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日本学刊》2018年第1期发表《中日相互认知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兼议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全文约2.4万字）。   

朱锋认为，在当代世界政治中，民众的“认知”因素历来是对国家间关系有重大影响的变量之一。认知因素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因，是国民立场往往可以直接作用于政治人物的政策选择，并构成影响相互关系时最基本的国内政治要素。比较日本人的“自我认知”与中国人的“日本认知”，不难发现已出现了重大差异，而日本人的“中国认知”也既复杂又矛盾。中日相互认知存在着巨大对立，双方国民对彼此国家的认知以负面评价为主。中日关系已基本完成了“止损阶段”，今后需要为实质性的改善营造条件，推进中国民众“日本认知”的更新，同时积极塑造和影响日本民众的“中国认知”的改善，并尽可能地让中日关系中的合作与竞争两个领域继续得到发展和管控。

朱锋在文章中指出，近代以来，日本问题一直是中国人最为纠结的国际问题之一。这不仅因为日本是近现代史上对中国伤害最深的国家，也是中国在衰落、挣扎、重新走向国家统一和崛起进程中最为复杂、矛盾和冲突性的认知因素。近百年前，蔡锷就曾说过，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必须迈过日本这道坎儿。戴季陶在日本全面侵华之前也曾感慨，“‘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而中国人却对日本所知有限，甚至是情绪化的排斥。

当代中国的“日本认知”，同样充满了各种矛盾和冲突性的元素。例如，我们认识日本究竟是强调以“历史问题”为主，还是现实的地缘政治为主？究竟是强调停留在历史、以记取受日本侵略的惨痛历史为主，还是以邻国关系中挥之不去的地缘联系为主从而“面向未来”？究竟是强调中日地缘政治竞争为主，还是强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主？直到今天，日本依然是我们没有迈过的一道坎儿。中国注定了要与日本这个邻国在各种各样的纠缠中并肩前行。随着东亚地缘战略环境的变化和日本自身外交与安全战略的调整，中国人的“日本认知”再也不能简单地停止在历史争议、历史悲情以及过度担心日本军国主义将会复活这样的“脸谱化”上了。僵化的、停滞的、脸谱化的“日本认知”，只会使得中国缺乏对日本这个强大对手的客观、准确和深入的认识。

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中国的发展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让中国社会的“日本认知”与时俱进，不仅是我们全面、清晰和务实地判断和认识日本的关键，是未来中日关系改善和发展的信心来源，更是中国今后制定和执行有效的对日政策、及时化解各种日本挑战与威胁的必要条件。同时，实质性地改善中日关系，构建“新时代的中日关系”，不仅要推进中国民众的“日本认知”的更新，也要积极塑造和影响日本民众的“中国认知”的改善。

一、认知因素与中国民众的“日本认知”

在当代世界政治中，民众的“认知”（identity）因素历来是对国家间关系有重大影响的变量之一。认知因素主要表现为不同国家的社会和国民在相互认识和看待彼此时最基本的心理活动和反应，并通过这种心理活动和反应演变为各自基本的情感抉择。因此，认知因素常常决定了民众对他国在情绪上的好恶、亲疏与远近，直接可以生动地勾画社会和民众在相互看法与态度上的接受与不接受、积极或者消极。有关“认知”因素对外交与国际关系的影响，认知因素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因，是国民立场往往可以直接作用于政治人物的政策选择，并构成影响相互关系时最基本的国内政治要素。国家的对外政策常常无法超越民众的整体认知，因为这直接影响一项外交政策究竟拥有多大范围的国内民意支持。

在中国民众对邻国的认知中，对日本的看法，尤其对安倍执政的日本政府的看法，似乎是“最不具有争议性”的。右倾政府、严重的历史认识问题、甘当美国的“小弟”、谋求修宪强军，这一堆标签式的看法形成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在“日本认知”上的“流行模式”。这种模式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有着较深的民意基础。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和日本民间非营利团体“言论NPO”共同实施的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受访者对日负面印象比率达66.8%。在负面印象形成的具体因素上，选项集中于两项：历史问题（67.4%）和领土争端（64.7%）。而对日正面印象的比率则为31.4%。在正面印象形成的具体因素上，选项集中于三项：“日本人讲礼仪、懂礼貌、文明程度高”（61.8%）、“日本产品质量可靠”（53.5%）以及“日本经济发达，国民生活水平高”（53%）。

总的来看，中国民众对日本的正面认知，主要集中在日本是经济大国，环境优美、风光秀丽，日本民族讲礼仪、文明水平高，日本人办事认真、工作勤奋、有进取心等等。近年的中日舆论调查数据亦表明，受两国关系回暖影响，中国民众对于日本的正面认知回升明显。但上述舆论调查中，中国受访者对日正面印象的比率31.4%与负面印象的比率66.8%，仍形成鲜明反差。因此，这里拟围绕后者加以论述。就中国民众的日本负面认知的具体内容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日本的岛国位置与尚武精神

许多中国人认为，日本资源依赖进口、人口基数相对国土面积的比例悬殊。再加上日本经常受到地震、海啸和火山爆发以及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等侵袭和困扰，形成了日本民族性格中强烈的危机感，这常常被视为日本国民的“岛国根性”。同时，由于武士道精神等尚武传统，日本的“侵略性”似乎难以抑制。“从织田信长，到丰臣秀吉，到德川家康，都是在以命相拼地以小搏大。”在很多中国民众看来，当前，日本国内政治日益右倾化的态势明显，都深深地植根于日本国民本性中武士道传统与缺乏资源必然要“走向扩张”的地缘环境和国家个性。

（二）“历史问题”与日本的错误史观

许多中国人认为，日本对侵华历史缺乏足够反省。“同样的战败创伤，在黑格尔的故乡德国，容易平复，在富士山脚下，迄今仍在频频作痛。”二战以后，有些日本领导人曾经公开承认日本对于亚洲各国的侵略行径并做出道歉，其中 “村山谈话”最具历史意义。但从冷战结束以来，日本首相围绕历史问题的言论依据其政治立场不时摇摆，小泉内阁和第二届安倍内阁上台之后，靖国神社参拜问题以及如何看待历史问题更是困扰中日关系的重要政治障碍。在历史问题上，中日双方看法不一，始终难以实现国民情绪和认知上真正的历史和解。前述中日关系舆论调查显示，中国受访者在对日本产生不好印象的原因选择上，居于首位的是“日本对侵略中国的历史没有真诚地道歉和反省”，比率为67.4%。对于解决历史问题和发展中日关系的相关性，中国受访者首选“中日历史问题不解决，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就无法发展”，比率为51%，12年来首次超过半数，这意味着大多数中国受访者认为历史问题是阻碍目前和今后中日关系发展的“大问题”，在有关解决中日间历史问题的必要做法时，中国受访者首选“日本尊重有关侵略战争的历史定论”，比率为73.1%。

一些网民直称：“不是所有的罪行，都能用时间去洗刷。不是所有的伤害，都能用时间去抹平。并不是所有的对不起，都能换来一句没关系。更何况这个加害者还昂着头说‘我没有错！错的是你们这些受害者！’”。而对这段沉重的历史，有部分学者采取了既需要汲取又需要“翻篇”的态度、主张实行“对日新思维”，不少网民对此反应激烈，常常口诛笔伐。某些中国退役将领常常说话太满，称“中国战略上不打第一枪，但绝对不允许日本再打第二枪”。中日历史问题上的争议，常常使得不少中国民众的“日本认知”带上民族主义情绪。

（三）日本联美制华的战略选择

在不少中国人的心目中，“日本是一个服从强者的民族”，它只承认和服膺于比自己强大的国家，比如二战中美国打败了日本，同时也打服了日本，东京开始成为美国布局亚太、主导世界战略中必不可少的“棋子”。冷战结束以来，美日同盟不断增强，日本对美国的安全与军事依赖不断深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曾分析认为，中国因素在美日同盟之间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是分裂美日同盟，二是拉紧美日同盟。当时他曾断言这两种可能性都会存在。

但90年代末之后，日本对华战略戒心不断升级。如果说，第二届安倍内阁上台之前，日本的中国政策还是不断走向“联美制华”的道路，那么，安倍内阁上台之后，日本政府的中国政策则通过“积极和平主义”，竭力想要联合美国之外的欧洲、澳大利亚、印度、东盟、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推行公开化的“强势制衡中国”战略。2016年南海仲裁案最终裁决公布，这明明是南海仲裁案临时仲裁庭滥用国际私法权力的错误裁决，日本却和美国、澳大利亚等少数几个国家不断“唠叨”要中国遵守这一荒谬的仲裁裁决。2017年3月之后，特朗普政府的朝鲜政策不断趋向强硬，朝鲜半岛局势持续紧张。安倍政府的朝鲜政策甚至比美国还强硬，主张完全没有必要和朝鲜谈判，公开叫嚣军事手段是解决朝核问题的唯一可行方案。日本在朝核问题上的表现，连日本的政治评论家都认为“反应过度”。

二、日本的“自我认知”与中国的“日本认知”的差异

中国民众的上述“日本认知”，有其合理的一面。日本侵华给中国造成的巨大伤痛和悲情、日本右翼势力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言论以及中日间今天复杂而又尖锐的国家竞争关系，都事实上构成了中国民众“日本认知”不可或缺的背景因素。然而，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东亚“基准文化”，中日两国各自传统与文化、政治制度、社会规则以及个人思维与行为习惯，又加剧了彼此在认知层面的对立。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两国各自民族主义情结的发展，更加剧了两国民众的认知对立。了解日本人的“自我认知”与“中国认知”的内涵，分析这些对立的根源与危害，是促成中国民众的“日本认知”转化和升级不可或缺的要素。

相对中国民众的“日本认知”，日本人的“自我认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显著差异。

（一）追求独立自主与国家尊严，但保持日美特殊关系

在很多中国民众眼中，日本不是独立的国家，因为在二战后它一直处于“寄人篱下”的状态，尤其在政治和安全上主要受美国支配。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不追求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尊严。早在60年代，当日本经济腾飞并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时候，政治领导人吉田茂就提出，日本“已经早就过了那种依靠他国防卫力量的阶段，如果不改变这种一味依赖他国来保卫日本的现状，作为一个国家而言可谓是处于一种单个车轮运行的状态，在国际外交上也是绝不会受到尊重的”。1954年卸任首相的吉田茂在任期间奉行了后来被称为“吉田路线”的“重经济、轻军备”政策，吉田茂的上述观点实际上是对“吉田路线”的一种修正。用小泽一郎的话讲，当时的吉田茂与今日的安倍晋三在谋求日本拥有独立的军事力量方面的想法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

这充分说明，战后以来，追求独立自主和国家尊严一直是日本稳定持续的国策，并不是突然冒出一个政治领导人带领日本向右转。因此，日本虽然总体上在政治、外交和安全上受制于美国，但在对美关系上，它也不是始终依赖的关系，而是也强调一定的自主性，追求独立自主、国家利益与尊严，这并不像一些中国人主观认为的那样，日本是一个缺乏国格的国家。

然而，维持和发展日美特殊关系，是后冷战时代，尤其是90年代中期桥本政府上台以后日本坚持不懈的既定国策。这一政策不仅来自于日本是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中一个重要成员的认同，也是日本在后冷战时代面对中国崛起的东亚地缘政治变化所采取的最为符合日本国家安全利益的安保政策。其中心要素有两点：一是日本坚持“民主主义的和平理念”，二是“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符合日本利益”。

（二）谋求大国地位与国际贡献

经历战后经济复苏和高速发展，日本跻身世界一流经济大国行列，并开始在世界舞台上积极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其中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积极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另外，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加强军备，成为一个军事大国。为此，日本政治领导人积极推动战后制定的和平宪法尤其是第九条的修改。通过修改宪法，日本试图突破战后一直坚持的和平主义原则和“专守防卫”的体制，进一步加强日美军事同盟，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

日本政府的修宪构想，激起了国内的一片反对之声。但应清醒地看到，支持修宪的民众也不在少数。安倍政府于战后日本宪法实施70周年之时高调公布修宪构想，日本舆论明显分为两派：《朝日新闻》、《东京新闻》和《每日新闻》站在护宪立场上反对、批评“安倍修宪论”，揭露其真实用意与危害性；《产经新闻》、《读卖新闻》及《日本经济新闻》则持修宪立场，支持安倍的修宪言论，配合安倍鼓动舆论掀起更广泛的修宪讨论。这种分裂本身反映出，日本社会对于战后一直奉行的和平主义发展路线缺乏共识，无论是支持修宪还是反对修宪，都不是一边倒的。另据《朝日新闻》民意调查显示，对于是否赞成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提出的选举公约、修改宪法第九条并明文自卫队入宪，37%的受访者表示“赞成”，40%表示“反对”，支持者与反对者几近持平。最新民调还显示，安倍内阁的支持率已经达到45.4%。

从以上情况看，积极推动修宪并力求将日本打造为军事大国的安倍政府并不像中国国内一种主流看法所认为的那样，其“政治基础是少数右翼政客和右翼学者”。相反，安倍之所以能够连任首相，并且在第48届大选中率自民党与公明党获得众议院2/3的席位，是与他拥有将近一半的民意基础分不开的。对正反两方面的政策以及民意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在日本的“自我认知”中，上至政客下到民众，都不会轻易满足在国际上做一个小国，或者仅仅做一个经济大国。成为拥有一定地位并能够参与世界秩序规则制定的政治大国，是日本战后一直抱有的一个“夙愿”。

（三）历史观中的“罪与罚”

如何看待历史，尤其是二战的侵略史，是了解日本人“自我认知”的一面镜子。战后几十年来，日本官方对于侵华战争一直奉行一种态度暧昧的政策。尽管有“村山谈话”这样类似承认战争罪行并道歉的积极态度，但日本官方大多时候维持一种想要翻案却迫于国际社会压力而不敢公开地、明目张胆地否认历史的态度，因此公开的表述措辞都非常谨慎，甚至故意模棱两可打太极。这种暧昧态度即使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也有鲜明的体现。该文件是中日复交并指导其后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文件。就是在这个文件中，日本方面的表述是：“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这里只提“战争”，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战争，是否为侵略战争，都没有直接说明。而在战后70周年“安倍谈话”的相关部分中，甚至连“战争”的字样都不见了。

相反，日本对于自己受到原子弹轰炸的惨痛历史总是记忆犹新。战后以来，从日本政府到普通民众都倾向于强调日本是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因原子弹攻击所受的人道主义灾难，甚至成为日本官方在国际上索取同情和理解并淡化自身侵略行径的一张道德王牌。而对于他们作为“加害者”犯下的累累罪行，日本民众却“被鼓励遗忘”，形成“集体失忆”。在这个问题上，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何方的观点值得重视。何方指出：我们过去一直没有把日本对外侵略看成是民族犯罪，而总是以所谓阶级斗争的观点，把这只归罪于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还一再说日本人民也和我们一样，都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这就混淆了是非。我们怎么能把跑到中国来进行抢劫、欺压和蹂躏中国老百姓的日本兵和遭受抢劫、欺压和蹂躏的中国老百姓相提并论呢？就是没有当兵来中国而留在日本从事生产劳动和其他工作的日本人，绝大多数也是忠于天皇、甘心为“大东亚圣战”做奉献，真正反战的恐怕极为个别。所以应当把进行对外侵略的国家看做民族犯罪，全国上下也都应有负罪感。

最后，日本人文化心理中固有的忠君思想、盲目崇拜权威、较强的从众心理、较重视个体在某种序列中的位置等特点，使普通民众的心态和认识很容易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甚至操纵。因此，日本官方的历史观也就很容易成为日本民众的历史观。

此外，在日本国民心理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罪己”意识，即对个体造成的罪行进行自我惩罚。按理说，有这种“罪己”意识并愿意自我惩罚应该是有利于正确看待历史的，但事实并非如此。“罪己者对自身行为将受到何种责罚心里早有估算。先自行罪己，其目的往往不是出于真诚的忏悔，而是防御先行，以退为进，自己先承认错误，请求宽恕，这样即使不能回避他罚，也有助于减轻他罚的程度。”在许多日本人看来，他们在战后进行了“一亿人总忏悔”，连宪法都改成和平主义的了，他们已经完成了自我惩罚，而在现实中却迟迟得不到受害国的原谅，因此对于中韩等国的“历史问题”指责的民族主义情绪性抗拒很强。正如日本政治家小泽一郎所说，日本这个民族属于歇斯底里的民族，最容易走极端。而且，“一亿人总忏悔”貌似全面悔过，实际上相当于每个人都没有了责任，或者说没有人真正承担责任。

从日本人的生死观上看，日本对历史缺乏反省也有所谓“日本特色”。在许多日本人的观念中，无论活着是好人还是坏人，死了都将成为好人。日本很多人认为，发动战争者已经“一死了之”。靖国神社中供奉的240多万战死者，不管是不是战犯，许多日本人都将其视为好人、英雄甚至神来顶礼膜拜。“靖国神社是唯一一个平民可以变成神的地方。过去的日本兵上战场之前告别的时候就两句话，一句是‘多立战功’，一句是‘靖国神社见’。”日本人对侵略历史缺乏中国人与韩国人眼中的深刻反省，与这种“靖国情结”有很大关系。

然而，问题是日本人对罪恶的“耻感”尽管存在，却在当代更多地表现为面对西方人——当年打败日本、让日本有劣等感的国家。而对于东方人，却因为内心的优越感而变得越来越淡薄了，不在乎亚洲邻国怎么看自己。这恰恰是日本人“自我认知”中最大的问题。

比较日本人的“自我认知”与中国人的“日本认知”，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人眼中的日本和日本人眼中的日本已经出现了重大差异：中国人认为日本是精神上不独立的国家，其实日本有自己一整套有关外交、政治与安全领域的自主与尊严的观念系统；中国人总认为日本是“小日本”（中国人印象中的“蕞尔小国”日本，领土面积与云南省相当，实际上却比英、法、德等传统西方大国都要大），但日本在经济上从60年代开始就已经不是“小国”，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也将继续维持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雄厚实力和地位；中国人认为日本应该正视历史，但日本人却自有一套“忏悔观”和“生死观”。在政治上，日本也不满足于“中等国家”的地位。从小泉政府开始日本积极致力“入常”到安倍政府的“俯瞰地球仪外交”，从安倍上任后连续六年军费的增长到想要在2021年之前完成修宪目标的政治预案，日本将是中国崛起进程中越来越具有挑战性的战略对手。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