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讲师杨久成、方珂在《日本学刊》2018年第1期发表《日本众议院大选与未来政局走向》（全文约2.2万字）。

文章认为，第48届众议院大选凸显了日本代议民主制重形式而不重实质的工具主义色彩。各政党优先考虑政局而非民意，竞选政策鲜有亮点。民进党选前分裂，在野党各自为战，自公执政联盟得以巧胜。选举结果不具有转折意义，所带来的政局变化主要是在野党势力的此消彼长。有望超长期执政的安倍内阁，短期内将优先应对朝鲜“威胁”，小幅改善对华关系，长期看仍将维持对内推动修宪和军事松绑、对外强化日美同盟和遏制中国的一贯路线。

  2017年9月28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召集第194届临时国会的众议院全体会议，宣布正式解散众议院。安倍在临时国会伊始强行解散众议院，遭到日本各界反对。10月10日，日本国会发布众议院选举公告，第48届众议院大选正式拉开帷幕。10月22日投票结束，执政联盟不仅实现了议席数过半的选战目标，还维持了众议院内的绝对多数优势。

（一）选举过程

议会内外围绕政策争取多数支持是代议民主的灵魂。然而，在日本政治实践中，代议民主“所强调的多数主义却被庸俗化地演绎为控制多数就可控制政权，并将此固化为政治的最高目的”。无论是仓促的大选安排，还是各党政局优先的竞选政策，原本应“求信于民”的选举演变为一场为获得选票而操控大众的“政治秀”，使选民从国家主权者转变为政党控制政权的手段，工具主义色彩鲜明。在此情况下，安倍继续执政对选民而言不过是两弊相衡取其轻的权宜之选。

1.缺乏广泛认同的大选安排

2014年12月第47届众议院举行大选，议员任期至2018年12月。进入2017年，日本政局开始朝着不利于安倍内阁的方向发展。一系列丑闻持续发酵，安倍内阁支持率急剧下滑。民进党、日本共产党、自由党和社民党则根据宪法第53条规定，要求召集临时国会对安倍问责。安倍内阁一度岌岌可危。但此后随着民进党因党主席人事出现动荡和朝核问题升温，安倍内阁的政治丑闻效应有所下降，加之安倍于8月3日第三次改组内阁，内阁支持率开始止跌回升。为了逃避国会追究、反守为攻，安倍决定在召集第194届临时国会当天解散众议院。9月28日，内阁通过该决定，第47届众议院当即解散。尽管安倍声称此举是为了就增加消费税的用途变更和应对朝鲜“威胁”等求信于民，但实际上半数以上选民对此并不认可。

2.政局优先的竞选政策

2017年9月25日，安倍宣布将解散众议院，美其名曰“突破国难解散”。所谓“国难”，主要有两个：一是“少子老龄化”，二是紧张的朝鲜局势。“国难”一词将一内一外、一缓一急两个问题并列一起，渲染“内忧外患”，实则是强调日本需要自民党主导下的一个强势稳定的政权，以便推进修宪、扩军、集权、强化日美同盟等政策。自民党的选举政策刻意强调政绩而回避深层矛盾问题，避重就轻的特点十分明显。

公明党的竞选口号是“减轻教育负担”，选举政策强调“自公”政绩的同时，将重头戏放在民生议题上，如强化社会保障制度、实施消费税增税的配套税率减免措施、改善劳动条件、支援中小企业、促进灾区恢复振兴等。对于“新安保法”、《特定秘密保护法》以及“森友学园”和“加计学园”丑闻、核电站存废等敏感议题并未涉及。作为自民党的盟友，公明党一方面需要维护自公执政联盟，另一方面又要强调公明党对自民党的牵制和纠偏作用，试图在自民党和选民之间左右逢源。

保守派阵营中的希望之党、日本维新会，在修宪、“新安保法”、应对朝鲜“威胁”等议题上与自民党立场趋同，甚至一些政见更为激进。但是，为了突出与自民党的不同，两党又在“带给日本希望，带给日本变革”和“冻结提高消费税”的竞选口号下，提出暂停提高消费税、支援中小企业、推动免费教育、强化社会保障等诸多措施。两党的竞选策略，是既要迎合保守势力、大企业和富裕阶层，又要取悦中低收入者，还要巩固地方执政基础。但是，这些目标本质上是相互抵牾、难以兼顾的。

革新派阵营中的日本共产党、立宪民主党、社民党的竞选口号分别是“正道政治”“合力创造未来”“守护、灵活运用宪法之政治”。三党在反对提高消费税，废除核电，反对修宪，废除“新安保法”、《特定秘密保护法》和“共谋罪”，坚持“专守防卫”、反对行使集体自卫权，彻查“森友”“加计”问题，反对废除农业补助，强化收入再分配，禁止企业团体政治献金等一系列问题上，与自民党立场针锋相对。然而，除了反对削减社会保障投入、农民收入补贴以及限制公权等政策外，许多政策与保守派在野党相比，特色并不突出。

3.利弊相衡的权宜之选

大部分选民不赞同提前解散众议院。《每日新闻》《产经新闻》《读卖新闻》的选前调查结果显示，安倍内阁的不支持率高于支持率3.8—9.4个百分点。自民党的支持率在28%—34.5%之间，而回答无支持政党的比例在27.9%—39%之间，两者相当。

关于是否对新成立的希望之党有所期待，《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产经新闻》的选前调查显示，有所期待的受访者在34.6%—36%之间，不期待的在50%—60.7%之间。对于原民进党分裂后成立的立宪民主党，《读卖新闻》调查显示，对该党有所期待的受访者仅占28%，远低于64%的不期待率。可见，选民对于新党迭出感到了厌倦。同时，选民也不支持在野党单纯出于竞选目的而进行整合和合作。

《每日新闻》调查显示，48%支持安倍内阁的受访者是因为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相反，不支持安倍内阁的受访者中仅有7%认为其他人选或内阁更好，87%是因为不赞同安倍本人及其政策。换言之，虽然不见得认可安倍、自民党及其政策，许多选民仍然认为安倍和自民党执政强于在野党。因而，43%—70%的受访者仍然希望“自公”联合执政或者以自民党为主吸收其他在野党的联合执政。

（二）选举结果

根据2017年7月16日实施的新《公职选举法》，第48届众议院较上届减少了10个议席，共465个议席，每区一名候选人当选的小选区有289席，每区多名候选人按得票数排序当选的比例选区有176席。10月10日大选公示，民进党未公推候选人。10月22日投票结果显示，投票率为53.68%，共计七个政党及无党派获得了议席。执政联盟继续维持独大态势，而在野党势力分化明显。

1.在野党分化导致执政联盟渔翁得利

2012年众议院选举，自民党和公明党大胜并重新执政。2013年参议院选举和2014年众议院选举，执政联盟继续保持优势。为了摆脱不利局面，以2015年共同反对“新安保法”为契机，在野党开始摸索“在野党共同斗争”模式。2016年以后，在野党逐步形成了以第一、第二大在野党民进党（及其前身民主党）和日本共产党的“民共合作”为基础，以协调政策和共同推选候选人为主轴的选举合作机制，并接连获胜。对于在野党之间合作尤其是民进党与日本共产党的“民共合作”，民进党保守派一直持反对态度。在野党按照意识形态重整为保守阵营的希望之党、日本维新会和革新阵营的立宪民主党、日本共产党、社民党，以“民共合作”为主轴的在野党选举合作宣告失败。选战形势由执政联盟对在野党多党合作的旗鼓相当的局面演变为执政联盟和在野党保守阵营、在野党革新阵营的一强二弱的三方混战。

2.“自公”合作带来执政联盟巧胜

从议席获得率看，执政联盟共获得313个议席，占67.31%。在野党及无党派仅获得152个议席，占32.69%，不到执政联盟的一半。但是，小选区执政联盟得票率为49.32%，在野党及无党派为50.31%；比例选区执政联盟得票率为45.79%，在野党及无党派为52.9%。执政联盟的得票率均低于在野党及无党派的得票率。换言之，执政联盟以较少得票获取了更多席位。之所以如此，“自公”选举合作起了很大作用。

小选区无论候选人多少，只有得票最高的一个候选人可以当选。如果支持的候选人当选无望，选民容易实施“策略投票”，即退而求其次，支持政见相似且最可能当选的候选人。因而，小选区制度有利于大党，不利于中小政党。本次选举中，自公两党仅在明显具有优势的小选区推举己方的候选人参选，己方不参选的小选区则呼吁本党后援组织和支持者投票给对方的候选人。通过协调候选人，双方做到优势互补。由于自民党的支持基础远较公明党雄厚，公明党推举的小选区候选人很少，大部分小选区推举的都是自民党的候选人。公明党的支持母体、宗教法人“创价学会”拥有教众1700余万。公明党放弃参选的小选区，该党的选票成为自民党的潜在票仓。此外，作为“贯彻以人为本的开放式国民政党”，与公明党的合作也为自民党争取了一部分中间选民的选票。因此，虽是小党，公明党的选票对自民党小选区候选人顺利当选也是弥足珍贵甚至不可或缺的。

比例选区的席位划分与各党在该比例选区的得票率直接挂钩，对中小政党更为公平。本次选举中，为补偿公明党潜在选票支持，自民党的小选区候选人要求支持者在比例选区投票中支持公明党，使得公明党的比例选区得票率高于其潜在得票能力。NHK的投票后民调显示，7%的自民党支持者将选票投给了公明党。对于一个小党而言，这一数值具有重要意义。可见，“自公”选举合作对双方都有利，起到了“1 1>2”的效果。

在野党和无党派参选人在小选区共获得63个议席，占21.8%，远低于50.31%的得票率。由于选票分散，除了63个当选议席外，其他小选区的选票由于候选人落选，都成了没有实际效用的死票。在野党的死票率显著高于执政联盟。

3.政坛变化表现为在野党实力对比的此消彼长

执政联盟共获得313个议席，超过2/3（即310席）的绝对多数门槛，但较选前减少了5席。其中，自民党284席，与选前一样。公明党29席，减少了5席。在总议席削减10席的形势下，整体而言，执政联盟受到的影响不大。虽然自民党议席单独过半数，公明党议席相对减少，但是公明党对于执政联盟维持众议院2/3优势、获得中间选民支持仍然至关重要。而且，公明党在参议院中拥有25席，为第三大党。因此，执政联盟的合作机制仍将继续起作用。

在野党及无党派人士共获得152席，较选前增加5席。但是，考虑到7名原民进党籍议员放弃参选，实际上与选前基本持平。在野党及无党派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内部势力版图的分化重组。

（三）大选后的政局走向

大选后，自民党内外均无强有力对手的安倍实现超长期执政将是大概率事件。在此基础上，未来，安倍政府除在经济、民生等领域试图有所建树外，将优先处理朝鲜“威胁”问题，适度改善对华关系，但从长期看，对内推动修宪和军事松绑，对外强化日美同盟、遏制中国，仍是其既定的政治路线。

1.在野党加速分化重组，安倍或实现超长期执政

由于选举失败，希望之党内部凝聚力急剧下降。议席大幅增加的立宪民主党成为在野党的中坚力量，加强对联合政权的攻势，继续巩固与日本共产党、社民党等革新派在野党的合作，积极收编原民进党籍无党派议员、中左派议员等政治势力。同时，鉴于原民进党因党内政治理念不一而导致分裂，立宪民主党党主席枝野幸男明确表示，该党不会参加永田町议员的“凑数游戏”。今后，在野党势力以立宪民主党为中心，如何兼顾规模效益和政治理念推动重组整合，令人关注。

2016年7月10日，自民党在参议院改选中大胜。加上选后入党的议员，自民党时隔27年再次实现参议院单独议席过半。安倍的超长期执政构想开始浮出水面。2017年3月5日，自民党党员大会正式将党总裁任期由“连任二届六年”修改为“连任三届九年”，为安倍长期执政扫平了党内制度障碍。本次大选胜利，为安倍超长期执政奠定了基础。众议院议员任期四年，本届议员至2021年11月届满，晚于此届自民党总裁任期结束时间。如此一来，若无大意外，党外缺乏强有力的反对党牵制、党内维持一强态势的安倍便可超过桂太郎任首相2886日的纪录，成为日本宪政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

2.修宪进程或面临变数，朝鲜“威胁”日益被工具化

自民党1955年成立以来，修宪始终是其党纲中最基本的政治内容。安倍深受鼓吹“自主宪法论”的外祖父岸信介等人的影响，对于修宪问题更是念兹在兹。但是，修宪门槛很高，安倍面临三道难关需要突破：一是如何说服公明党通过修宪动议。二是如何争取在野党支持通过修宪公投。三是修宪日程难以协调。安倍此次大选后针对修宪问题也表示：“一切要由国民公投决定，重要的是能让各位国民深化相关认识。”态度相较4月份有所缓和。但是，修宪是安倍最希望成就的政治遗产，加之选后修宪势力在众参两院均超2/3多数，安倍仍会想方设法地推动修宪进程。

如前所述，安倍提前解散众议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丑闻影响持续发酵的情势下反守为攻，摆脱执政危机。朝鲜“威胁”作为所谓两项“国难”之一，成为其强调政权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借口，以至于麻生太郎直言“自民党大胜是朝鲜的功劳”。为了兑现竞选诺言，安倍政府选后势必会更积极地应对朝鲜“威胁”。而且，应对朝鲜“威胁”本身也是推动军事松绑的有力工具。 1995年以来，日本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为自卫队松绑、强化日美同盟、干预地区事务的举措，如出台《周边事态法》，两次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四次修订《防卫计划大纲》等。此次安倍赢得大选，稳定了国内政局。未来一旦美国对朝动武，日本可以更加从容地为协助美军开展相关军事行动。当然，朝鲜或许已经拥有核弹头和运载能力，战端一旦开启，日本恐怕无法再像朝鲜战争时那样置身事外。加之可以预见的巨大人员伤亡和难民流入压力，以压促谈仍是日本的优先选择。

3.日美同盟继续强化，对华关系或小幅改善

2012年安倍复出后，日美同盟大踏步向前发展。五年来，安倍政府成立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对应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通过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修订2015年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出台“新安保法”、与美国签订新《日美防务物品服务相互保障协定》等，扫清了制约日美同盟发展的制度性障碍。日本自卫队在日美同盟框架下被赋予更多作战任务，作战范围也摆脱了地域限制。日美新设常态化的同盟协调机制（ACM）和联合作战规划机制（BPM），加强情报侦察、反导、海上安全等传统领域的安全合作，拓展太空、网络等新领域和非战争军事领域的安全合作，加大联合训练和演习的力度、深化军事技术合作，扩大营区、训练设施共同利用和联合后勤的范围。

就中日关系而言，2012年安倍第二次上台以来，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提出日美韩“铁三角”、日美印澳“民主安全菱形”等战略构想。在特朗普的亚太战略尚未定型时，安倍政府极力向特朗普推销所谓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2017年11月6日特朗普访日期间，日美围绕如何确保“印太”地区的自由和开放确定将推动三个方面的战略合作，标志着日美同盟地理范围已正式扩大至印度洋地区，拉拢印度等国遏制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同时，中日之间的经济、文化、社会联系早已今非昔比，两国诸多利益相互交融也使安倍在对华接触时有灵活务实的一面。大选获胜后的安倍希望稳住对华政治关系，借力双边经贸关系解决国内经济民生问题，为实现超长期执政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是，这种改善更多只是强化对华接触的短期战术调整，无法扭转安倍强化对华遏制的长期战略。中日关系还会面临许多挑战。

总之，此次大选从选举过程看，是一次存在程序瑕疵的“召集即解散式”的提前大选，各党派竞选政策优先政局考虑，未能充分表达各自政治理念，不无迎合甚至操纵选民之嫌。选民大多消极地从执政能力而非政策角度选择支持安倍继续执政。大选体现了浓厚的基于政治功利考量的工具主义色彩。从选举结果看，安倍实现国政选举“五连胜”，执政优势地位继续得以保持，日本政坛向“1996年体制”下的“准一党优位制”甚至“1955年体制”下的“一党优位制”回潮态势明显。从未来政局走向看，安倍在自民党内外的优势地位将为其超长期执政奠定基础，其政策重点仍将放在修宪、军事松绑、联美遏华等方面，以提振民心士气“找回强大日本”。在此过程中，朝鲜“威胁”的工具化倾向将日益突出。但日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长期疲软，继续奉行对华遏制政策，将对中日经贸往来造成冲击，进而给日本振兴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使日本战略目标与手段之间的错配愈发明显。在201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之际，安倍能否借大选胜势，延续2017年下半年以来谋求改善对华关系的积极姿态，为双边关系健康发展营造良好氛围，考验着其政治智慧和担当。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