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北京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云在《日本学刊》2018年第6期发表《日本对台湾战略认知和政策的学理与历史考察》（全文约1.7万字）。

作者认为，台湾问题涉及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近年来随着中日关系的动荡，日台关系的敏感性进一步提高。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小动作不断，对中日建立互信构成很大困难，严重干扰了中日关系的大局。日台关系和日本对台政策作为台湾问题的外部因素中仅次于美国的变量，成了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关注的热点。现有研究多囿于日本是否“亲台”或者“反中”的双边框架内进行分析，对于日本在国际体系中如何认知台湾问题的演变过程缺乏关注。日本对台政策的知识基础主要建立在日本从对国际体系认知中派生出的对台战略认知上，考察日本对台战略认知和政策的历史变迁，探索两者之间的关联性，超越原有认知框架并创新研究视角，或将有助于更加有效地在对日外交中处理好台湾问题。

冷战及其结束后一段时间，国际关系很大程度上由战略环境结构决定。同样，日本对台湾的战略认知和政策主要从日美同盟的动态中衍生，日本对台认知和政策主要属于被动应对型。但是进入21世纪后，日本的国家认同和外交都在经历转型，非战略环境因素开始进入日本国际战略考量，中日关系也随之受到影响。

日本战败后放弃了战前追求军事大国的国家认同，20世纪50年代初冷战降临东亚，《旧金山和约》不仅拉开了日本全面融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序幕，也标志着“美国的盟国”这一战后日本政治层面国家认同的开始。吉田茂敏锐地察觉到在日美同盟的政治框架下专心发展经济是唯一可行的道路，以安全上依靠日美同盟、专心发展经济为核心的“吉田主义”（Yoshida Doctrine）重新定义了战后日本新的国家认同的两大主要内容，即“美国的盟国”和“经济大国”。这个新认同在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逐渐被全社会所接受，70年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进一步巩固。在国际上，日本的新国家认同也被美国默认，日本的安全政策最初主要建立在日本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以换取美国保障日本安全的承诺上。冷战中，日本几乎生活在日美同盟的“温室”内，既不需要认真研究国际形势，也没有构建自主国际战略的必要性。直到70年代中期，日本没有发布过防卫计划大纲和防卫白皮书。

“吉田主义”虽然有效地帮助日本重返国际社会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其本身却包含着内生的矛盾。一方面，坚持“吉田主义”为日本战后确立经济大国的国际认同在经济层面提供了支柱，也部分意味着日本放弃了做传统大国的选择；另一方面，“美国盟国”这样一个简单的定位长期以来使日本回避了在政治层面对国家认同进行再定义的关键问题。日本在国际政治中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一“政治认同缺位”始终存在。尽管不希望再次成为军事大国，但不少日本政治精英和国民的潜意识中仍然保留着希望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心理需求，并期待经济大国的地位会加速其到来。

冷战后，“吉田主义”的“政治认同缺位”开始表面化。日本尽管为海湾战争提供了13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却没有得到美国和国际社会感谢，这让日本人意识到经济大国不会自然带来国际地位和世界尊重。日本国内开始出现讨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国家、担负起什么样的国际责任的热潮。小泽一郎提出的日本应当担负与经济地位相适应的国际贡献的“正常国家论”，促使人们进一步反思日本的安全政策。1992年，自卫队首次被派遣到海外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的朝鲜核危机对日本原有的、不参与军事安全合作的绝对和平主义安全观念构成了现实挑战，使其进入了所谓的“不情愿的现实主义”（reluctant realism）或者说 “务实现实主义”阶段，日美制定了新的防卫合作指针。日本对国家认同的再定义拉开了帷幕。

进入21世纪，中国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加速了日本国家认同的再定义进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上海合作组织建立、2005年中国的涉日游行以及日本“入常”失败等情况，使日本再次感到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低下，以及亚洲外交的不成功。换言之，日美同盟并没有自动带来国际社会对日本政治地位的承认，这些沮丧让日本开始追寻新的国家认同。

2005年中日关系恶化对日本进行国家认同再定义起了关键的催化作用。2005年5月安倍晋三作为日本自民党代理干事长访问美国，曾与美方谈及中国的涉日游行。他认为日本已经就历史问题多次道歉，指出游行的根源是中国国内的反日爱国主义教育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构性问题。此后，安倍在竞选中又提出“脱离战后体制”，在其看来，制造出一个“不民主”“缺法治”的中国形象正好成为日本寻求新的国家认同时最为便利的“反面教材”。以之为基础，安倍在第一次上台后提出了“价值观外交”。该外交理念让日本自然没有改善对华外交的动力，而其也表明，日本开始思考自己需要展示与中国的差异性来获得新的外交支柱。

2005年后，日本转向价值观外交的趋势日益明显。安倍曾指出，日本的魅力在于价值观，以及同亚洲各国共有的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包括日本与印度、澳大利亚以及美国等具有民主主义价值观和亲近日本的国家的合作。2006年11月，麻生太郎外务大臣在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发表题为《建设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演讲，提出需要在现有的日美同盟与亚洲外交基础上给日本外交加上一个新支柱，即价值观外交和建设“自由与繁荣之弧”。2007年的第166次国会上，麻生太郎又再次确认了“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支柱作用。学术界也开始积极参与讨论，有人认为日本战后秉持民主与自由以及基本人权、法治原则，谦虚地进行国家建设并为世界做出贡献，战后一次也没有展示过好战的情形。也有政治家开始指出，即使由于战争原因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出现问题，日本也是保持低调和沉默，静静等待风雨过去，而这样反而给世界造成了日本有错的印象。

在日本国家认同的再定义和外交转型过程中，台湾被视为与中国大陆形成鲜明对比的价值观“正面教材”，日本的对台认知和对台政策中也从此掺入了意识形态因素，即“民主自由的台湾”是日本天然的伙伴。2015年7月29日，安倍晋三在参议院特别委员会上回答有关日台关系的质询时说，“台湾是共有基本价值观的伙伴，重要的朋友。”同年8月，安倍在纪念战争结束70周年的谈话中表示：“我国将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以及（中国）台湾、韩国、中国等亚洲邻居人民走过的苦难历史铭刻在心……我国坚定不移地坚持自由、民主主义、人权这些基本价值，与共享该价值的国家携手并进，高举‘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帜，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较之以前更大的贡献。”这是日本首相首次在“终战纪念日”讲话中提到台湾，而且将其与主权国家同列，甚至名次也在韩国、中国之前。安倍此举可能含有希望利用价值观外交重新定义日本外交格局的意图。

价值观等意识形态因素在近年来开始明显占据日本对台认知的空间，甚至有可能使将来的日台关系发生质的变化。接下来主要以近年来日本国会中“亲台”议员对政府施压提升日台关系的具体案例来分析。

2013年11月8日，众议员中津川博乡向安倍政府提出《对与台湾缔结邦交的质问书》，指出尖阁（中方称为“钓鱼岛”）、竹岛（韩国称为“独岛”）以及朝鲜绑架日本人等问题给日本周边外交带来困难，日本需要认真考虑强化与世界上最为亲日的台湾的友好关系。他进一步要求政府表态是否愿意与同为民主“国家”的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在安保领域与台湾强化包括集体自卫权在内的伙伴关系。对此，安倍内阁的回复仍然维持了一贯的立场，即“台湾是与我国（日本）之间保持经济和社会层面紧密交流的重要地区，与台湾保持非政府间的实务关系，是政府的基本立场，对于日台之间发展坚实的经济与社会方面的实务关系表示期待”。

2014年2月10日，众议员江口克彦向安倍政府提出质询，认为安倍的国家安全战略和积极和平主义理念中提及的强化外交安保合作举措，完全没有涉及台湾，建议政府应该参考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制定《日台关系基本法》。安倍政府回复认为：“我国（日本）关于和台湾的关系以《日中联合声明》第三条为基础，日本与台湾保持非政府的实务性关系。以这一立场为基础，我国期待与具有紧密经济关系和人员往来的伙伴台湾持续发展实务关系。”

2015年5月11日，江口克彦再次提出《对日台关系与制定日台关系法的质问书》，认为在美国不做世界警察，朝鲜、中国威胁日本安全的情况下，仅依靠日美安保体制不足以保证日本安全，因此有必要对日台之间外交关系通过立法来确定。日本政府的回复除了重复原则立场外，表示迄今为止没有谈论过涉台立法问题。2016年1月16日，蔡英文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发表谈话称，日本愿意与共享价值观的重要伙伴台湾发展非政府的实务性关系并深化交流，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

笔者认为，以下三点值得我们思考。第一，平衡看待2005年后日本外交向价值观外交转型过程中对台政策变化以及日本右翼保守政治力量在日台关系上的影响力。一方面，需要看到日本以强调与台湾共享价值观为理由强化双边关系的逻辑今后有可能随着日本政治主流的右倾化而日益明显，对此有必要提高警觉。另一方面，也需要看到日本在战略上依靠美国的结构没有本质变化的情况下，日本国内在台湾问题上的意识形态争论结果很难成为决定其国际战略的关键因素，换言之，日本领导人是否“亲台”，不会超越日美同盟框架成为日本对台政策的决定性因素。

第二，极右政治力量在日本政坛始终存在，他们亲台反中的政治倾向很难改变，但同时也要看到他们对日本外交的影响也有限。日本极右政治势力总体在走向衰落，支持台湾独立、要求制定《日台关系法》的呼声主要集中在几个议员身上。他们一般会在中日交恶、两岸对立的时候找机会对政府施压，但这些极右政治势力的涉台提案大多属于意识形态“噱头”，并没有实质内容。例如上文提到的江口克彦做了一届议员就于2016年宣布退出政坛。

第三，要分清日本的右倾化主要是政治右倾化而非整个社会右倾化。极右政治势力声音虽响，但并没有进入权力中枢，日本社会也并不认同这些政治势力的极端主张。以石原慎太郎为例，尽管在2012年利用钓鱼岛“国有化”极大地煽动了日本民族主义并导致中日关系跌入谷底，但他希望借此机会组建新党问鼎首相的计划则以失败告终：他的极右政党在选举中失败，本人最后也宣布退出政坛。日本极右政治力量以及整体右倾化的日本政坛实际上面对的最大敌人是保守的、很难被政治动员的日本社会。

日本国家认同转型并不意味日本原有的以“吉田主义”为核心的国家认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是处于重要的变动期。日本是一个充满悖论的国家，一方面民众希望日本发挥更大国际作用，另一方面却反对政府推进安保法案的改革；一方面民众担心中国快速发展带来的对日挑战，另一方面对于政府宣传“中国威胁论”并不完全信服；一方面在领土问题上民族主义似乎不断高涨，但另一方面国民的传统国家观念却在不断弱化。与此同时，也要看到日本社会在朝着“后现代化”转型中对于外交中的价值观因素的重视倾向在增强，这客观上造成日台社会之间亲近感增加，但还不足以在政策上推翻主流政治精英和知识界的对台认知和政策判断。但是，中日关系波动过大会推动日本对台认知“意向”从原来的消极应对型对台政策向积极主导的方向发展，例如强调日台之间的共有价值观，通过走“灰色地带”打擦边球的方式把日台关系作为牵制中国的一个手段。尽管这些行为的后果目前不会超过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作用，但是双方在公开表态上的激烈对抗会加深双方之间的误解和对立。反过来，如果中日互信相对改善，则有助于抑制日本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消极行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