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武寅研究员在《日本学刊》2018年第4期发表《论中日新型国家关系：形成背景、基本特点与核心理念》（全文约0.8万字）。

武寅认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年后，中日两国的实力对比和双边关系格局发生了新变化，双方进入战略博弈期。中日新型国家关系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双边关系更为复杂，有时甚至面临严峻的考验。二是双边关系一般不会超出“斗而不破”的底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双方应严格恪守四个政治文件，实现真正的平等互利双赢，这是中日新型国家关系的核心理念。

40年来中日关系伴随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在各种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了两个突出特点。一个是动荡起伏，一个是并没有超出“斗而不破”的底线。

第一个特点集中表现为，在历史认识问题、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等一系列涉及中日双方重大利益的问题上，两国表现出严重的分歧甚至对立。2012年日本政府将钓鱼岛“收归国有”，两国关系随之跌入谷底。日本的军事冒险也开始步步升级。中国在钓鱼岛领海内的常规巡航被日本视为挑衅，每一次例行的舰机巡航，日本都要做出过激反应。中国出动一架飞机，日本就要出动两架进行拦截。到后来觉得两架不够，又增加到四架。自1958年日本航空自卫队开始执行此类任务以来，首次采取这种态势，双机跟踪，双机监视，使攻击性态势更显强硬，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大为增加。与此同时，日本还多次要求美国承诺《日美安全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加大遏制中国的筹码。

在东海局势持续紧张的同时，日本又在南海问题上与美国联手参与所谓“南海仲裁案”，企图借菲律宾之手打压中国。另外，日本政要还频繁地访问东南亚有关国家，主动为其提供物质和军备援助，对这些国家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产生了副作用。日本还与其他国家在中国周边频繁地进行各种联合军演，如日美联合军演、日美韩联合军演、日美印联合军演等。日本这种以邻为壑的做法，以及在军事领域咄咄逼人的态势，使中国周边险象环生。中国为防不测，不能不加大防卫力度，而日本又以此为借口，再次提升其军事动作的级别。如此轮番升级，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大大推高了武力对抗的风险。

新时代中日关系的第二个特点是，双方并没有超出“斗而不破”的底线。这与第一个特点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使中日关系从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扑朔迷离、难以预测的复杂状态。但也正是因为第二个特点的存在，蕴藏着推动中日关系低谷转圜的内在条件与可能。形成第二个特点的根本原因是，中日两国对双边关系的重要性都有清醒认识，从而在处理自身利益与双边关系矛盾时，不失理性和正面的选择。比如在双方军事动作轮番升级的领域，为防不测，两国一直在探讨有效的危机管控机制，以防止正面冲突的发生。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两国都在努力推动交流规模的扩大和交流质量的提升。

日本在追求大国目标与处理对华关系的过程中，有一种无法摆脱的矛盾心理。它既不愿意放弃前者，也不愿意搞坏后者，因为知道搞坏后者对自身并没有好处。正如当年田中角荣审时度势，把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为首要的外交课题时，谈到中国对日本的重要性，他说：“对日本来说，过去一百年的政治总是与中国密切相关的，中国问题常常是日本政治的基点，日本政治撇开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正是因为中国对日本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加上两国之间战略互信的严重缺失，以及双方国家目标与发展预期的相互交叉与碰撞，诸种因素相互叠加，使得日本在处理中国崛起与日本发展的关系时，倍感纠结，顾此失彼，找不到一个万全之策。其表现在外交领域，往往是同一个内阁，或同一位政要，或就同一个事件，却出现了前后矛盾、心口不一、是非莫辨的现象。有些人一方面在正式场合一再表态说，中国的发展不是威胁，而是机遇，要以双赢的思想发展日中合作；另一方面又支持把“中国威胁论”写进官方文件，作为对华外交的指导思想。有些人一方面力推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态度强硬；另一方面又积极创造机会实现首脑访华，会晤中国领导人，当面表示日本愿虚心对待历史，对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巨大损害和痛苦表示深刻反省，今后愿继续走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不会改变。这些矛盾现象本身，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底线意识的存在。特别是当自身利益与双边关系的矛盾导致中日关系陷入僵局、走不下去时，底线意识会使双方在权衡利弊得失后做出的选择往往是转圜，而不是破局。甚至在一些敏感问题的处理上也能够看到这一特点，比如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问题。

每次日本政要的参拜都会引起中方强烈抗议和双边关系的恶化，而每次恶化又在日方的努力挽回和获得中方的呼应下得以缓和。2001年担任首相的小泉纯一郎，上台后表示要去靖国神社参拜，中方通过各种方式反复做工作加以劝阻也未能奏效。但是，他在竞选期间几次公开允诺要在8月15日当天参拜，后来顾虑中方的态度，把参拜日期从敏感日提前了两天，在参拜之后又主动向中国示好，托人带他的亲笔信向中国领导人解释。一个多月后他又亲自访华，下飞机后直奔卢沟桥，并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向中国死难者献花圈，表示要发展日中友好关系，从而使紧张的两国关系得到缓解，双方高层交往得以继续进行。之后是他再次参拜，造成两国关系再次紧张，日方又通过各种努力再次使中日关系得到缓解。直到2006年8月15日，小泉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进行了下台前的最后一次“双敏感参拜”，即在敏感日期，以敏感身份去参拜靖国神社。对此他毫不掩饰地说：“不管我什么时候去参拜，中韩都会抗议，干脆选择战败纪念日。”这种典型人物的近乎摊牌式的表白，暴露了日本决策集团在处理自身利益与双边关系矛盾时，乏有良策、疲于应对的纠结和矛盾心态。为了缓和因小泉的举动而再次紧张的双边关系，继任首相安倍晋三在就任伊始，即小泉参拜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访问中国，向中国领导人表示，日中关系正处在十字路口，双方如何应对将决定今后百年日中关系的走向。日中双方应该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为此，应使政治、经济两个车轮强力运转，把面向未来的日中关系发展到更高层次。安倍的访华及其表态，使持续紧张的中日关系再次得以缓解。

这种由动荡起伏和斗而不破交织而成的中日关系，最集中、最典型地反映出一个事实：经过40年的发展变化，在亚太地区，中日两强并立的局面已经十分明显，同时，两国对双边关系重要性的认识也更为深刻。而从另一个方面也引发了一种思考，即中日关系各种敏感问题的根本解决，归根结底靠的不是权宜之计，而是要构建起真正的战略互信。

今天中日两国面临的局面，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两国要继续践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宗旨，履行《条约》义务，就必须对《条约》的精神实质有更加深刻的领会，并在此基础上，找出一条符合时代特点和形势要求的、具体的实现路径。为此，首先要做的，就是摒弃零和思维，因为这是与《条约》宗旨背道而驰的，是滋生霸权主义的温床和土壤。其次，作为具体的实现路径，要真正去践行而不是只口头上提倡“平等相待”。这里所说的“平等相待”，不是一般的外交辞令，而是要把它提到战略的高度，其目标指向是要把零和式战略博弈转化为共处型战略平衡。“平等相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历史上，凡是提出平等要求的，往往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作为弱者很期待与强者平等，但是强者一方往往并不买账。

中日两国交往史上，第一次以官方身份提出双方要平等相待的，是日本遣隋使向中国皇帝递交的国书。国书中以“东天皇敬白西皇帝”“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这样的表达方式，表示了对朝贡外交的拒绝，委婉地提出日中两国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两国之间应该不分高低，平等相待。但是，对这种提法，中国皇帝并不认同。据史书记载，“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在隋炀帝眼里，日本只是蛮夷之邦，没有资格与天朝上国平起平坐。那时的中国是东亚文明的中心，也是被日本尊为师长、不断派人来学习的地方。

近代以来，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发展成东亚强国，而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国势日衰。这时的日本不再与中国讲平等，而是开始用武力逼迫中国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它要以武力凌驾于中国之上，做东洋霸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曾幻想自己作为战胜国，与其他战胜国包括日本在内，都应该是平等的，所以提出要求收回被战败国德国霸占的山东领土。中国并不想掠夺他国，只想收回属于自己的被占领土，却未能如愿以偿。日本取代德国，强行霸占了这些领土，不但拒不还给中国，而且还威胁利诱迫使中华民国政府与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军国主义更是将战火烧到全中国，在中国的国土上炮制傀儡政权，实行“三光政策”，进行人体实验，制造屠城血案，把恃强凌弱的帝国主义政策发展到极端。可见，讲平等是需要条件的，弱者是很难有资格讲平等的。

可以说今天的中日两国，与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都真正具备了平等的条件，不但最有资格，同时也最有必要、有责任讲平等。可以说，平等相待、和平发展、互利共赢是中日新型国家关系的核心理念；是对《条约》宗旨的践行和发展；是作为东亚强国的中日双方不谋求地区霸权承诺在新时代、新的历史条件下最好的实现途径。

事实上，在《条约》的具体条款中，对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已有明确的表述，如《条约》第三条明确写道：“缔约双方将本着睦邻友好的精神，按照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第一条第2款写道：“缔约双方确认，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但是，在《条约》中，这些条款只是作为条约正文一一并列，并没有说明各项条款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

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温《条约》的宗旨和精神，认真领会它的深刻内涵和现实意义，可以体会到：“和平条款”与“反霸条款”之间是一种彼此呼应、互为条件的关系，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要履行不谋求地区霸权的承诺，就必须践行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只有平等相待，和平共处，摒弃零和思维，不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解决彼此间的矛盾和争端，才能真正做到减少误解、误判，增进战略互信，使双方各自的国家目标和发展预期从交叉碰撞转化为互利双赢，使地区霸权主义没有藏身之处和落脚之地。

当年，邓小平副总理在条约批准互换仪式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讲话说，维护《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各项原则要言必信、行必果。他重申：“中国永远不称霸，现在不称霸，将来实现了四个现代化，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决不称霸，这是毛主席生前为我们规定的国策，并已明确载入中国的宪法。”虽然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但中国的立场是一贯的、坚定的、清楚的。中国不仅有履约的义务，有历史文化传统的支撑，而且有法律制度的保证。

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表现已经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中日关系除了和平友好之外，别无选择。新的形势赋予了“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新的时代内涵，让它超越了经济文化和人员往来的层次，向着全方位性、战略性高度迈进。作为《条约》宗旨的时代表达，不走霸权主义的道路，绕开各种各样的“陷阱”，探索一条国际关系发展的新路，这不仅是对中日两国关系和地区和平的贡献，而且是在世界范围内，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社会发展新模式的探索和贡献。中日两国只有真正站在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战略高度，相向而行，平等相待，合作共赢，才是对《条约》宗旨和义务的真诚履行，才是真正对双方、对亚洲、对世界，也是对历史、对现在和对未来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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