此失去对美国在世界各地发动战争时不被卷入的法律“盾牌”。那不仅将对世界和平与安全造成损害,而且很可能使日本及其在海外的目标成为国际恐怖主义袭击的对象而在劫难逃。

从日本所处的历史关头看,战后和平宪法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可称为确保未来日本继续与邻国和平相处的“定心丸”。如果2020年日本施行新宪法,结果必然会在下一个70年抛掉本国安全的“护身符”和亚洲和平的“定心丸”。因此,安倍的和平宪法“过时论”,听上去就像袈裟掩盖下的铠甲日趋膨胀而不得不换成合身的战袍一样,难免令人不安。

(三)安倍的修宪目的并非彻底摆脱美国,而是要摆脱“战后体制”

 1.安倍推行的是利用、诱导美国的战略,而非简单的追随或自立

伴随日美两国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以及美国国内政治变动引起的对外政策调整,造成日本不愿或难以完全追随美国的局面,而只能根据日本决策层对“国益”的判断行事,并通过特殊的“人脉”关系,从下到上地诱导美国按日本的意志行事。第一,竭力诱导美国国防部、国务院直至美国总统,就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全条约》第五条问题逐级表态。第二,在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TPP后,日本并未追随美国,而是在推进TPP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第三,特朗普政府放弃“亚太再平衡战略”提法后,日本欲做领头羊,并强化日本同印度的关系,推行所谓“印太战略”。这些做法并非谋求脱离美国,而是要利用和诱使美国的特朗普政府继续牵制和威慑中国。

2.安倍要巩固政权,离不开美国的支持

就是因为安倍推动修宪是为冲破和平宪法的藩篱,解除阻碍日本配合美军作战的枷锁,进一步加强和利用日美同盟威慑中国,并恢复交战权。尽管安倍内心并不愿看到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但为建立与美国新政府特别是与特朗普个人的紧密关系,安倍首相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但尚未正式就职前便迫不及待地登门拜访。安倍首相在2017年1月20日发表的施政方针演说中重申:“无论是以往、现在还是未来,日美同盟才是我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基轴。这是不变的原则……希望进一步加强同美国新总统特朗普的关系。”同年11月上旬,安倍内阁邀请特朗普总统访日,旨在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关系。

 (四)安倍的修宪政治目标并非要成为所谓“正常国家”

 所谓“正常国家”一词的语源,出自1993年时任自民党干事长小泽一郎的《日本改造计划》一书。日语原文为“普通の国”,即“普通国家”,主张日本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但并不包括全面修宪及参拜靖国神社等内容。其核心思想是,日本也可以像其他国家一样向联合国派遣自卫队,作为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发挥作用,这与日本国宪法精神相一致。 “普通の国”当年被翻译为英语的“normal country”,然后又被翻译为中文“正常国家”。

然而,日本政府从未使用所谓“普通国家”或“正常国家”来描述日本的国家战略。包括安倍晋三在内的日本领导人和官方文献也未提及所谓“正常国家”或“国家正常化”战略,甚至连“普通国家”首倡者小泽一郎本人也早已不再使用这个语义不清的概念。2006年,小泽一郎作为日本民主党干事长出版《小泽主义》一书。该书并未重提“普通国家”论。小泽在书中主要是强调,当下日本“更要遵守日本国宪法精神”,反对修改《教育基本法》,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和行使所谓集体自卫权;反对日本追随美国参与伊拉克战争;坚持日中友好等。

因此,如果把安倍修宪说成是为实现小泽当年提出的“普通国家”目标,或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战略,那的确是一大误解。安倍等“亲美修宪派”绝不是要使日本成为一个所谓“正常国家”,而是要废除战后宪法并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堪称是一条右倾化大国路线,而非正常国家应走的道路。

三、日本修宪的可能性增大但仍有不确定因素

在任内完成修宪,是安倍晋三最大的政治抱负和施政目标。在这个问题上,安倍绝不孤立。他是长期以来主张修宪的日本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本次日本大选后,日本将进入安倍内阁推动修宪的决胜阶段,但仍有不确定因素。

(一)2017年日本大选后有利于安倍修宪的因素增多

第一,日本能否实现战后首次修宪的关键在于能否分别获得众参两院2/3以上多数的赞成票。2017年10月大选后,这一条件基本具备。本次大选前,在日本众议院议465个议席中,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公明党占327席,已超过2/3;在参议院242个议席中,自民党、公明党,加上赞成修宪的维新会,共占169席,也超过2/3多数。令安倍窃喜的是,大选前名噪一时的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创立的“希望之党”高调支持修宪,排除异己,并促使前原诚司率领的原第一大在野党民进党瓦解。据《读卖新闻》2017年10月26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本次大选当选的国会议员赞成修宪的达84%。

第二,根据自民党总裁任期得以延长到九年的新规则,这次大选后只要安倍晋三能在2018年9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能连选连任,就可执政到2021年9月。安倍任自民党总裁的任期,与本届日本众议院的任期基本吻合。因此,安倍率领的自民党赢得2017年10月大选胜利,等于为安倍实现长期执政和修宪政治目标提前拿到决胜赛点。在这期间,安倍可以吸纳其他在野党修宪主张谋求首次修宪突破成功。伴随日本明仁天皇年迈隐退和日本年号的变更,一部结束战后和平宪法的日本新宪法便可能问世。

第三,安倍2006年首次执政以来,围绕修宪政治目标,已做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的前期准备。例如,2006年12月强行通过修改《教育基本法》,强调“热爱培育传统和文化的我们的国家和乡土”;2007年1月将防卫厅提升为防卫省;同年5月强行通过“修宪程序法”,即国民投票法;2013年12月强行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2015年7月又强行通过“新安保法”;2017年6月又以加强反恐为名强行通过“共谋罪”法案等。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日本自卫队出动救援,在很大程度提高了日本社会对自卫队的认可度,间接地迎合了自民党修改宪法第九条第二项或增加第三项肯定自卫队存在的诉求。

第四,本次大选表明,日本政治右倾化发展,护宪势力弱化。21世纪以来,日本最大的右翼团体“日本会议”成为安倍首相进行社会动员的得力助手。他们与安倍相互利用,相互支持,声势在增大。据日本经济新闻社和东京电视台2017年5月3日舆论调查显示,46%的受访者认为宪法“维持现状即可”,45%认为“应该修改”。与2016年4月调查相比,维持现状派下降四个百分点,而支持修宪派增加五个百分点,两者差距在缩小。2017年10月大选结果也表明,日本政坛护宪势力进一步受到挤压。

第五,外部因素容易被安倍实现修宪政治目标所利用。首先需要指出,日本能否修宪不取决于美国等外国的意志,而取决于日本国内护宪派与修宪派之间的力量对比。但是,如何利用美国的“外部压力”等实现其国内政治目标,则是日本当政者的常用手法,即所谓“间接战略”。长期以来,美国的鹰派势力为使日本分担美国军事行动的负担而一直鼓励日本修宪。其次,安倍宣布提前举行日本大选并获胜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充分利用了日本选民对朝鲜导弹威胁的危机意识。再次,安倍可能继续表示改善日中关系,以减少来自中方在日本修宪进程中可能产生的阻力。与此同时,安倍政府将继续利用日本公众对钓鱼岛为何属于中国并不真正了解,进而把钓鱼岛问题用来作为促使民意倒向支持修宪和加强海上控制的政治工具。在南海,安倍内阁也一面支持同中国有矛盾的国家制衡中国,一面通过媒体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霸权论”,强化日本国民所谓“受欺负”与“加倍偿还”的民族意识,从而跟定安倍修宪的政治步调。

(二)目前不利于修宪的因素及不确定因素

第一,日本朝野之间、执政党内部对如何修宪尚难达成共识,对安倍主导的修宪草案和修宪日程都有不同声音。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明党主张“加宪”,希望安倍在修改宪法第九条问题上慎重,而自民党宪法修改草案的起草者们则主张包括第九条在内全面修改日本宪法。安倍将不得不面对上述两股势力的对决,为谋求修宪政治目标的实现而在策略上对公明党的部分主张有所妥协。但这遭到过去积极推进修宪的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等人的质疑。

第二,2017年10月大选后,安倍晋三对控制自民党的信心明显上升,但2018年自民党总裁选对安倍来说未必乐观。一旦自民党内权力之争与修宪进程交织在一起,不排除形势急转直下的可能性。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在大选后认为,安倍“修宪的环境并不完全具备。公明党态度依然慎重,不会轻易就范。我并不认为修宪的时机业已成熟。安倍若不真正慎重行事,很可能就此碰壁。”

第三,自民党在2017年7月2日揭晓的东京都议会选举中遭到惨败。其主要背景和原因是,安倍夫人安倍昭惠涉嫌“森友学园”低价购地丑闻、安倍本人涉嫌“加计学园”违规新设兽医系事件曝光。大选结果表明,自民党执政地位仍难撼动,但并不意味着安倍首相本人及其政策得到多数选民的认可。据《朝日新闻》2017年10月23日、24日所做的日本全国电话民意调查显示,认为自民党大胜原因是“安倍首相的政策受到好评”的受访者为26%,而认为“并非如此”的受访者达65%。对安倍政策表示“有所期待”者占29%,而表示“不安”者达54%。

第四,近年来日本支持修宪的民意有所上升,但反对安倍修宪的民众和在野党也在奋起抗争。安倍对国民投票能否确保过半数尚无绝对把握。据持有护宪立场的《朝日新闻》2017年3、4月间所作民意调查显示:日本受访者的89%支持和平宪法;50%认为没有必要修宪;41%认为有必要;63%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支持者仅占29%。

第五,外部因素对安倍修宪政治的影响也有不确定性,安倍外交不得不服从服务于修宪政治。近年来,美国对安倍修宪的态度从积极支持转向慎重。2015年安倍内阁强行通过“新安保法”后,通过灵活解释宪法也可行使“集体自卫权”,于是美国希望日本彻底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愿望下降。安倍的修宪政治势将增大邻国对日本未来走向的担忧。包括俄罗斯在内,日本的邻国几乎没有一个不对安倍修宪表示担忧或警惕的。据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周围人士透露:安倍要想修改宪法第九条,重要的是抑制中国为中心的周边各国的抗议。

未来东北亚局势若趋于相对缓和,安倍修宪的口实将相对减少。否则,将继续被安倍修宪政治所利用。为实现朝鲜半岛的可持续安全,如果韩国与朝鲜关系缓和,朝鲜与韩美能分阶段实现“双暂停”,即美韩暂停联合军演,朝鲜冻结核试验和导弹试射,则日本国内因“朝鲜威胁”而形成的国民危机感就会相对削弱,赞成修改宪法第九条的人也可能会相应减少。

四、结论与前瞻

2017年10月大选后,尽管仍面临一些阻力,但日本政坛格局对安倍推动修宪更加有利,安倍在修宪内容方面可能以退为进,以利争取多数,在支持率止跌后择机提速。

安倍的修宪政治目标是:努力使修宪法案在2018年9月自民党总裁选举前在众议院表决通过;然后于2019年7月参议院选举前,在参议院批准众议院通过的修宪法案,完成国会修宪的法律程序。即使在参议院没能获得2/3以上赞成票,修宪法案也未必立即成为废案,还可经过众参两院组成的协议机制进行协商争取通过。国会审议通过修宪法案后,在规定的2—6个月之内,即2020年2月前后完成国民投票,最终达成修宪目标。2020年6月之前日本新天皇将登基,日本将开始使用新年号,同年8月日本将举办东京奥运会。可以预言,安倍修宪政治目标的实现,与新天皇登基、东京奥运会召开,这三件大事如果同一年出现并不会令人感到意外。安倍晋三势将为此而竭尽全力。当然,上述日本修宪进程各个时间节点的预测仍有不确定性。日本能否修宪的关键取决于内因,但外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尽管安倍主导的自民党修宪草案还会有所调整,但其意向十分明了。即,通过修宪或制定新宪法,最终在历史问题、天皇地位、自卫队运用、靖国神社、国旗国歌、国内统治等问题上,彻底瓦解日本战后和平进步势力所有主张的国内法基础,为根本改变战后体制,全面推行右倾化大国路线确立国家根本大法。尽管日本修宪未必会马上导致军国主义复活,但修宪后的日本国家战略走向及其对亚洲安全带来的影响,仍值得密切关注。一旦日本实现修宪,有可能成为战后日本政体再度转型的分水岭。

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2018年不仅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还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以及中日之间第三个政治文件发表20周年、第四个政治文件发表10周年。因此,着眼长远,重视人民,重温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和双方共识,推动中日关系“逆水前行”十分必要。但是,一旦2020年安倍修宪政治目标得以实现,中日关系可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有关日本国家战略走向和中日关系前景,都需重新做出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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